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國經濟學教授芭芭拉·沃德和微生物學教授勒內·杜博斯合著了一部警世之書，書名叫“ONLY ONE EARTH———只有一個地球”!兩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關領域的專家的思想，懷著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無數，卻只有一個星球來讓長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腦思考，用嘴表達意愿的高等動物生存，如果人類自毀家園，明天我們將無處容身。

　　今天，“只有一個地球”的觀念已經逐步為世人所接受，每年的6月5日被聯合國確定為世界環境日，1999年已是第27個世界環境日，其主題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類的未來”。 有資料表明：目前全球人口正以每年9000多萬人的幅度增長，世界人口1999年達到60億，到下個世界中期將達100億。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類的活動遭致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約240億噸。全世界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達1000多萬噸，重金屬幾百萬噸，還有數不清的生活垃圾。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約2500萬人死亡。全球每年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約有230億噸，比本世紀初增加了25%，全世界森林面積以每年約1700萬公頃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種生物消亡等。

　　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90年代初環境生態的污染已經成為我國揮之不去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時，我們還把它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特有的痼疾，而不認為在中國這會成為一個什么大問題。中國人對“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似乎理解得太晚了些。在《只有一個地球》中文版的序言中曲格平先生回憶說，當年他剛剛看到這份報告時，“我們采取的是事不關己幸災樂禍的態度。我們曾確信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環境和生態危機，有的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

　　今天世人從本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中已經認識到，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不只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發達與不發達的問題，而且是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這樣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在人類工業化對自然造成過度的傷害，已經引起自然對人類的報復的情況下，人類是繼續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和奴役自然，還是應該尊重自然，在與自然的平等對話、和諧相處中與自然共同發展。顯然，這是一種文化觀念的選擇，涉及到對人類基本文明的重造。所幸的是，二十世紀以來不但人們對這個問題有了充分的認識，而且科學文化的發展也為建構一種新的世界觀，從而為重建人與自然的一種新型的文明關系提供了可能性。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由于歷史文化和現實發展，因而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一種非常復雜的情形：

　　既有制度優勢，可以快速動員和集中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但如果沒有環保意識，又可能造成全國性的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就像大躍進時代那樣;可以快速動員和集中資源進行環境治理，可以大規模集中地在全國進行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但社會政治熱點一變，那么下面也就悄然無聲，地方政府是不會主動去犧牲經濟發展去解決環境問題的，如果再加上地方保護主義，不但現有的環境污染難以治理，而且會有擴大的趨勢。

　　既有“后發”的優勢，可以充分總結歐美工業化的經驗教訓，尤其是環境污染和環境治理方面的經驗教訓，存在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同步發展的可能性。但又有不發達的劣勢，不但許多地方為發展經濟不得不上了許多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初級工業項目，甚至實際上就是以犧牲環境而獲得一定經濟發展的;而且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后，因缺少環境治理的資金、技術和環保意識，而造成了無法治理的環境局面。這似乎在經濟發展中又走了歐美工業化的老路，難以超越工業化的這個階段，還是先污染后治理。

　　既有“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寶貴的古代哲學思想的文化遺產，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但與我國工業化進程和社會文明程度相關，在大多數人那里實際上還處在機械唯物論的哲學思想階段。這種機械論的世界觀在與金字塔的社會政治結構的結合中，正顯示著人對自然那種居高臨下的主宰心態，還沒有樹立起人與自然平等對話、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觀和支持這種世界觀的社會結構和機制。因而在其工業化過程中，不但在工業活動中造成了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而且還以“左”的思維方式，計劃體制的制度形式，在歷史活動中造成了對社會領域中的“自然生機”的傷害，窒息了社會生活中的生機與活力。

　　顯然，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要樹立起環境和生態的保護意識，要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觀念的變革。

　　一、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

　　人類從野蠻步入文明社會是以人與自然的分離為代價的。這種分離，在生產領域表現為人類社會的三次大的勞動分工;在社會領域表現為人群的分化、階級和私有制社會的出現;在精神領域則表現為人類主體和理性意識的產生，使人類可以有意識地將自己作為主體而與自然客體區分開來，并借助于語言符號和概念邏輯去認識自然，從而可以更為有效地從事自身的生存活動。

　　正是這種在勞動基礎上的人與自然的分離及其社會化展開，人類跨入了第一個文明社會——奴隸私有制社會，創造出了原始社會所不能想象的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但奴隸社會的極端貪婪和種種殘暴也促使了人們開始從哲學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道家的哲學的創始人物老子和莊子相當清醒地認識到了“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純樸道德”的私有制社會所導致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分裂，以及所產生的罪惡和苦難。老子所創立的“道”的內涵復雜而精微，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是：宇宙、自然本是混沌同一的，因而分裂了的人性和人類社會也應該返樸歸真，最終回到一種君主無為而治，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理想社會中去。莊子則比老子更深刻、更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的私有制社會。他一方面對那個由于統治者的貪欲、殘暴所造成的“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現實表現了強烈的憤慨，另一方面他又描繪了一個人擺脫了“物役”，回歸了人的自然本性的 “至德之世”的原始理想社會。他的基本理想就是所謂“齊物論”。他認為萬物本是同一的，并無質的區別，所謂高低、貴賤、美丑、是非等判斷實際都是人的主觀“我見”， 他舉“渾沌”被鑿七竅而死的寓言故事(《應帝王第七》)說明，由這些“自我觀之”的功利心態去改造自然，就必然會造成對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損害，而社會也就會分裂而變得不安寧。所以，無論是老子還是莊子都認為人類通過語言符號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天地自然并無意志卻無為而無不為，造就了一切，因而人應該順應天地之道，舍棄和忘掉人工作偽的知識，回歸人的自然純樸的本性。這樣，人與自然、人與人就能和諧相處，社會就會安寧，人民就能安居樂業。

