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論文范文參考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后疫情時代復雜形勢的交織影響下，如何穩定就業局勢和優化就業結構至關重要。伴隨著新興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促進了新型業態與產業的誕生，這些新興元素為實現充分就業與提升就業質量奠定了堅實的基石(黃祺雨等，2023)。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愈發顯著，數字紅利的不斷釋放正為勞動力就業市場帶來強勁的新活力，極大地拓寬了民眾的職業發展路徑與就業選擇范圍。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新的挑戰。中國勞動力市場逐漸出現中技能勞動力比重下降，高低技能勞動力比重上升的就業極化現象。就業極化凸顯了中國勞動力市場正逐步偏離其理想化發展的軌道，各類勞動力群體尚未能全面實現就業潛能的釋放，經濟增長的紅利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上仍有待優化。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加大對公路、鐵路及航空等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極大地縮短了地域間的經濟距離，強化了區域經濟間的互動與融合，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從1999年中國高鐵線路發展開始，到2020年，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高鐵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中國的高鐵網絡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高鐵網絡。在頂層設計的指導和推動下，中國高鐵建設快速推進;在2020年出臺的《新時代交通強國鐵路先行規劃綱要》中提出了中長期高鐵發展目標，受此目標指引，預期中國高鐵還將持續快速發展。在高鐵建設持續快速推進和全社會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高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作為新興的交通工具，高鐵將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深遠影響(周玉龍等，2018)。因此，立足于中國當前實際，深入研究高鐵開通對就業極化現象的影響至關重要。

　　二、文獻綜述

　　Autor等人基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比例上升，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比例下降這一現象最早正式提出勞動力市場極化的概念。Goos等發現幾乎所有的觀察對象國都出現了就業極化現象(Goos et al.，2009)。在此基礎之上，學者發現發展中國家逐漸出現就業極化的新趨勢，但是并沒有像發達經濟體那樣普遍和顯著(陳儀和李亞楠，2023)。

　　國內學者也逐漸開始關注對勞動力技能的需求分化問題和就業極化問題，但仍然處于早期階段，證據尚不充足。有研究表明(呂世斌和張世偉，2015)我國制造業確實呈現出典型的就業極化趨勢。隨著產品生產國際分工的不斷增強，中國作為承接大國，勞動力市場中就業機會更多的提供給高技術勞動力和低技術勞動力，為中等技術勞動力提供的就業機會相對減少(林文鳳，2013)。另外，在數字經濟成為中國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經濟形態之后，對產業就業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影響就業結構。數字經濟發展對第二產業就業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制造業，而對第三產業就業的促進作用同時體現在傳統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同時，第二產業數字化偏向高技能勞動力進步;第三產業數字化轉型則降低門檻，穩就業，同時吸引高低技能勞動力(黃祺雨等，2023)，這也使得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就業極化現象。

　　馬偉等(2012)、覃成林和朱永磊(2013)、岳欽韜(2014)從交通可達性角度出發說明了開通高鐵會加速人口遷移，促進沿線城市人口聚集。但關于人口流動的方向仍然存在分歧。Heuermann(2019)采用德國高鐵開通數據，說明了高鐵導致了勞動力將大城市的工作轉移到了小城市;而Charnoz(2018)等利用法國高鐵數據則證明了高鐵會促使管理人員從子公司轉移到總公司?，F有研究關于高鐵對就業的影響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聚焦于高鐵對就業、經濟的總效應(董艷梅和朱英明，2016)，第二類選取從產業結構(張召華和王昕，2019)、經濟、勞動生產率(李彥等，2021)等某一個或多個角度探究高鐵對就業產生影響的因素，并未進一步探究高鐵對就業結構及就業極化現象的影響。

　　三、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交通基礎設施作為影響產業布局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對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基礎設施水平都有重要影響，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可通達性，吸引人才、企業和資金，并拉動經濟增長和城市空間優化(徐海東，2019)。作為重要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的高鐵會帶動相關產業的投資，從而促進產業本身的轉型發展。一方面，高鐵的開動會帶動其相關產業的發展。高鐵建設需要的原材料如鋼鐵、建材、水泥等產業會迅速發展，而這些行業需要的往往是遵循明確的指示和程序完成工作的體力勞動者，也就是常規操作性工作者。另一方面，城市開通高鐵后與沿線城市的聯系度和可達性都得到了提高，降低了生產資料的運輸成本，提升了開通城市的市場潛力，從而促使房價上漲(Bowes and Ihlanfeldt，2001)，會進一步促進當地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進而吸引更多的常規知識型工作者。

　　高鐵開通后，城市之間可達性增強，常規工作者會受工作機會、工資水平的吸引進入到高鐵城市;同時由于大城市生存成本高，一些高端勞動力更愿意居住在一線城市附近有高鐵的中等城市，在與大城市保持密切聯系的基礎上可以享受中等城市較低的生活成本(DONG X et al.，2020)。高鐵開通后，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了城市之間的聯系和合作，促使技術人員等高技能勞動力從子公司轉向總公司，因此，高鐵開通后，非常規知識型工作者比重會下降。因此提出假說H1。

