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算法推薦技術的出現，使得傳統以編輯為中心的把關權力部分遷移到算法創設主體身上，以算法為核心的“技術叢”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信息采集、記錄、篩選、分類、推送、存儲等權力，而這些權力背后的動機及其執行結果并不都是符合倫理的，信息繭房、數據濫用、算法黑箱等問題對個人隱私權、知情權、平等權、被遺忘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脅。算法推薦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運用帶來了技術邏輯與新聞邏輯的碰撞，商業和資本價值輸出給數字人權和公共價值帶來新困境。基于此，從法倫理的視角出發，以權利為邏輯起點，從數字人權中的自由、正義、隱私、自主性、人性尊嚴等先行價值切入，重新解讀算法黑箱和信息繭房等問題中受沖擊的倫理內核，厘清智能傳播環境下算法推薦技術對個人、行業和社會造成的權利威脅，反思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并試圖提出可行的解決對策和建議，提倡以人權價值規制算法技術，在算法推薦技術的發展中重視人的價值，尊重人的主體地位。

　　關鍵詞： 數字人權;法倫理;算法歧視;信息繭房;被遺忘權;隱私侵犯;數字素養

　　一、引言

　　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算法，算法的社會本質是一種權力，作為數據與人工智能的節點，它在新聞內容生產和制作環節中起著關鍵的邏輯組織作用，在信息的準入、準出方面發揮著重要的過濾作用，在檢索、分類方面發揮著匹配和判定作用。1 “個性化新聞推薦”(Personalized News Recommender)是一種基于計算機技術、統計學知識，通過將數據、算法、人機交互有機結合，建立用戶和資源個性化關聯，從而為用戶提供信息決策支持的技術。2 目前，用于新聞分發的算法主要包括：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基于內容的推薦(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和關聯規則推薦。其中協同過濾系統又包含基于記憶的(Memory-based)和基于模型的(Model-based)協同過濾。3 其基本思路是通過對內容、個人、場景特征的判斷，進行信息匹配。從數據采集的角度看，算法推薦技術需要至少采集以上三個方面的信息，具體包括個人的年齡、興趣、職業等詳細的人口統計學信息，瀏覽記錄、互動記錄等行為信息，地理位置、網絡情況等場景信息，基于此描繪個體的“數字畫像”。在內容判斷上，針對具體信息內容的關鍵詞、熱度等做出判斷，1 算法基于這兩端的信息，通過過濾邏輯進行匹配，推送個人化的內容。

　　算法技術的運用，不僅對原有的傳播主體進行了重新賦能與賦權，也影響和解構了傳統傳播生態。不少學者從技術角度或者個案視角對智能分發機制進行考察，探討了算法推薦在新聞傳播領域中運用的影響，如，蔡磊平從協同過濾算法出發，探討了個性化推薦算法下個人信息的窄化和信息繭房風險;張志安和湯敏指出以偏好為導向的算法推薦擠壓了主流媒體的生存空間，給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帶來挑戰;2 任莎莎與田嬌等選取算法推薦技術較為成熟的平臺作為個案，分析這項技術帶來的倫理問題。3學者們普遍認為，算法推薦在新聞傳播領域的運用，除了提高信息生產效率、稿件質量外，還緩解了信息過載、實現了信息精準分發，但同時也加劇或引發信息繭房、泛娛樂化、公共性減弱、算法黑箱等問題。總體來說，一些學者從技術視角出發，揭示算法推薦或某一平臺媒體的技術邏輯，進而反思其引發的問題;還有一些研究從新聞倫理角度分析算法推薦對專業主義和新聞場域的解構與重塑;也有一些研究從現象出發，聚焦“后真相”“算法黑箱”“信息繭房”等問題。

　　本文認為，現象中包含的倫理問題有重疊性，基于單個案例或現象的分析較為深入，但不利于從全局把握這一問題;技術視角下的剖析有利于建構“以技術約束技術”的路徑，但與從倫理建構和法律規制上約束算法推薦之間缺少橋梁。算法推薦技術的倫理問題從屬于技術倫理范疇，這一問題不僅可以從技術角度切入，還可以從倫理視域分析，如有學者認為功利主義、義務論、契約論和美德倫理學等道德理論可以為算法帶來的倫理問題提供框架，并從算法新聞的“輸入—處理—生產”和“組織—專業—社會”兩個層面出發，構建算法新聞的多層倫理分析框架。4 本文試圖從法倫理的視角出發對算法推薦技術引發的倫理問題進行解讀，從透明、平等、隱私、自主等核心視點出發去理解算法黑箱、信息繭房等問題。這種以倫理價值先行的分析方式，有助于我們剝離紛繁復雜的現象表層去審視被算法推薦侵蝕的倫理內核。我們以數字人權理論中的公民隱私權、數據權、公平權等為起點，分析算法推薦技術對個人權利的濫用與侵犯，以期加深對算法推薦技術倫理問題的實然性與應然性解讀，為進一步建立從倫理上約束、從法律上規制的算法推薦開發與運用管理系統提供新的思考起點。

　　二、算法推薦技術引發的倫理困境

　　1.個體層面：權利讓渡與濫用

　　數據權利被納入第四代人權即數字人權框架，數字人權理論是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高速發展，算法全方位融入社會生活的背景下提出的。信息的存在方式賦予了人權數字屬性，5 它主張數字科技要以人為本，把人的權利及尊嚴作為最高目的，以人權作為根本的劃界尺度和評價標準，包括數據信息知情權、數據信息表達權、數據信息公平利用權、數據信息隱私權、數據信息財產權等。6 它提倡以公民隱私權、數據權、知識利益公平共享權等人權基本價值制約數字科技的開發與運用，確保其在公平、自由、正義、安全底線之內運行。7 在算法推薦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搜索、社交、資訊定制平臺的當下，個體出于信息獲取的便利性，或主動、或被動地向服務提供者讓渡自身部分數字權利。算法推薦引發的倫理困境普遍產生于這種權利讓渡與濫用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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