　　中國古代道家雖然已經看到了技術(即“機械、機事、機心”，見《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影響，但道家更多是從社會的分裂、文化的作偽和自身的素樸自由的身心體驗而領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雖然其中充滿著內省的智慧，如對私有制社會的價值批判，對人類的語言文化符號及其理性在人類社會文明過程中雙重作用的認識，以及保持素樸身心的種種體會，但道家的這種期望通過消解文化來澄清人心，使人回歸一種近乎原始的存在狀態的社會理想，無疑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另一方面，道家在這其中所領會感悟的天(自然)人關系，以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不但對于今天生活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人的浮躁的精神生活當有調適作用，而且對人們思考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及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也都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

　　與中國道家不同，中國戰國時期的荀子在天人關系上則提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他與道家一樣，都認為自然是無意志，無目的，但他不認為自然有什么神奇，也不值得崇拜，自然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行，在相互作用中生成萬物，僅此而已。因而天是天，人是人，“天”并不為君主是否賢明而變化，也不決定人生的吉兇禍福;而人的社會也有自身的運行規律，社會的治亂在人不在天，社會是富強還是貧弱取決于每個人是否努力勞動。正是在這種價值視野中，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認為人能夠也應該適應天時地利去參與自然界的變化并改造自然，戰勝自然，創造出財富，使社會富強，人民安樂。

　　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國古代早期的功利主義思想，他把儒家的僅限于社會領域的當官的“有為”推向了自然領域，并因此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認識論(解蔽)和邏輯學思想(正名)。值得思考的是，荀子還提出了“性惡論”和“禮儀法度”的思想。這些與其“天人相分”的功利思想，與其認識論和邏輯學思想有著體系性的內在聯系。如果對中國古代墨家和荀子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的話，可以發現，在中國古代文化發源期，似乎同樣存在著一種類似古代希臘文化的原始的文化體系，但在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土壤上，同時也由于缺少對這種文化體系的本體論的學術支持，因而這種萌芽狀態的文化體系沒有能長成參天大樹，結出近、現代的自然科學之果。相反，漢代實行獨尊儒學的文化政策后，中國古代這一文化體系就消亡了，因而其后中國雖有眾多技術發明，但并不能形成科學體系，形成一種科學發育、發展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沒有能從自身的文化體系中發育生長出來，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外，也與這種文化體系的消亡，以及其后的文化發展有關。

　　而中國古代文化的儒釋道互補，最終在宋明時期完成了中國古代封建主流文化的建構，形成了所謂的宋明理學，以其“滅人欲，存天理”的文化命題，擔負著壓抑人的情欲、提升人的道德品質、支持封建金子塔式的社會結構的文化使命，并因此以道德上的“天理”徹底關閉了自身體系發育自然科學視野中的“天理”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種將自然倫理化、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倫理化的中華古代文化。

　　毫無疑問的是，這種文化不但由于缺損商品經濟和自然科學發育的基因而不能在近代生出與世界同步的工業化進程，而不得不借助外力以屈辱和痛苦的歷史心情開始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而且并沒有因為倫理化中的“田園詩般”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對工業化中可能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能所有警示走出另一種發展模式，最終在工業化過程中基本上走的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與自然”

　　在古希臘工商經濟的基礎上，希臘文化中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思考更多表現出功利性的特征。

　　在世界思想史上，主要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通過對宇宙始基的追問開始的。中國古代有金、木、水、火、土之說，最終形成了以“氣”為統一的始基，以五行的變化為規律的物質觀。古希臘哲學通過一系列假定最后把宇宙始基規定為“存在”和“原子”。“存在”的古希臘語轉譯為英語為“to be”即漢語中的“是”。自巴門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后，對“存在”的探索就形成了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西方文化中的這個“存在”實際就是對自然說“是”(相當于老子的“道可道”)，即以人的主體特性來對自然做出判斷、認識和進行理性建造，形成“世界“的文化過程。所以西方的本體論本質上是以范疇的形式來為自然制定邏輯法則的哲學，所追蹤的是人的理性所建造起的共相世界，表現了人對自然的主宰和駕馭意識，即后來古希臘普羅泰戈拉所明確表達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中國古代哲學的本體論所要追蹤的則是非語言邏輯的人與自然合一的境界)。而“原子論”則形成了西方人的物質觀，自然與世界被認為是由無數個自由的單質 個體所組成，它們相互沖撞、相互競爭、互相作用而形成了有形的物質世界，這里單質體的“一”與“多”，“一”只是無數個“一”中的“一”，而不象中國道家的“一”是唯一的“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值得說明的是，古希臘的“原子論”開始并不是自然科學的，而是價值論的，是認識和假定物質世界的一種工具，表明了希臘人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價值假定：世界的存在的基礎是個體性的，世界的物質性、世界的發展及其秩序都是在個體相互競爭中形成的，而不象中國道家那樣認為世界是由一個至高無尚的“道”即“一”或“氣”所氤氳化育成的。

