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通脹壓力下，財稅手段應更加發揮促進公平的作用，如通過加快所得稅、物業稅等創新和改革，來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由于政府可以無限發行貨幣，理論上說，通脹必然也反映為財富從民間向政府的再分配過程，相當于一種稅收，自然會影響民間的購買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視民生，就應該降低這種“通貨膨脹稅”，并把財富還給民間。

　　關鍵詞：經濟制度,財稅發展,經濟管理

　　對此，政府首先應采取具有對企業減稅效應的政策，從而避免企業向最終消費者過多轉嫁成本，把部分“通貨膨脹稅”返還給企業。在企業所得稅的后續改革中，一種選擇就是促進稅收指數化，并把重點放在稅率結構和稅負減免這兩個方面。第一，根據通脹率對所有收入級別實行指數化調整：第二，在稅負減免上，對納稅扣除額等實行指數化并對受通脹影響較大的生計扣除等予以相應調整。

　　此外，應努力實現個人所得稅的靈活性，使其能夠事先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調整。例如，很多國家在個稅征收中，都采取稅收指數化原則，即經過立法程序，使稅制中一些項目隨物價變化進行指數化調整，以消除通貨膨脹對實際應納稅額的影響。在我國物價上漲壓力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也應根據通脹率變化情況，及時調整納稅檔次和起征點、免征額等，從而避免中低收入者隨名義貨幣收入增加，被迫按較高適用稅率納稅。此外，按家庭工資水平、區域工資差異等來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也是促進公平的改革措施。

　　在通脹環境下，人們往往會進行各種投資以規避風險。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相對落后，缺乏可投資的資本品，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資避險的條件和渠道。由此，對股市、房地產等屈指可數的投資品，政府理應對中低收入者采取差別性政策，例如對中低收入者購房給予更多稅收減免，或者把證券交易印花稅改為累進稅，這雖然可能存在一定技術困難，但卻可以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值得進行改革嘗試。

　　要從根本上控制這些影響通脹率的因素，除了從緊貨幣政策之外，更需要財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充分介入。事實上，在面對通脹壓力積累的情況下，所謂“穩健”的財政政策內涵應該有所變化，這還尚未引起決策部門和學界的真正關注。應該說，以財稅政策應對通脹壓力的重點，一方面在于努力緩解和控制影響物價的成本、需求和預期因素，另一方面則是努力緩解通脹給社會福利所帶來的危害，避免普通公眾利益過度受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從長遠來看，市場化改革導致的資源價格上漲是對原有低效增長方式的矯正。但對財稅政策來說，可以利用鼓勵新能源和節能降耗來緩解企業成本壓力，從而間接緩解資源價格上漲壓力。例如，在消費稅方面，可擴大消費稅的覆蓋范圍、調整稅率，增設含磷洗滌劑、臭氧損耗物質、塑料袋等污染產品為消費稅稅目，提高低標號汽油和含鉛汽油的消費稅稅率。此外，將煤炭、焦炭和火電等高污染、高耗能產品納入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對清潔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費稅。再比如，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對“企業綜合利用資源，生產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產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減計收入”的優惠規定，應進一步細化并增加對新能源、可再生資源運用的支持。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發展，降低對傳統能源資源的過度需求，進而緩解資源價格上漲壓力。

　　長期以來，在重生產、重出口的經濟戰略導向下，國內勞動力價格一直過低，這不僅使廣大勞動者沒有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損害了勞動力再生產的能力。對此，首先應促進工資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以彌補物價上漲帶給普通職工的福利損失。這就要求財稅政策逐漸轉向就業優先的目標，積極支持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大力支持能夠廣泛吸納就業人口的中小企業、社區服務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其次，要防止工資上漲的壓力過多傳遞到物價上，并給居民生活帶來實際不利影響，要從兩方面強化政策職能。一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讓利于民”的思路，促進職工收入的穩定增長。例如，在《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規定，合理的工資薪金支出均準予扣除。在確定何謂“合理”工資的細則中，可以引入區域、行業、企業的差別因素，增加橫向公平性，根據情況擴大工資增長空間。這在實質上，相當于在保證企業利潤不變的情況下，把政府稅收向職工進行初次分配的轉移。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業利潤向工資的適當轉移，使職工在初次分配中獲得更合理的份額，這也要求財稅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充分配合。主要目的在于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逐步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例如，對小企業和季節性臨時用工，應重在保障最低工資和防止工資拖欠，逐年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對有一定規模的企業，重在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地方工資與行業工資指導線制度等。

　　隨著我國進入快速城市化時期，城市建設需要巨額投資支持，而在當前財稅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財力受到限制，“賣地生財”成了最佳選擇，這種模式直接導致了高地價、高房價的現實。應該說，中央已經清醒認識到土地財政的危害，并通過規范土地出讓金管理來約束地方政府賣地行為，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在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構架下，財產稅成為地方政府主要資金來源，支撐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地方政府擁有財產稅的部分立法權、全部執法權，并進行稅款征收、日常管理和監督檢查等一系列工作。而由于我國省以下分稅制改革存在缺陷，使地方政府缺乏與事權相結合的財權，才不得不“賣地為生”。要真正隔斷這一模式，就要為地方政府尋找可持續的財源，從而消除推動土地價格上漲的根源。

