摘要：當前情感類電視談話節目在困內各級電視臺熱播，主要因為這獎節目同時滿足了公眾和制作機構的多種需求.但是情感類電視談話節目一直在刻意回避節目本身存在的講;問題和矛盾，事實上，只有進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感類訪談節目的策劃和制作方式，才能讓情感類談話節目迅速.健康地發展。

　　關鍵詞：談話節目 煽情化 《藝術人生》

　　一.以《藝術人生》為例揭示電視談話節目的煽情化現象

　　大型情感類談話節目《藝術人生》 從2000 年年底開播至今， 以其內容的真實與欄目風格的平和牢牢站在了收視排行榜的前沿， 主持人朱軍與節目相互襯托 ，相得益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藝術人生》成就了朱軍， 同時朱軍也成就了《藝術人生》。

　　《藝術人生》是一個談話性欄目，帶有濃厚的紀實性質， 每期節目全長50分鐘，相當于半部電影的長度，節目不僅能夠清晰地敘述人物經歷，還能突出個性品格，深入感染眾多觀眾。從創辦至今，《藝術人生 》的節目中不乏好作品 。比如《 陳凱歌》《 秦怡》《劉歡》《生于六十年代人》 以及轟動一時的主體策劃節目 《紅樓夢再聚首》 贊聲一片 ，可是在贊譽的同時我們卻越來越多地發現情緒化的抒情已經成為了貫穿節目的基調，用嘉賓的傷痛來逼出嘉賓的眼淚幾乎成了殺手锏。可是這種殺手锏觀眾并不買賬，比如在《紅樓夢再聚首》中，對歐陽奮強的采訪，非要拿出歐陽奮強的喪子之痛來說事，惹得歐陽大男人當場哽咽。說實話，這樣的段落雖然泛起了一些感動。可是同時泛上來的還有作秀的感覺。電視評論專家尹鴻認為談話節目應該做到“ 知情趣意 ”相結合，提高內容的含金量，以此打動觀眾，光有煽情不夠。煽情表演只是包裝，談話應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

　　對熱點焦點問題的探討。目前有的節目形態模式化，光靠賺取觀眾一把眼淚已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加強個性，提高節目質量才是關鍵。

　　電視談話節目在中國的發展時間不過十年，由于處于探索與開拓時期，在十年之間有影響力的電視談話節目并不多見，而《藝術人生》就是少有的形成了較大影響力的節目。《藝術人生》的對于懷舊思維的重新發現和對懷舊手法的重視運用體現了當代社會的物質與文化現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懷舊的出現反映了特定的歷史內容。經濟與社會形態的劃時代變遷造成了人們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思想意識方面的巨大不適，精神上的失落、恐懼、懷疑、惶惑一旦不能在現實中找到答案，就有可能通過懷舊的手段實現對于現實的解釋和干預，藝術人生的興起正是對這一社會和文化巨變的必然反應，而節目本身也因為表現和順應這種趨勢而取得了成功。

　　精英文化的理想主義和懷舊主義，大眾文化的娛樂功能與大眾的消費需求互相交織，《藝術人生》處處體現了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也構成了《藝術人生》懷舊話語的內在矛盾性：那就是電視傳媒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調控機制的宣傳屬性與其作為大眾傳媒的重要形式的商業屬性，在精神實質和價值訴求上很不一致。 回憶所要高揚的理想主義和溫情主義與大眾傳媒的商業本質使得節目成為一個光怪陸離的復雜統一體，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內在的矛盾性不僅僅是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彼此拆臺，它本身就反映了在社會轉型年代大眾傳媒的現實困境。節目的理想化和庸俗煽情趨勢之間的矛盾只是這一矛盾的冰山一角，而節目本身所采取的文學化的敘事方式更是與談話節目的一般特征格格不入，這更加深了這一矛盾的深度。

　　二.后情感社會的悲情敘事

　　古語有云：“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無關風和月”，情感向來都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私密話題。然而，如今的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卻為這私密話題的廣泛實踐提供了一個現實的傳播空間。由此，我們的情感世界不再是昔日不可觸犯的禁地，聚集于此的人們可以津津樂道，也可以袒露于人，公之于眾。有學者將這一現象視作“私人話語走進公共領域”。而事實上，中國人向來都是以含蓄為美。