　　這樣，我們就發現，在西方文化的源頭希臘文化中，一開始就表現出了一種內在的矛盾性，表達了兩種基本文化信念：在其本體論中，強調的是人對自然的主宰，人的理性建造和絕對的理念世界，這顯示了人類主體的內在尺度及人類精神對客觀世界的能動性;而在其物質觀中，則強調了自然和自然本身的自我演化機制，認為世界秩序源自于強有力的自然個體的相互競爭的“天機”[①]。這顯示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及其對自身所處位置的宏觀界定：人類歸根結底是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有機部分，遵循著大自然的法則而生活和勞作[②]。在希臘文化其后的發展中，其本體論在與猶太文化的結合中具有了人格神——上帝的形象，“上帝“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和人的絕對主宰;而其物質觀則在其自然哲學的形式中經過漫長的演化最終在十六世紀脫穎而出發展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體系，“原子”這種原來只是價值論的認識工具居然在西方自然科學體系中變成了真在的東西，而其自古希臘開始的工商經濟、城邦民主體制、古羅馬的征戰、及其后來的市場經濟、社會結構和西方民主法制制度，實際也無不是“原子論”結構的歷史形態的寫照。

　　進入十六世紀后，在歐洲文藝復興的推動下，西方世界重新挖掘和繼承了古希臘的文化傳統，并創造出了以實驗為基礎的近代科學，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和人類的生活面貌。然而，這不但意味西方人源自古希臘的那種主宰、駕馭和改造自然的價值意愿在數學、尤其是牛頓力學等科學中被極大地強化，而且還通過科學獲得了主宰和改造自然的強有力的技術手段。這個時期興起的機械唯物主義的思想使整個自然在西方人的眼里逐步變成了一部大機器，他們認為，自然“一切都是給定的”，都是由必然性所支配，嚴格按照軌道運行的，只要認識了這個必然性，把握了其中的規律，人類就可以像擺弄鐘表那樣控制和改造自然這部大機器了。終于，隨著最想賺錢，因而也最愿意利用科學工具的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隨著工業革命中蒸汽機的轟鳴、鐵路的縱橫、工廠煙囪的聳立、汽車的奔馳和原子武器的釋爆，人類徹底地改變了整個世界，極大地豐富了自身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大發展，但同時人類工業化在給人們帶來眾多享受的同時，也將人類居住的地球帶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全球大氣污染、臭氧層空洞、熱帶雨林急劇減少、土地沙漠化、水資源污染和減少、大量物種消亡、以及美俄核武庫對人類存在的威脅等等。在傳統工業化所引入的新紀元中，自然似乎在反抗人類，開始報復人類。

　　正因為如此，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人們就已經開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了”，實際批判的正是西方文明中的那種人主宰自然的價值觀念，其后非理性主義哲學，包括存在主義和各種現代藝術思潮，其文化本質正在于要擺脫于語言邏輯的牢籠，消除理性的束縛，復歸人的感性生活，尋求人與自然的一種整體化的和諧的關系。而十九世紀科學的三大發現，以及熱力學的創立以及本世紀的物理學革命、現代宇宙學、系統論、復雜科學等的出現和發展，實際已經開啟了人與自然新型關系的科學之門，為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觀奠定了科學基礎[③]。

　　三、兩種經濟、社會文化結構中工業化及環境問題比較

　　進入二十世紀，在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批判的基礎上，出現了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工業化的模式，這種工業化模式在其社會制度、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戰略等方面都有著與歐美工業化不同的特點，因而在其環境問題上也表現出了相關的特點，通過兩種體制中的環境問題的比較研究，有助于在比較中正確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環境問題。

　　在從文化上來回顧西方工業化時，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文化現象，即西方的科學技術及其所推動的工業化都包含著一個價值論意義上的“絕對主宰”的影子，但其工業化卻是在沒有主宰的市場體系中進行的。這就是說，西方工業化在其價值本質上是為了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因而在其社會層面表現出了妄想稱霸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價值心態，但市場體系中的工業化卻由于一個個想稱霸的企業主體間的相互競爭、相互抗衡而使其變成了一種每個人都不可能稱霸而由“市場合力”來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充分地表現了古希臘原子論的結構原理。因此，在這個市場體系中，有著個體的意志自由、有自覺的理性精神、有企業業主這樣一個個企業的“主宰”，同時在文化領域還有著自由主義為之搖旗吶喊。然而，正是由于市場體系中的這種充分的個體意志自由、充分的理性和充分的市場競爭，而使得市場體系在其宏觀整體上顯示出了一種既沒有絕對意志主宰，也沒有自覺理性的性質，而是恩格斯所說“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歷史合力”起著作用，因而使其變成了一種由“合力”所推動的自然歷史過程。這正是西方工業化“先發、內生型模式”的文化特征。

　　因而，西方工業化中的環境問題實際也是由這個文化特征所支配的。從文化上看，西方市場體系中的工業化表現出了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工業化中的環境污染問題雖然和人類對環境的認識、現有的工業技術水平和科學技術手段有關，但在其現實性上卻是企業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就是說，歐美工業化中所產生的各類污染在本質上是企業自利行為所導致的。二是在市場體系的條件下，企業的導致環境污染的自利行為最終又會被企業競爭中的一般化的自利行為所制衡，進而通過社會的意識化的過程而產生制約和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市場和社會機制。這就是說，市場體系中工業污染問題最終可以通過政府理性指導下的市場競爭，而在企業自利的基礎上產生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市場機制，可謂“敗也蕭何，成也蕭何”。環境污染是企業的自利行為導致的，而最終又是在企業自利行為基礎產生了解決問題的機制。比如企業污染環境后會遭致公憤，而對企業的市場競爭不利，而后的環境保護法的制定，又會使企業污染環境的行為遭致政府的法律處罰和經濟制裁，進一步發展又使清潔生產、環保產品、綠色產品受到社會的贊揚和歡迎，而綠色環保運動和生態倫理的出現更是使企業的污染環境的行為變成了一種遭譴責的不道德的行為。這一切都會對企業的利益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演化和生成出一種包含了環境意識的新的市場秩序。值得強調的是，環境科學、生態倫理等科學和理性的東西，只有在市場本身提供了解決問題的物質和信息條件的前提下，才能產生實際的作用。所以，在市場體系中，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歸根結底是要通過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利益的損益來影響和推動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及工業化中的環境問題則表現為另一種文化特點。

