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證券是多種經濟權益憑證的統稱，因此，廣義上的證券市場指的是所有證券發行和交易的場所，狹義上，也是最活躍的證券市場指的是資本證券市場、貨幣證券市場和商品證券市場。是股票、債券，商品期貨、股票期貨、期權、利率期貨等證券產品發行和交易的場所。

　　關鍵詞：證劵市場,經濟管理,刊發國家級論文

　　證券市場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為解決資本供求矛盾和流動性而產生的市場。證券市場以證券發行和交易的方式實現了籌資與投資的對接，有效地化解了資本的供求矛盾和資本結構調整的難題。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證券市場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反映和調節貨幣資金的運動，而且對整個經濟的運行具有重要影響。

　　證券交易市場是已發行的證券通過買賣交易實現流通轉讓的場所。相對于發行市場而言，證券交易市場又稱為“二級市場”或“次級市場”。證券經過發行市場的承銷后，即進入流通市場，它體現了新老投資者之間投資退出和投資進入的市場關系。因此，證券流通市場具有兩個方面的職能：其一是為證券持有者提供需要現金時按市場價格將證券出賣變現的場所;其二是為新的投資者提供投資機會。證券交易市場又可以分為有形的交易所市場和無形的場外市場。

　　證券發行市場與交易市場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發行市場是交易市場的存在基礎，發行市場的發行條件及發行方式影響著交易市場的價格及流動性。而交易市場又能促進發行市場的發展，為發行市場所發行的證券提供了變現的場所，同時交易市場的證券價格及流動性又直接影響發行市場新證券的發行規模和發行條件。

　　一、自然成長型證券市場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

　　(一)政府證券監管權的缺失時期

　　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表明,最早的證券市場是以場外市場的形式開始的。證券交易所是證券市場規模化、公開化和有序發展的產物,早期的證券市場監管呈現出松散及以自律監管占主導地位,政府監管缺失的特征。政府奉行不干預政策,各國關于證券監管的法規很不健全,缺乏統一、專門的證券立法。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前的美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英國、1994年以前的德:國均處于這個時期。

　　(二)政府證券監管權取得法律授權并逐步強化的時期

　　隨著證券市場規模的日益擴大、交易量的增加和投資者數量的增多,政府逐漸意識到證券市場對一國經濟發展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伴隨著自律監管弊端的暴露,自律監管占主導地位的現狀已經無法滿足證券市場發展的要求,各國通過立法設立政府證券監管機構,授權其進行證券監管并不斷強化其監管權,形成了政府監管與自律監管并行的局面,政府監管不僅需要與自律監管分工協作,還涉及到與其他不同政府部門的配合。

　　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對投資者信心的打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根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設立,作為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統一管理美國證券市場,違法行為的查處是SEC的工作重心。自律監管機構包括證券交易所和全美證券商協會(NASD)。SEC與自律組織之間的基本分工是:對上市公司、證券商和證券交易的日常監管主要由自律性組織負責,而SEC主要對自律性組織進行監管,但是,仍然保留有限的對證券公司、上市公司和證券交易直接監管的權力。SEC不但扮演監督證券自律機構的角色,更扮演與自律組織角色。SEC除了與自律組織分工外,還涉及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包括:財政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貨幣監理署、保險業監管機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之間的協作與合作。

　　英國和德國設立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主要目的在于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1986年,英國議會頒行了《金融服務法》,授權新設立的證券投資管理局(SIB)代表政府對從事證券與投資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自此,英國建立了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但SIB之下設立了3個自律機構,因此,英國仍然是以自律監管為主。德國于1994年頒布了《第二部金融市場促進法案》,根據該法授權,聯邦證券交易監管局(BAWe)為管理證券市場的聯邦政府機關,自此,德國建立起了對證券市場的聯邦、州、自律機構的三層監管框架。1994年以后,德國又進行了多項立法,采取一系列措施,對金融市場實施進一步改革,市場管理由自律管理模式向政府監管模式轉變。

　　(三)設立單一金融監管機構之擴權與監督并重的時期

　　為了適應混業經營下金融統一監管的需要,各國逐漸放棄了以往的分業監管模式,設立了對金融市場進行統一監管的單一金融監管機構,為提高監管效率,逐漸增加該機構權力。與此同時,為了克服監管權力過大帶來的弊端,通過明確權力行使程序,建立各種機制,強化對其監督,為合法權益受損者提供多種救濟途徑。