　　要推進財產稅改革，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稅收權限。利用物業稅改革的契機，取消土地出讓金，將之納入物業稅改革的綜合試點，這樣一方面可增加業主對物業的持有成本，起到打擊房地產投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財政有了長期穩定的財源，有利于保護土地資源。

　　要真正替代土地出讓金對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就需要為其建立財政、金融兩大支柱。前者圍繞物業稅展開改革，后者則需要以市政債券改革為重點，這也是市場經濟國家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困境的基本方式。雖然很多人還擔心地方發債的風險，但考慮到地方政府已通過各種“準市政債”來籌集建設資金，使地方隱性負債走到陽光下顯然利大于弊。

　　由于國庫現金管理改革尚未完成，當前財政自身的運行特點會導致財政存款在年度內的季節性變化，進而對貨幣政策與流動性產生較大沖擊。具體來看，在同一個財政年度內，財政收支不會按照平穩的序列流入和流出國庫單一賬戶，往往在某段時期出現較大的收入或支出凈差額。在財政支出的高峰期，國庫會有巨額凈付款，商業銀行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增加，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遞增。2007年12月，央行連續進行了新的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部分原因也是為了對沖第四季度財政支出劇增所帶來的擴張性效果。長遠來看，建立國庫現金最低余額管理模式，以及兩大貨幣當局的定期協調機制，也都是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所必需的。

　　在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政府必須穩定公眾的通脹預期，避免通脹的惡果被放大。各國的經驗表明，影響通脹預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財政預算的狀況。對此，最重要的是增強預算的規范性和嚴肅性。目前《預算法》的完整性還有所不足，雖然出臺了一些具體規定，但土地出讓金等眾多預算外資金，還游離于預算監督之外。同時，預算調整不嚴肅，各級政府頻繁的預算追加、修正，使人大通過的預算往往流于形式。還有，現行《預算法》規定預算超收收入可由政府自行使用，立法機關沒有強制約束力，導致年度財政超收驚人，如 2007年超收估計達7000億元，這樣的巨額資金在形式和實質上都脫離了預算監督，成為強化物價上漲壓力的不確定因素。而這些現象，都使公眾擔心即使實施“穩健財政政策”，也會由于預算失控而成為通脹壓力的新來源，從而增加了通脹預期。為此，要加快預算法律與制度改革，促進公共財政建設，從根本上改變這些不利影響。

　　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存在經濟結構和體制的多種缺陷，通脹對民生的負面影響更深遠。其一，消費品價格的普遍上漲，侵蝕了中低收入者的貨幣購買力，使其實際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其二，通脹率的高企不下成為個人投資最大的敵人，使投資收益甚至可能為負數。其三，通脹會引起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從而加劇貧富分化和社會動蕩。

　　必須注意的是，在通貨膨脹環境下，多數普通人的利益會受到較大影響，同時，通脹風險作為系統性風險，不是個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有鑒于此，面對通脹壓力，公眾除了要求政府著力控制物價上漲，還需要獲得用于彌補、減少損失的政策保障，這仍然需要財稅政策來擔當主角。

　　此前的“穩健財政政策”是強調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淡出，具有中性偏緊的含義。對2008年的“穩健”，則應重點放在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方面。換句話說，應該適度弱化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建設性投資支出，而增加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消費性支出。由于后者對經濟擴張的“乘數效應”要低于前者，因此相對來說，轉換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會有緊縮性效應，同時也會保證公眾利益不受通脹的過度損害，避免恐慌引起的通脹預期失控。

　　可以說，對社會保障等“隱性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不足，已經成為通脹壓力下影響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最大阻礙。2003～2007年五年間，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約17萬億元，年均增長22%;全國財政支出累計約17.4萬億元，年均增長16.1%。然而，仔細看一下財政對民生的貢獻，許多方面并未出現明顯改觀。如1998年的教育、科技、醫療支出比重為19.95%，2006年變為18.37%;1998年支農支出占比5.8%，2006年只有5.4%。雖然社會保障支出從1998年的5.5%增加到了2006年的10.79%，但也不足以支撐失業、貧困和老齡化的福利需要，并遠低于國際水平。

　　對此，應加強對低收入者的救濟支出、扶貧支出及失業、養老、醫療保險、基本住房等支出，增加特定的財政補貼包括對種糧農民的“直補”、對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助學金支出等。這些支出對改善低收入階層居民的生活、教育等方面，以提高或維持其實際收入、福利水平和基本的發展條件都非常重要，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的主要途徑，客觀上都是增強財政“內在穩定器”功能的重要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