　　一是在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工業化模式中，企業被消解了財產所有權和自主經營權，變成了整個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中的一個被控的工業單位，而不再是一個經濟主體。因而，在這個體系中，企業不是一種個體，沒有自身的經濟利益，因而既無自身意志自由，也無所謂理性(理性是建立在主體性的基礎上的)，更沒有企業間的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競爭，企業實際只是政府部門經濟職能的延伸。因此，一切經濟行為都必須嚴格按照中央計劃指令來進行，整個計劃體系中的經濟運作是通過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來實施操作的。從文化上來認識這個體系，不知只是一種文化的巧合，還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真的延伸，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工業化正表現著中國古代的“氣化論”的原理(通過一個至高無上的“道”來運化萬物)。這樣，與歐美市場體系中的工業化相比，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中的工業化在其微觀的經濟領域里恰恰是沒有個體性的“主宰”的，企業沒有自身的利益，沒有人格化的企業財產所有者和經營者，當然也沒有企業業主的“主宰”，因而也就沒有利益的驅動和利益的競爭。因此，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中的工業化系統是一種沒有自然發育、發展過程的，因而是沒有自身秩序信息源，沒有內在生命活動的人造系統。

　　二是在計劃體系中，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式的經濟結構，假定了一個超越了自身歷史發展水平的高居的系統主宰和控制者。由于計劃體制的工業化系統沒有內在生命活動、內在秩序信息和生命活動機制，因而必須造就一個外在的系統控制和操作者來推動這個系統運作。正因為如此，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中，社會管理者們“自我超越”，一下子成了一個工業時代的絕對控制者，在對西方工業化知識的非經驗化的批判和借鑒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被假定為通過政府有計劃地、科學地組織和直接參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可以跨越市場化階段，走一條多、快、好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這樣，社會國家的管理者們就在一個假定的歷史前提下，以一個“至善”的社會理想目標，而自我賦予了絕對權力，成為不但是宏觀的而且是微觀的經濟生活的控制和直接操作者。

　　這就使得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本質上不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而是社會管理層在“至善”的價值理想推動下的一種意志化的歷史活動[④]。這里就產生了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即在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工業化中，工業化本身所暗含著的“絕對主宰”的價值意愿與計劃體制金字塔社會結構所包含著的價值意愿產生了強烈的歷史共振(中國大躍進就是這種共振的表現)，從而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兩個大系統中極大地強化了人主宰、控制自然的價值取向，這反過來，又極大地強化了社會管理者在工業活動中意志化行為。這就使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被導入了一種沒有制衡機制的社會架構中：工業化中的人的主體價值意愿缺少了市場化中的“市場合力”作為一種社會領域中的自然力量來制衡;計劃體制的金字塔結構中的社會管理者的意志化行為缺少了市場化的平行網絡結構中的市場的理性行為來制衡。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人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中，這種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缺損了自然(包括社會領域中的自然)對人主體性的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和社會機制，而在歷史活動中這一瞬間了失落了大自然的法則。然而，實踐表明，這種社會架構中的工業化活動無論是對自然還是對于人類社會自身都是一種危險的歷史嘗試：一種“至善”價值理想支配的沒有制衡的意志化行為所推動的工業化雖然實現工業化初期的高速增長，但其后不僅付出了低效益、資源浪費、工業布局不合理和大規模環境污染的代價，而且也在其力圖使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完全科學化、秩序化、均衡化和道德化的唯心意志統制行為中，壓制了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自然生機”(如農民多養兩只雞也是不準的)，阻礙了經濟主體的發育，并在為保持這種無個體、無主體性的文化結構所進行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以及所宣揚的各種極左思想觀念中對人民的思想感情造成了極大地誤導和傷害，從而逐步把經濟和社會推向了崩潰的邊緣，最終引起了社會主義國家在80年代后期的全面的經濟和社會改革。