　　美國沒有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但是,由于美國法律采取了功能監管理念,而且SEC十分注重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因此,分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并不影響對混業經營主體的有效監管。為了提高SEC的監管效率,國會通過對證券法及相關法律的數次修改,擴充了SEC的權力。權力擴大對監管效率的提高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帶來了一些弊端,其中之一是侵犯了自律組織的原有空間,頻繁地行使原來保留的對證券公司進行直接監管的權力,結果導致了政府證券監管權與自律監管權的高度重疊,監管成本提高、效率下降。為了防止類似情況出現,自律機構首先進行了改革,NASD與紐約證券交易所將兩者之間的會員監管、執行和仲裁功能進行整合,于2007年7月成立了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目前該局為全美最大的自律監管機構,負責監管所有在美國經營的證券公司。SEC下一步必須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實現與FINRA的配合。

　　權力擴大的另外一個弊端是可能侵害投資者的合法權利。為防止這種情況出現,美國通過多部法律嚴格規定SEC的權力行使程序。其中規則制定程序受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以下簡稱“程序法”)、1995年《文書精簡法》、2003年《監管彈性法》。的調整,其他權力行使程序主要受到《程序法》的調整。不僅如此,SEC還根據上述法律的要求,制定了《SEC行為規范、公平基金規則和償還計劃》,適用于SEC所有的執法程序。限于篇幅,這些法律規則無法展開,但上述法規對SEC程序規定共同的特點是:一是程序的規定極其詳細,自始至終貫徹對當事人權利保護和尊重的原則,尤其強調給公眾及利害關系人參與并發表意見的機會,所有程序均體現了公開性和公眾參與性;二是程序規定的靈活性與嚴謹性并存,體現了監管效率原則,突出體現在《程序法》規定了行政機構可以依據執法的需要,依法定情況選擇不同的程序。為了保障SEC依法定程序行使權力,還對SEC進行了議會監督和司法審查。

　　在混業經營趨勢的影響下,為了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制度競爭力,英國和德國都對本國證券監管機構進行了整合,建立起了單一的綜合行使金融監管權的機構。英國根據《2000年金融服務法》(FSMA)建立起了集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金融服務業的監管職能于一身的金融服務管理局(FSA)。自建立以來,其職權也在逐步擴大。作為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FSA并非監管所有的金融活動,還涉及與其他機構的協調,如,貿易和產業部負責管理公司法方面的事務,職業養老金監管局負責職業養老金計劃的監管等。為避免FSA權力過大,FSMA對FSA的權力行使程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包括FSA的行政許可程序和處罰程序,這些規定均體現了公開、保護相對人利益的特點。同時,防止權力擴大的另一措施是對FSA進行了廣泛的外部監督:一是財政部與議會的監督;二是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庭(以下簡稱“金融法庭”)的監督與司法監督。

　　2002年,德國根據《金融監管一體化法案》和《聯邦金融服務監管局法》,將原銀行監管局(BAKred)、保險監管局(BAV)和證券交易監管局(BAWe)合并組建成聯邦金融服務監管局(BaFin),對整個金融市場實施兼容性的統一監管,獨立履行金融市場監管、客戶保護和流動性監管的全部職能,是德國證券行政執法的核心機關。BaFin通過內設金融監管論壇的形式,與聯邦財政部和聯邦銀行進行金融監管方面的合作與協調。此外,因為Fafin內部仍然由不同的機構分別對證券、銀行和保險市場進行監管,涉及機構之間的協調問題,為此,FaFin內設跨行業事務協調部,專門負責協調工作。對BaFin執法程序規定的法律主要包括《行政程序法》和《違反秩序法》,其中分析、立案階段和調查階段適用第一個法律,處罰階段適用后一個法律。為了有效監督BaFin的監管行為,內設有管理委員會,主席單位為聯邦財政部,負責監督BaFin的監管行為,并決定其預算;同時還設有專業顧問委員會,對BaFin的業務管理提出建議,并協助其完善監管法規。

　　(四)小結

　　第一,政府證券監管權取得合法授權的原因不盡相同,總體而言,可以歸納為彌補自律監管的缺陷。但各國情況又不盡相同,如美國是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對投資者信心的打擊,英國和德國則是為了提高本國證券市場的國際競爭力,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各國政治經濟的差異導致對證券市場重要性的認識不同,由此決定了政府職能定位從原有的不干預經濟,到后來的積極履行職權,最終目標是促進本國經濟的繁榮。

