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當前公共服務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公共服務不均等。這種不均等主要表現在在三個方面：第一，資源占有不均。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或者政策傾向度不同的地區之間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及公共文化等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技術設備、財政投入等方面的資源擁有量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衡。比如醫療衛生服務方面，據統計占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受70%的醫療衛生資源，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卻只享有30%的醫療衛生資源。

　　在衛生服務方面的人力資源分配上，盡管全國總量有增長，但農村衛生人員反而減少了。在義務教育方面，國家一向重視對義務教育的投入，但是義務教育的水平、質量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依然由于設施條件、師資力量、財政投入等資源分配方面的原因形成明顯的差異，公民的教育權利得不到公平的保障。這種差距不僅存在與東西部地區之間，也存在與城鄉之間，還存在于同一地區不同學校之間，從而導致學生的受教育權利的實際效果出現明顯差別。資源占有的不均等很大程度上就影響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平衡性。第二，公共服務消費不均。人們實際消費的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能直接體現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的差距直。在社會保障方面，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用人單位與個人共同繳費，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由個人繳費，前者體現風險共擔和社會公平，后者則由個人承擔所有責任。在失業保險中，農民工在失業保險的申請等方面，很難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待遇，加深了公共服務的不均等。

　　現在我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實現了全覆蓋目標，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也得以全面推廣，但是農民在享受的基本醫療衛生的范圍和標準方面與城市地區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一方面居民收入低、醫療消費高，導致很多弱勢群體看不起病，另一方面又因為優質醫療資源有限，主要集中在大醫院，人們蜂擁而至，無形抬高了享受優質醫療資源的成本，也直接造成了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第三，公共服務體制二元依然存在。雖然城鄉之間及不同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的設施和條件及服務水平與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自然條件、公民素質等都有關聯，但是，城鄉二元的制度設計和地區性的傾向政策也是導致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導致了在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體制等方面在城鄉之間出現很大的差距。構建和諧社會，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成為政府工作的目標，致力于消除城鄉之間及不同地區之間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的差距，但是相關的公共服務體制的制度設計方面，主要的參考標準還是人們的戶籍身份，并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相關的服務量和服務水平的規范。

　　要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就必須打破以戶籍身份為基礎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比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保障農村居民醫療衛生服務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與城市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相比，城鄉之間在基本醫療衛生的內容、范圍和標準有明顯的差距。城市社保服務涵蓋就業再就業、最低工資、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優撫救濟、救助等多項內容，而農村社會保障僅有五保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優撫救濟、社會救助等，且覆蓋范圍有限、保障水平低。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但現有的失業救濟制度并沒有照顧到他們，他們并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樣享受到失業救濟。在城市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享有當地戶口的居民可以順利就讀當地學校，沒有當地戶口的城市人或者是農民工的子女就無法到當地的學校接受高質量的城市教育，他們的受教育權利在城市中受到了限制，義務教育在城鎮一體化的過程中困難也不小。總的說來，制度性、體制性的安排或多或少的造成了基本公共服務的資源占有不均等、服務消費不均等，最終導致基本公共服務廣泛的不均等，我們應該加快對相關制度的調整，掃除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制度原因，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

　　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不夠完善，總體社會保障投入也不夠高，導致社會中低階層和弱勢群體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社會公平問題受到人們質疑，社會的穩定因而受到影響。2012年的財政總收入約11萬億，教育支出約占財政收入的17%，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十一五”時期，就業情況依然不容樂觀，社會保障不完善，城鄉發展和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社會事業基礎設施薄弱，教育普及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衛生體系不健全，特別是農村基層醫療衛生基礎薄弱，精神文化生活不夠豐富，文化體育設施十分匱乏。促進就業、健全社會保障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

　　除了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公共服務的總供給量也是嚴重不足的。在現代社會管理中，為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量和供給質量是否達到社會的要求，成為衡量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評價標準。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財政收入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與此同時，廣大社會成員對公共服務的要求也在逐漸提高，而我們在國家的經濟實力的迅速提高的同時對公共服務的投入并沒有顯著增加，也就無法緩解公共服務的供求矛盾，公共服務的總供給量嚴重不足。這種不足首先表現為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并且存在區域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嚴重不均衡。其次，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且社會多元化越來越明顯，一方面我國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表現在公共服務的供給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不能滿足日益多元的人群需要。總的來說，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多元，公民對公共服務需求越來越多，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功能要求越來越多元。近幾年在城鄉家庭消費支出中，生存型消費(食品、衣著)的比重約為40.9%;發展型消費(居住、交通、教育醫療、旅游等)已占50%以上。發展性消費支出的比例已經超過了生存性消費的支出比例，我國已經從生存型社會進入到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但相應的公共服務的總量供給并不能與需求很好的配套。如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等領域的供給嚴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