　　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的工業化污染問題也與這種經濟和社會文化結構密切相關。

　　首先，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中的被強化了的人主宰、控制自然的世界觀不利于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新型關系。計劃體制中的工業化更多是將自然作為一種征服、改造和利用的對象，而難以在沒有對立面制衡機制的條件下自覺地把自然作為應該和諧相處的平等伙伴來認識和對待。這在社會關系中則表現為金字塔社會結構中的對社會領域中的自然關系的壓抑和自上而下的統制(在這個結構中，每個人都趨向于強制別人)。這樣，在這種經濟和文化結構中，人們在進行工業活動時，考慮的更多是自上而下的上級意志的實現，并且由于“歷史合力”的缺損，而必然會蔑視自然(包括社會自然)的存在。要“天塹變通途”、“北大荒變糧倉”、“湖泊變良田”、“平地建工廠”、“山地變梯田”等，只要是上級的意志，就一定是“不惜一切代價”、“全民動員”當作“政治任務”來搞成，所謂“人定勝天”、“向自然進軍”、“鐵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等，都是這種意志的口號化的表達。這樣，不但是缺乏環保意識并在自然界對污染還有一定消化能力時，即便是在環保意識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一種普遍的文化意識和自然界已經失去了對污染的消化能力時，只要是這種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意志化的工業活動，就一定會導致環境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一項科學決策的工業活動可能會顧及了環境問題，但忽略了環境問題的意志化決策的工業活動一旦付諸實施，就難以有其它社會力量來阻止這項工業活動的實施。長期以來我國建設中存在著的“首長工程”、“獻禮工程”、“拍腦袋工程”、“立軍令狀工程”等其中的失誤不但是社會資源的錯誤配置和浪費，而且常常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其次，在計劃體制中，工業活動本質上是政府的意志化行為，而不是市場化中的企業行為。因此，工業活動中的環境污染問題實際上是政府行為所導致的，而不是企業的趨利行為所產生的。但另一方面，這些工業活動中的污染實際又是企業(嚴格意義只能稱為“工廠”，而不是“企業”)行為所實施的，而政府同時又實際是環境保護的執法部門(如果有了環保法)。所以，問題是由政府行為所導致的，而板子打在企業身上;罰款由企業出，卻是國家的錢，實際沒有人肉痛，也沒有人負責，最后即便是要治理了，也一定通過領導意志推動的，而哪個領導如果意志稍有懈怠，問題馬上就會拖下去，而當由污染出了大紕漏，高層領導一句話，問題馬上就能解決。這種經濟和文化結構是不利于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

　　最后，在計劃體制下，對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缺乏直接的利益驅動機制。市場體制中的企業行為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通過社會各種機制作用會對企業自身的利益會產生直接的多方面的巨大影響，從而會最終反過來促進企業正視環境保護問題，進行環境治理。而計劃體制下，由于企業沒有自主權，也沒有市場競爭機制，因此一個企業活動造成了環境污染并不能轉化為企業利益上的損益，企業行為與環境污染與治理沒有直接的利益上關聯，因而企業對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甚至是漠視這類問題。

　　當然，計劃體制的社會結構在解決環境問題上也有著某種優勢。如果環境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時，政府可以集中社會資源，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解決問題。從我國在解決自然環境和環境污染問題所走過的道路看，通過政府的意志化行為也有著大量的治理環境和環境污染的成功案例，比如對黃河的治理，三北風沙防護林的建造，及其建立自然保護區等。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環境問題，尤其是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因為最終將危及人類的生存，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還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這個問題都必須是需要正視和解決的。上述的比較，只是表明了兩種不同體制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方式上所表現出的不同的文化特性。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主要是在一種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中來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而市場體制則主要是以市場競爭中建立起的利益的損益關系來作為認識和解決問題的的基礎。因此，計劃體制主要靠官本位的意志化行為，而市場體制則演化出了一種自動機制。正如我國所確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所表明的，我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問題的解決機制也應該逐步從完全靠政府的意志行為推動而轉變到政府理性指導、行政管理、法律規范與市場自身調節相結合的新的社會機制上來，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環境保護、治理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將我國的環境保護、治理工作推上一個新的階段。

　　四、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環境問題及其文化對策

　　我國在70年代以前，整個社會基本上沒有環保意識，談到環境污染問題，那是資本主義弊病之一，社會主義當然不存在著環境污染問題。實際上，這不只是一種左的意識形態眼界，也正是我們缺乏環境意識的反映。當年我們動員全國人們上山砍伐樹木，堆起小土窯大煉鋼鐵，對環境生態造成的破壞可想而知，但當時誰也沒想到這里面還有一個關系人類生存的環境問題。

　　1972年，我國第一次派代表團出席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爾后，我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和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逐步有了生態環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1979年，我國第一部環境保護法問世，隨后又相繼頒布了《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并在各級政府中建立了環保部門，陸續在全國建立了各級環境監測機構，從而使我國環境事業逐步走上了軌道。

　　然而，也正是從70年代起，隨著我國工業建設的發展，我國的環境和環境污染問題開始日益顯露，到80年代末，情況已經變得十分嚴峻。根據當時國家科委和國家環保局組織全國專家完成的《我國生態環境研究課題》，對我國的生態環境作出了不容樂觀的評價，總體評價是這樣的：“我國的生態環境局部有所改善，整體正在惡化，前景令人擔憂”。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在向國家科委提交的預警報告《生態赤字：未來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機》中，則提出了中國目前面臨的十大生態問題：

　　——占國土%65的山區、占9.7%的生態環境脆弱帶，開發利用不當，形成了大范圍水土流失，加速生態失衡;

　　——自然災害頻率加快，受害、成災面積不斷擴大;

　　——中國屬于“貧林大國”森林面積不斷縮小，采伐量遠遠超過生長量;

　　——中國是“貧草大國”，長期過牧，重用輕養，盲目開墾，草原每年退化2000萬畝，累計13億畝，占可利用草場的三分之一;

　　——中國是沙漠化危害嚴重的國家，北方沙漠面積達149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15.5%;

　　——中國是嚴重缺水的大國，過量開采，浪費驚人，人為污染，水資源危害加劇;

　　——資源分布極不平衡，地區間資源承載能力差異甚大，中國處于人口負荷過重的臨界狀態;

　　——大氣污染嚴重，酸雨勢態擴大，廢渣排放增加，垃圾包圍城市，已是十分突出的問題;

　　——農林環境污染正由點到面向全國蔓延，40%的鄉鎮企業成為最大的污染源，經濟發展的成績正在被抵消;