　　那么，為什么一貫含蓄的中國人如今卻能夠大方地將內心情感視作一種電視文本呢?細究之，這無疑涉及到當今的社會文化語境。自19世紀末開始，如火如荼的工業化進程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呈散沙狀的人們處在“一個被鋼筋水泥、不銹鋼、玻璃幕墻所建構的都市迷宮與危險叢林之中”哪，習慣于用符號化的面孔和表情來應對一切，而從一張張符號化的臉上，我們卻難以看到他們的內心情感。換句話說，現代社會塑造出了“孤獨的人群”，盡管人們之間的接觸越來越密切，內心卻越來越疏離。社會學者梅斯特羅維奇曾在其著作《后情感社會》中指出，“當代西方社會學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擬想的情感成為被自我、他者和作為整體的文化產業普遍操作的基礎”。而這種“后情感社會”的明顯標志之一，就是全社會已經和正在導向“一種新的束縛形式，在現時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人們的生活被文化產業普遍操縱，“不僅認知性內容被操縱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產業操縱了，并由此轉換成為后情感。”于是，情感在多數情況下都不過是被虛擬和包裝過程所消解的情感，喪失了哈貝馬斯所強調的溝通的真實性、真誠性和有效性。誠如一位學者所言，“根本

　　性的無情和對情感的本能渴望形成了當代個人存在的內在焦慮。因為無望尋找一條超越焦慮的現實出路，個人或者用美化舊日時光的虛擬性回想，或者用一種模式化的情感反諷來淡化或釋放自己的內在焦慮”。因此，對于迷茫的蕓蕓眾生來說，漸行漸遠的人間真情正合乎他們的需求。而毫無疑問，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適時地為人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整個過程稱為敘事。“敘事是人類理解世界和解釋世界的認知模式與表達模式之一，是人們按照日常生活經驗，尋求事件之間的特殊聯系，并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把事件組織起來形成某種與現實世界相關的意義。”其實，一類文本的盛行背后必定有著某些深刻的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或者毋寧說，文本的盛行總是暗合了某些社會需求，所有的文本都是特定語境中的文本，這也是傳播活動的內在規律，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正是其現實意義之所在。因而，《藝術人生》《魯豫有約>《真情旋律》《人間》《尋情記》等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蔚然成風并不偶然，它們都是后情感社會的必然產物。

　　三.傳播者：情感消費中的“互利共贏”

　　不可否認，對于日益淡漠的情感世界而言，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使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舞臺以及頗為宏大的擴張氣勢。而在這一舞臺上，其最具感染力的無疑是當事人的悲情故事、主持人的適時煽情，以及由此而釋放出來的火熱的情感效應——愛戀、焦急、失望、憤怒、悲傷、絕望……總之，林林總總的情感都在這里得以凝練與彰顯。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各種媒體的描述、曝光、激化，昔日被視作“圣潔”的情感如今亦漸漸淪為一種供人消遣和發泄的消費品，而其始作俑者顯然是我們的傳播者。通常而言，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傳播者包括媒介機構和參與嘉賓二者。其中，媒介機構負責節目的整個運作過程，而參與嘉賓負責講述自己的情感故事。那么，為什么媒介機構偏愛悲情敘事?而參與嘉賓又為什么樂于在眾目睽睽下敞開心扉說出自己的秘密呢?

　　毫無疑義，利潤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介機構應該生產什么類型的文本，文本的內容又應該如何安排。而在各種電視節目中，利潤就是由所謂的“收視率”決定的。正如布爾迪厄所說：“收視率是一個隱匿的上帝，它統治著這個圈子，失去一個百分點的收視率在某種情況下無異于直接走向死亡。”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電視媒介不得不仰賴普羅大眾以求得生存。因此，該怎樣判斷受眾的口味和需求并盡可能地加以滿足，已成為媒介機構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標。于是在這樣一個情感冷漠、終日惶惶的年代，以情感為基調和訴求的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遂成為眾多媒介覬覦的對象。就此而言，我們的情感也已經被自我和他者操縱為機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商品，而收視率直接決定著它的存亡。故而，一旦節目收視率下降，熒幕上彌漫的悲情因子也必將淡出人們的視野，而我們的媒介機構又將馬不停蹄地推出另一種類型的商品，以此來應對受眾偏好的日新月異。煽情化不僅是媒介機構用以攫取商業利潤的工具，對于參與嘉賓而言，它同時還是一個情感交流與宣泄的舞臺。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整個敘事過程顯然偏于煽情化，而這一敘事特色不同于常規意義上的抒情，它崇尚的不是現實主義的隱蔽抒情原則，也不是浪漫主義的直接抒情原則，更不是現代主義澆鑄于理性的抒情原則。它常常是在表達內容的基礎上漫溢性地進行抒情，從而導致整個作品情感的泛濫。凹因此，當我們為之唏噓不已時，情感的原有路徑實際上已遭到某種程度的扭曲。但是，我們的媒介機構和參與嘉賓卻在這一過程中達到了“互利共贏”。

　　四.受眾：情感交換中的“使用與滿足”