　　第二,從政府證券監管權未來發展的趨勢看,由一個部門集中統一行使是大勢所趨,目的是為了適應對金融混業經營的綜合監管要求。英國和德國已經實現了統一的金融監管,但是由于德國金融監管機構內部仍然采取分部門監管,因此仍然存在協調配合問題。美國之所以堅持原有分業監管,主要原因在于該國法律對金融監管采取功能監管的理念,并且注重與其他機構的配合,并不影響其應對混業經營監管的效率。因此,怎樣設置監管機構必須根據本國國情,同時,也依賴于其他相關制度的發展水平。

　　第三,近年來,各國政府證券監管權的內容和范圍不斷擴大,為防止權力的觸角漫無邊際地侵入私人領域,各國都通過法律詳細規定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權力行使程序,并強調程序的公開、公眾參與、靈活性,以及對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保護。不僅如此,各國也越來越重視對政府證券監管機構權力行使的監督,在這些監督機制中,來自行政機構內部的監督應該是位于第一層級的,同時還有議會監督,因為議會通過的法律是監管機構的權力來源,因此,這種監督是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

　　第四,政府證券監管權必須與自律監管權有效地協調和互補,才能達到對證券市場的最優監管。上述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盡管對自律組織能否具有維持公正和透明交易的能力一直有所懷疑,但是事實已經顯示,政府監管同樣也一直存在缺陷,政府作為唯一的監管者并不是最高效的。雖然政府最初希望對交易所的微觀管理進行監管,但現在看來賦予自律組織更多的監管權才是更為有效的。”因此,政府證券監管必須要和自律結合,讓自律組織發揮基礎性監管的作用。

　　第五,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地位具有差異性,無論是否設立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各國都非常重視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并通過立法加以確認與鞏固。各國的監管經驗已經顯示:“獨立監管模式帶來的主要好處是它能夠避免由于被俘獲政治家和官僚的干預所導致的市場擾亂。獨立性使監管者免受特殊利益集團(如被監管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非政府利益集團)干擾。獨立性也改善了透明度、穩定性,提高了專業知識水平。”

　　二、政府主導型證券市場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

　　新興證券市場是區別于發達國家傳統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的證券市場。按照國際金融公司的權威定義,只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沒有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水平,那么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股市就是新興市場。

　　(一)韓國

　　韓國的證券市場基本在20世紀50年代起步,效仿美國建立了證券市場體制。總體而言,韓國政府證券監管主體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56~1996年,財政經濟部主管證券市場,具有最高的金融監管權限。20世紀60年代初軍政府上臺后,韓國逐漸實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大大加強了對銀行和證券等金融領域的干預。與此相適應,在財政金融關系上采取大財政、小金融的做法,由財政經濟部主管證券市場,以便金融部門聽命于政府,為政府及時籌集發展資金。專門的政府證券監管部門是根據1976年修訂的《證券交易法》,于1977年設立的證券管理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證券監督院,確立了強有力的綜合性證券行政管理體系。第二個階段:1997~2004年,該階段金融監管權從財政經濟部分離出來,集中于金融監督委員會行使。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韓國政府意識到建立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的重要性,于是根據1997年的《金融監管組織設立法》,設立了獨立的政府機構——金融監督委員會(FSC),負責整個金融市場的監管。在FSC之下,設立證券與期貨委員會(SFC),具體負責證券和期貨市場的監管事務和可能被移送FSC的一些初級問題。第三個階段:2005年至今。為了將韓國締造成為東北亞金融中心,應對混業經營等多種變化,韓國政府認識到有必要改革現有資本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加強該國金融市場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力。因此于2006年12月向國民大會遞交了《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該法將極大放寬韓國非銀行金融業的準入限制,證券市場不同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立足于消減當前韓國金融領域法規的數量,放松對金融領域的監管,約束跨行業經營和對投資者的保護幾個方面。

　　總體而言,韓國的金融監管體系一直是政府主導型模式。但從發展趨勢來看,韓國正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政府干預,在金融監督委員會的監管下,發揮韓國自律機構——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KRX)和韓國證券業協會(KSDA)的職能,走向政府主導與自律結合的中間型管理體制。“韓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歷程表明,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限制和干預程度越小,證券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大。與此同時,政府必要的限制和干預,又會對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