　　——生態環境破壞已造成鉅額經濟損失，惡性循環突發事故疊起，直接威脅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⑤]

　　而最近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在向人大常委會作“關于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的說明”時公開披露，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去年公布的報告，在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排名中，中國有包括北京在內的七個，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氣污染最重的城市。當前中國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去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高達2100萬噸，煙塵排放量1400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1300萬噸，是世界上大氣污染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實行環境統計的300個中國城市當中，70%處于或超過大氣環境質量三級標準，目前中國已有七成城市不適合居住。

　　上述資料表明，自7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生態環境問題，在政府機構設置、法律制定、宣傳教育和環境保護治理等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成效是局部的，工業活動所引起的環境污染沒有得到根本的遏制，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和解決。

　　首先，我國的工業化實踐已經表明，環境問題更多是與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關的。一方面這是說，一個國家如果工業化程度低，工業污染所造成的環境問題相對就少一些，有些污染可以是在自然界的排解能力之內的，這在發展中國家容易對工業活動的污染掉以輕心。另一方面，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即便是已經有了歐美工業化中的環境問題的經驗教訓，但在工業化加速中，歐美已出現過的環境問題往往也難以避免，最終可能還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正如《只有一個地球》的作者所說的，“貧窮是一切污染中最壞的污染”。所以，即便有了前車之鑒，發展中國家往往還是繞不過與工業化加速增長相伴的幾乎是災難性的、大規模的工業污染階段。人類工業化歷程似乎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幾乎任何發展工業的方法都優先于對未來環境損害的考慮”，在渴求工業化帶來的富國強兵中，人們無意與自然平等相處，無法不犯錯誤，比如今天我們已認識到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及一次性木筷和塑料包裝物是得不償失的，但我們還是睜著眼睛在知錯犯錯。

　　第二，我國市場化初期的企業趨利行為加重了工業活動的環境污染。市場化改革前，我國工業活動的主體是政府，因此政府是工業污染的直接責任主體，政府的意志化行為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全局上加重環境污染問題。改革開放后，企業逐步有了自主經營權，有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并在市場化改革中逐步成為市場主體。同時，作為中國特色，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的農民創辦了大量的鄉鎮企業，一時間在有些省份甚至出現了所謂的“村村點火、鄉鄉冒煙”的工業景觀。這樣，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這一歷史瞬間，市場化的過程在賦予企業主體性、自利意識和競爭壓力的同時，市場體系自身的環境保護、治理的自動機制卻還沒有建立起來，企業在追逐自身的經濟利益過程中還不能從自身的利益損益關系中去體會環境保護的利害關系。這樣，雖然有政府的環保機構和國家環保法律，但企業還缺乏環境保護的自律意識，在企業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發生矛盾時，往往選擇犧牲環境而追逐利益，從而在整體上加重了我國工業活動中的環境污染。

　　第三，在市場體系中建立環境保護的自律機制關鍵是政、企關系。市場體系的特點之一就是市場能夠通過價格信號來自動地配置資源、調節市場中各種關系，而這又是通過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利益的損益關系來實現的。在合理的制度設計中，可以使企業在實現自己的利益中也對社會有利。這里的關鍵就是企業必須是真正的市場主體。因此，政企分開，不但是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同時也是我國生成市場體系中的環境保護自律機制的關鍵之一。實現了政企分開，國有企業的造成的環境污染才是真正的企業行為;市場化中的法律和規則設計才會真正對企業發生效用;對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的處罰才真正是對企業的處罰，而不是實際上的政府自己處罰自己;經濟處罰的錢才是企業的錢而不是國家的錢，才不會出現環保局處罰，化工局來說情，經委協調，而廠長說企業沒有錢，要么把廠關了，要么撤我的職，甚至找關系拍拍屁股調走了這樣的普遍存在的例子，如果我們不考慮覺悟只從利益關系上分析的話，出現了這種情況還真沒有什么好辦法。相反，如果企業受處罰是企業業主自己的錢;企業因為污染環境受處罰而在市場上沒有好名聲;污染環境的產品賣不掉，而清潔生產會有效益，環保產品會受消費者歡迎等，企業便能在這種切實的利益的損和益中，結合法律的他律而逐步樹立起環境自律意識。

　　第四，地方保護主義是我國環保事業發展的嚴重阻礙。如前所述，自70年代末，我國已經建立起政府的環保職能部門，并制定了多部環境保護、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規。應該說，我國各級政府的環保部門盡職盡責，經過多年的努力工作延緩了我國環境污染的速度，并在某些局部領域取得了環境治理的成績。但是，在我國工業化的這樣一個加速階段，在某些地方政府那里往往處理不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沒有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存在著“重經濟、輕環保”的傾向，把經濟發展看成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國民產值高就一切都好，而對環境問題則掉以輕心，把自然看成是無薪的清潔工，甚至把環境問題留給后代。正是這些認識，有些地方不認真貫徹執行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和各項環境保護的法律，甚至違法決策，上了許多污染環境的工業項目，所謂“東西南北中，都來辦化工”，就是工業項目失控的寫照。還有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企業對經濟發展有貢獻，便對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睜只眼，閉只眼，甚至干預和干擾環保部門執法，造成環保部門執法不力。最近《中國環境報》的一篇報道說，1996年9月開始，各級環保部門根據國務院部署，對土煉油場點進行了堅決的取締，當時各地的上報取締率是100%，然而國家石化局掌握的資料表明，全國現在仍有土法煉油場點約3000座。文章認為，造成這個問題的根本癥結是地方保護主義。

