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立足于教育大數據這一基本前提，認為教育大數據的發展能夠在教育研究層面上推動教育學的科學化從“思辨”走向“實證”，在社會層面上營造一種數字化生存與數字公民教育的文化新景象，在教育均衡方面為政府部門的決策與管理提供科學支撐，在教育經濟方面推動教育精準扶貧業務的流程再造。

　　關鍵詞：教育大數據;決策與管理;數字化;教育公平

　　一、引言

　　教育大數據研究與應用已經成為一項重大教育議題。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探索發揮大數據對變革教育方式、促進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質量的支撐作用”。[1]基于教育大數據的教育科學發展、數字公民培養、管理決策制定、精準扶貧開展，極大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不僅在提升教育質量、更新文化理念、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社會公平等方面產生巨大價值，還對實現21世紀人類文明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可以預見，隨著教育信息化從“信息技術教學應用”走向“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教育大數據的研究與實踐將在這一過程中迎來大爆發。[2]

　　二、教育大數據：信息時代助力教育科學化的新基點

　　“從結繩記事、口耳相傳，到之后的印刷媒體，再到如今的計算機網絡與多媒體互動，技術的發展為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各種可能。”[3] 生動多姿的人類發展歷史展示出了技術革命所引發的生產力躍遷，不僅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推動社會歷史進程邁向新的發展階段。教育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其變革與發展也相應遵循著這一基本的歷史規律與邏輯線索，即教育生產中每一個新工具的出現都會帶動原有教育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改變，從而推動教育結構的整體變革與轉型發展。[4]因而當人類文明演進到21世紀之后，伴隨著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中的廣泛應用，以數據挖掘與學習分析為核心的教育大數據在信息時代先聲奪人，在將教育信息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紀元的同時，還為教育學的科學發展與實踐創新帶來了新機遇。

　　在理論層面上，教育大數據的應用與推廣，能夠推動教育學的科學化發展進程從“思辨”走向“實證”，使其在成為一門“硬”科學道路上向前邁進一大步。具體而言，將以實驗、量化為標識的大數據理念引入教育領域，以教育大數據的挖掘與分析為基點開展教育研究的實際工作，除了能夠使教育科研人員更為清晰地理解教育研究的對象之外，還可以有效為整個研究過程提供科學的實證方法論，從而為教育學自身的理論構建奠定堅實的科學基礎，使教育學擺脫過去學科發展中哲學思辨與經驗總結兩頭強而科學理論構建中間弱的狀態，并在廣袤的科學之林中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理論氣質與學科形象，最終徹底擺脫艾倫·拉格曼在《一門琢磨不定的科學：困擾不斷的教育研究的歷史》中描述的“后娘養的孩子”之角色定位。[5]

　　在實踐運用中，教育大數據的蓬勃與興起，可以促使教育的展開成為一種基于“循證”的科學實踐。一般來說，教育大數據的教學支持服務不僅能夠為學習實踐賦予完整、深入的意義體驗，還可以為教育方式的轉變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在談及運用大數據技術分析課堂師生互動的研究過程時，約瑟夫·艾倫等指出：“借助信息技術提供的智能分析技術，相關教育科研人員不僅可以使課堂話語的研究內容更加詳實與充分，而且還能讓整個研究過程更加客觀與精確，從而提高整個研究結論的可推廣性。”[6] 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借助教育大數據的相關技術支持，教育的實踐就是一項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事項，與此相應的教育人員也就不再是讓·皮亞杰當年所描述的教育部的公務員，[7]他們的教育與實踐不是僅僅依循教育部長的要求與指令，同時教育大數據分析的科學工具也為其提供了科學的行動指南。

　　三、數字化生存的文化新景象：大數據時代催生數字公民教育

　　進入20世紀中葉以來，以數字技術創新為顯著特征的信息技術快速興起，在人類生活的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里產生一場影響深遠的數據革命，由此將人類社會發展推向了信息文明的大數據時代。[8]正如邁爾·舍恩伯格所言：“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就像望遠鏡讓我們能夠感受宇宙、顯微鏡讓我們能夠觀測微生物一樣，大數據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為新發明和新服務的源泉，而更多的改變正蓄勢待發。”[9]在談及這一以大數據為表征的時空場景時，托馬斯·弗里德曼認為“借由現代通信事業的飛速發展，信息網絡技術已經營造了一個能夠將全球數據信息自由傳達的數字平臺，通過這個由應用軟件與光纖網絡交織而成的智能平臺，以數字化為標識的地球村已經變成了‘一望平川’的人類交流與溝通的網絡場所”。[10]

　　信息技術衍生的大數據理念在教育領域中的長驅直入不僅重構了教與學的交往模式，而且還重構了人類經驗建構的學習方式，進而由此孵育了被稱為“數字公民”(Digital Citizen)的新型現代群體。[11]具體來說，大數據在教育實踐中廣泛應用構筑的“技術×人”彼此交互的數字化理念并形成一種獨特的學習方式，對后信息時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它在信息化教育過程中營造了一個與現實社會并行不悖的虛擬世界的同時，還在這種數字化網絡空間中創生了“數字土著”(Digital Natives)的新一代學習者;那些數字土著一邊輾轉沉浸于各類數字媒體技術搭建的電子幻象世界，一邊能夠在虛擬空間中自如地運用數字技術從事學習、工作與生活;因此他們在身份認知上除了擁有傳統田園社區中的地域公民成分之外，還增加了一重現代網絡社區的數字公民身份。[12]

　　站在人類文明演進的立場來看，數字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大數據發展已經在后信息社會里營造了一種數字化生存的文化新景象。正如信息時代的思想先知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所言：“未來大數據與數字信息不再只和信息技術和計算有關，它將直接決定我們的生存。”[13] 尤其是進入數字化生存時代以來，伴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規模化普及與物聯網技術面向對象的實體化拓展，以“互聯網+”為凸顯特征的大數據技術在不斷增加先前信息技術之于人類社會生產、交流、溝通等方面工具價值的同時，自身還逐漸擴容為人類寄居的現實生活世界，大數據由此成為一項重要的文化理念。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基于大數據的時代理念，我們有必要在傳統教育方式基礎上開展以數字公民為核心的教育新方式，以此培養能夠在數字化生存時代進行各類創造性活動的數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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