　　如上所述，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一方面為媒介機構攫取商業利潤提供了重要的途徑;另一方面，也為參與嘉賓提供了情感交流與宣泄的平臺。而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傳播者與受眾構成了傳播過程的兩極，傳播的終極目的在于傳播效果的實現，即文本的意識形態按照傳播者需要的方式為受眾所接受。

　　那么，受眾在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中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他們又為何熱衷于聆聽種種的悲情故事呢?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人的一切活動應該歸結于人的本能欲望的驅使。而美國的神經學家也通過實驗發現，人的大腦在涉及情感話題時受到刺激的區域與吸食可卡因后產生快感的區域相同。因為它們都會刺激大腦，使其出現令人產生快感的化學物質多巴胺。而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從中獲得了某種心理上的滿足。眾所周知，人是一種交換動物，因為人不能自給自足，每個人的需要都是通過他人來滿足的。按照社會學交換理論，人們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一個相互交換資源的過程，這其中也包括情感的交換。霍曼斯就把情感作為自己交換理論最基本的概念，并把情感互動定律作為社會交換的重要定律。進一步說，人并非經濟學家所以為的僅僅對金錢和物質感興趣。作為社會人，他們“用來交換的東西除去金錢以外，還有其他商品，包括認可、尊重、順從、愛戀、情感以及其他物質性不強的東西”。并且，在另一位學者布勞看來，情感交換能帶來一種內在的社會報酬，即心靈上的滿足，或愉快、或榮耀、或歡愛。吵故而，人們之間的情感交換與其說是基于利益，不如說是追求意義。更進一步說，其實，受眾并不是消極、被動的接受者，他們都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體，其媒介接觸活動也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所以，對于受眾而言，觀看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過程不僅是一個情感交換的過程，還是一個“使用”與“滿足” 的過程。

　　不容置疑，好奇心是人類行為最強烈的動機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證實，窺視欲即好奇心的一種變異形態，它就像一個心魔，隱藏于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從麥克盧漢到希區柯克，人們通常都把照相和電影看作滿足窺視欲的工具。而在電視媒介中，這種窺視功能顯然發展到了極致。日本電視學者藤竹曉說過：“大眾以電視為橋梁能夠接觸到以前無法接近的‘秘密’。這個‘秘密’往往被作為人的弱點的社會性暴露而提示在大眾面前。”同時，“大眾接觸這種‘秘密’的場所主要是家庭。家庭對于人們來說，是最安全的場所。大眾在最安全的場所目擊決定性的瞬間，接觸他人的秘密。”在這里，“秘密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隱私”。無可否認的是，任何一種生活方式的意義其實都來自于對“他者”的關系。

　　事實上，受眾不但可以在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家長里短中獲得一種窺視后的心理滿足，更重要的是，從各式各樣的悲情訴說中，他們還能夠獲得某種情感上的補償以及心態上的平衡。正如上文所述，隨著后情感社會的來臨，“城市冷漠病”漸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印記，而社會競爭的日趨激烈也使得人們的心理壓力和心態失衡驟然加劇。于是，一種對于情感的渴望與日俱增。正是基于這種情感狀態，受眾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通過接受不同的媒介產品來獲得情感上的撫慰和體驗。而借助于電視情感類談話節目的悲情故事，人們不僅聆聽了他人的秘密，也常常通過幻想中的角色置換來進入他人的私人領域，以獲得一種侵犯、擴張的快感。與此同時，這種換位思考引發的同情和憐憫也易于使人設身處地地聯想到自己，繼而通過自身與他人的比照來獲取某種精神慰藉和心理補償。

　　五.結語

　　大量的電視談話節目還在電視屏幕上熱播，這說明雖然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對此類節目這樣那樣的爭議，但是它仍然受到觀眾的喜愛，仍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空間。隨著節目競爭的加劇、受眾的逐步成熟，情感類電視談話節目一直在回避的問題正逐步凸現。并成為阻擋這類節日發展的重要障礙。現如今，回避顯然已經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只有進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感類訪淡節目的策劃和制作方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的問題和矛盾.讓情感類談話節目迅速、健康地發展。

　　參考文獻

　　1. 許蓮華 電視談話節目前景分析[期刊論文]-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11)

　　2.約書亞•梅羅維茨 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 2002

　　3.張頌 播音語言通論 1994

　　4.約書亞•梅羅維茨 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時社會行為的影響 2002

　　5.姚麗萍 關于電視談話節目人際化的思考 2000(12)

　　6.禹雄華;于紅巖 此"談話"非彼"談話"--試論電視談話節目中人際傳播的特殊性[期刊論文]-新聞界 2006(02)

　　7.期刊論文 胡辛.郭敏秀.HU Xin.GUO Min-xiu 電視人文談話節目:大眾傳媒中的精英文化綠洲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