　　第五，我國國民的環境意識淡薄、落后。一是我國廣大青少年從小缺少熱愛自然、愛護生命、保護環境的教育，文革前，這些都被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現在雖然有了環境保護方面的宣傳教育，但缺乏那種具有宗教情懷的深沉的熱愛大自然和熱愛生命的意識。二是機械論的世界觀使我們更多的從主宰、制服、改造自然的角度看待問題，缺乏與自然和諧平等相處的文化意識，比如更多想到的是筑壩防洪，而不是多保留濕地;多用化肥農藥，而不是多用有機肥和以昆蟲制害;總想把某些自然生態環境改造的符合人的愿望，而使自然的原始和雜生地越來越少等。三是沒有全國性的環境保護的思潮和運動，缺少民間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社會機制，多強調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結果往往是政府中心工作一變，環境保護工作便退而次之，不能形成穩定的環境保護的社會力量和文化環境。四是環境意識中的“囚犯難題”心理，認為地球就這么大，大家都在以工業活動的方式發展經濟，我們少排放一些污染物，環境也不見得好起來，而沒有少排放的經濟卻可能發展的快一些，因而是少排放多吃虧。大家都這么想，這么做，結局一定是大家所想的那樣。五是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各種學科落后，甚至是空白，因而環境意識缺少諸如生態學、經濟生態學、環境科學、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環境管理學等學科的理性支持，國民的一點環境意識更多是以經驗和樸素的感情支持的，看到一條河變贓、變臭、魚蝦死光，看到城市空氣污濁刺鼻，呼吸困難，當然會激發起感受者的感慨，但僅憑這些并不能保持一種理性的穩定的國民環境保護意識。

　　對我國環境問題的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問題，既遵循著人類工業化的環境問題的一般規律，同時又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但核心的問題是我國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在現時代交匯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此，在我國以行政的、經濟的、法律的方式來進行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的同時，最重要的是文化價值觀念的更新、工業化方式的改變以及建立起全社會都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事業的社會機制。

　　人類的工業化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最基本的力量，如果沒有工業革命和隨之而來的世界范圍的工業化浪潮，我們人類可能還匍匐在大地上以農業勞作來維持生計，因此，我們并不能以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污染來徹底否定工業化本身。但現代科學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我們不改變以往的工業活動的方式，隨著自然資源的枯竭、自然對污染排解凈化能力的喪失、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人類最終也將在工業活動的最后輝煌中消滅了自己。因此，在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問題的緊迫性。1972年6月，聯合國環境理事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類環境宣言》。《宣言》指出了現今世界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和治理污染的迫切性，要求世界各國政府在進行工業建設的同時，要確實注意環境生態問題，抓緊解決工業污染。

　　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組織的積極推動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家所認同的命題。1992年7月我國政府批準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明確提出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行動目標、政策框架和實施方案，并擬訂在本世紀末到21世紀初在把重要原材料工業、交通、信息、生化、通訊等發展放在首位地位的同時，綜合考慮生存、發展、環境、效益諸方面的問題，進行合理規劃、布局、建設，以實施與全球工業持續發展接軌。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進一步確認了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些表明，我國在環境保護、治理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已經有了明確的目標、綱領和行動計劃，并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我們相信，在中國未來跨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中國人民一定能夠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治理的關系，在本世紀中葉實現基本現代化的同時，使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事業有新的發展，環境質量有較大地提高，自然生態環境有明顯的改善。

　　這里，我們根據本文對人類工業化過程中環境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結合“可持續發展”的命題，對我國的環境問題以及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意見：

　　一、充分總結人類工業化進程的經驗教訓，樹立起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觀。上世紀末的科學上的三大發現，本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等科學的發展，已經揚棄了傳統的以牛頓為代表的經典理性和價值觀念，尤其是熱力學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關的系統論、耗散結構、協同學、復雜科學等的出現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一種馬克思主義作出了貢獻的新的世界觀已經確立[⑥]。這種新的世界觀的核心就是人類的科學和理性并不是要最終控制和奴役自然，而應該是尊重自然，在與自然的平等對話、和諧相處中與自然共同發展。這包括人類活動要充分尊重自然物種的多樣性、自然生態關系的復雜性和自然過程中的隨機、不平衡、周期漲落等自然機制，不以人類意志行為去破壞自然生態關系和改變自然演化機制;要自覺地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把自身活動看作是大自然演化的有機部分，因而要自覺地將人類的活動建筑在正確認識自然法則、規律的基礎上;正確處理人類理性與自然演化的關系，充分認識自然，包括人類社會中各種要素、各種力量互動在從無序到有序演化過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人類的活動只有在對立面的制約的狀態下，才可能是符合大自然法則的，才可能是在自然、包括人類社會自然歷史過程之中的，才可能對這個演化過程產生積極的作用，因而是理性的、符合生態倫理的。

　　二、真正樹立“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通過制度的科學設計和技術創新來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從而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的保護、治理的協調發展。這應包括在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中制定、調整、修訂新的工業發展技術標準和技術政策，引導企業采用新的能減少或避免工業污染的工業技術;提高工業設備的技術水平，加快環保和節能設備的技術開發、制造和企業更新，其中要特別加強高新技術的開發，把高新技術產業化與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結合起來;科學規劃、組織和協調不同生產部門的生產布局和工藝流程，優化工業生產諸環節，交叉利用可再生資源和能源，減少單位經濟產出的廢物排放量，提高能源和資源的使用效率;企業則應通過新技術的運用盡可能地綜合利用資源、二次能源的利用、短缺能源的代用來實現節能、降耗、節水，要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減少資源的耗竭、減少廢物和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促進工業產品的生產，使消費過程與環境兼容，進一步開發綠色產品，替代或削減有害環境的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學習國際先進經驗，推廣實施企業清潔生產(又稱“清潔工藝”或“源控制”等)，從源頭減少和杜絕工業污染。

　　三、提高全民的環境意識，把增加環境意識作為文化尤其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自然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自然生態環境的好與壞，直接關系到人類的身心健康甚至是人類生命的存亡。因此，應該充分認識地球資源的有限性，自然生態、物種鏈接關系的復雜性，人類與自然生態、物種鏈接關系的相關性，物種消亡、鏈接關系斷裂的不可恢復性，以及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的巨大影響，因而如果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實際也就是破壞了我們人類自身的生存條件，從而樹立起合理有效地利用地球資源、保護地球自然生態環境光榮，而浪費地球資源、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可恥的環境道德意識，使每個公民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形成社會風尚和社會自律意識。企業是造成環境污染的源頭，也是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重點，因此，應該把環境意識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使每一個企業和企業員工都能真正認識到保護環境的意義，對此，聯合國環境與發展組織向所有國家的企業界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1.建立環境目標、規范的鼓勵政策和標準。

　　2.更有效地使用經濟手段來控制污染，使企業認識到污染是一種費用，從而自愿地改進產品和工藝過程，減少污染和廢棄物，增加經濟效益。

　　3.擴大環境評價范圍。環境評價不僅應用于產品，而且應用于企業的長遠規劃。

　　4.鼓勵企業界采取行動，企業家對污染和資源退化的反應，不應局限于執行法規，而應樹立社會責任感，并使企業全體員工都具有環境文化意識。

　　5.企業應增強處理工業危害的能力。

　　6.各個企業必須使持續的環境文化作為他們合作目標中完整的一部分，注意使他們的企業行為、工藝和產品節約能源和資源，對環境的影響達到最小。

　　四、根據市場化改革原則，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環境保護與治理的新秩序和新機制。在加強政府環境保護職能，強化環境管理的同時，應該更多注重完善環境保護、治理的法制建設。通過科學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引導企業從自身的經濟利益的損益的角度來自覺地考慮企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增強企業的環境保護的自律意識，使那些有效合理利用資源，注意了環境保護，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能夠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獲得經濟利益，而使那些浪費資源、污染環境、不顧人民身體健康的企業自動地被市場淘汰。這些包括完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價格體系，建立資源更新的經濟補償機制，征收生態環境綜合整治費用;建立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基金;提高企業排污收費標準，擴大征收排污費范圍;建設綜合性、公益性強的環境保護重點工程和示范工程;在財政、信貸、稅收、價格和投資體制改革中，對污染企業關閉、搬遷、環保設備購置、“三廢”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環境綜合整治、污染集中控制以及其它以環保為主要目的技術改造項目是實行傾斜和優惠政策;進行清潔生產、綠色產品的認證和宣傳，對環保先進企業進行表彰和獎勵。

　　樹立環境意識，進行環境保護和治理是一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綜合工程。先進國家的環保經驗表明，只要樹立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的世界觀，不斷提高國民環境意識和素質，制定和完善法制，建立起環境保護和治理的社會自動機制，以企業為主體扎扎實實地進行環境保護和治理工作，通過多年的努力，是能夠使我國的自然生態和環境質量恢復甚至是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的。

　　人類通過科學技術叩開了通向工業社會的大門，帶來了人類生活方式和質量的巨大提高。然而，今天我們在看到科學技術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必須應該看到科學技術本身所潛藏著的巨大危險，它日益增強著的能力，在開發改造自然的同時，可能也正是在挖掘著人類生存的根基。有人相信，人類可以通過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來消除它所帶來的一切已知的危害，最終可以通過科學技術解決地球污染的問題。但如果沒有人類自己今天的徹底反思，而是繼續以自然的主宰自居，在一種人與自然二元分離的文化結構中來控制和改造自然，誰能保證科學技術不是一把雙刃的劍，它的進一步發展不會帶來新的更嚴重的災難呢?行文到此，我們不僅驚訝我們這里所設想的問題實際中國古代道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以他們所特有的方式提問、思考和解答過了。中國的莊子說，“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余;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只要我們人類不以自身的意志強制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順天運而治之”，不破壞自然生機，不打破自然界的生態關系，自然就會在自身的不斷地更新中始終保留著人類幸福的源泉。

　　注釋:

　　[①] 普里高津所開創的耗散結構理論對此已經有充分的科學證明，可參看他從《從混沌到有序》一書。

　　[②] 正是在古希臘原子論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發展出了“人類社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這里值得思考的是，中國道家哲學在其本體論上強調“天人合一”，但其物質觀的“氣化論”則假定了一個先驗的至高無上的“氣”，“氣”也就是“道”和“一”，通過儒家的工作，封建社會的“皇帝”最終成了“道”的化身。“氣”在道家本體論中本是無意志的，而在社會領域中則演變成絕對意志的大前提，成為中國封建意識的形而上的根據。

　　[③] 關于這個問題，可參看伊·普里高津的《從混沌到有序》、彼得·柯文尼的《時間之箭》、史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和《復雜》等書。也可參看呂方《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間”的文化思考》一文，見《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④] 對這個問題的更多理解可參看筆者拙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間”的文化思考》，《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⑤] 資料引自《新編讀報手冊》，第423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⑥]參看普里高津、斯唐熱《從混沌到有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