　　假說H1：城市開通高鐵可以緩解就業極化現象。

　　高鐵的開通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交通便利性，縮短了城市間的時空距離，使得更多人群選擇在高鐵沿線城市居住和工作，從而促進當地房價的上漲。隨著房價的穩步上漲，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不僅帶動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還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生活品質。這種正面效應吸引了大量中等技能勞動力，他們看重高鐵城市的發展潛力和生活便利性，紛紛選擇在此安家落戶，進一步推動了城市的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優化。因此提出假說H2。

　　假說H2：城市開通高鐵會刺激房價從而緩解就業極化現象。

　　數字經濟的崛起是我國積極參與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重要產物。截至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深刻影響著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數字技術和自動化對中等技能勞動者產生替代效應，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得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消失，同時創造出更多具有比較優勢的工作崗位，也逐漸帶來就業極化現象。在數字經濟時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容忽視。交通的便利程度能夠影響區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這種影響往往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更加明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勞動力市場信息更加透明化，有較高的崗位匹配效率，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就業穩定性(周慧珺，2023)。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由于自身信息傳遞水平較高，高鐵開通帶來的影響也就不明顯。因此提出假說H3。

　　假說H3：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城市開通高鐵對就業極化現象產生異質性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建構

　　為檢驗城市開通高鐵對就業極化的影響，構建如下模型：

　　Laborjit=β0+β1*HSRit+β*∑Zit+μi+τt+εit(1)

　　(1)式中，i代表城市;t代表時間;j代表技能型勞動力;β0代表常數項;μi代表個體效應;τt代表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Z表示影響高中低技能勞動力的一系列控制變量。Labor代表高技能、中技能、低技能勞動力占比;HSR代表城市是否開通高鐵，1代表當年已經開通高鐵，0代表未開通高鐵?？刂谱兞縕包含地區生產總值、地區總人口、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公路水路航空客運量、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數、固定資產投資額。

　　(二)變量說明

　　參考Cortes等(2020)的分類方式將現有工作劃分為四個類型，其中，常規工作指的是遵循明確的指示和程序完成的一系列具體活動的工作，非常規工作指的是涉及各種各樣的任務、需要靈活解決問題的能力或人際交往技巧的工作;知識性工作可以簡單理解為腦力活動，操作性工作可以理解為體力活動。因此可以將非常規知識性工作者認定為高技能勞動力，非常規操作性工作者認定為低技能勞動力，常規工作者認定為中等技能勞動力，進而探究高鐵開通對就業極化的影響。

　　(三)數據來源

　　與城市相關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各地統計年鑒，其中各行業就業人數、地區生產總值、地區總人口為市轄區數據。除去就業數據缺失的城市，共有282個地級市作為樣本城市。高鐵站的設點及高鐵開通數據來自中國鐵路網。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2中，(1)(5)列為城市開通高鐵對高技能勞動力占比、低技能勞動力占比的單獨回歸，可以發現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顯著為負。(3)列為城市開通高鐵對中等技能勞動力占比的單獨回歸，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紤]到就業人數會受到高鐵以外因素的影響，因此加入控制變量再次進行回歸，可以發現對高低技能勞動力占比回歸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依然顯著為負，對中等技能勞動力占比回歸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依然顯著為正。基準回歸的結果支持假說H1。

　　(二)機制分析

　　城市開通高鐵后與沿線城市的聯系度和可達性都得到了提高，降低了生產資料的運輸成本，提升了開通城市的市場潛力，從而促使房價上漲(Bowes and Ihlanfeldt，2001)，會進一步促進當地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從而會提升中等技能勞動力占比。因此使用房價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機制分析，結果見表3，可以發現結果顯著，即城市開通高鐵通過提升房價增加中等技能勞動力占比。

　　(三)安慰劑檢驗

　　由于高鐵開通的城市選擇可能受到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因此采用間接安慰劑檢驗，通過對交互項隨機抽取500次，得到安慰劑檢驗結果見圖1a～2c。

　　通過系數分布圖，可以清晰地觀察到，隨機抽樣系數以零為均值，成正態分布;觀察t值圖可以看出，大部分隨機抽樣結果的t值都位于零值附近。以上檢驗可以說明，高鐵開通城市沒有其他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四)異質性影響分析

　　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分析

　　隨著數字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數字經濟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同時各城市的數字化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將各城市樣本期內數字經濟指數計算均值，按均值分為兩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

　　表4結果顯示，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城市，開通高鐵后，可以顯著降低高低技能勞動力占比，提高中等技能勞動力占比，也就是緩解就業極化現象;而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開通高鐵對就業結構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城市有相同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這也驗證了假說H2。

　　數字經濟論文范文二：

　　進入新時代以來，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導向。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梢?，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促進經濟發展模式由傳統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轉變。然而，我國目前的創新體系仍面臨著基礎研究薄弱、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和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創新驅動發展的整體效能不高，需要政府進一步完善創新政策體系，為經濟發展真正轉向創新驅動軌道提供支持和保障。與此同時，數字經濟以信息數據作為全新生產要素，能夠加速推動現代數字信息網絡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促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并催生新業態和新模式，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創新創業動能。那么，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是否存在交互效應?若存在，是否具有異質性?空間特征又如何?以上問題的研究能夠為優化我國創新政策體系、發揮數字經濟賦能作用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啟示。

　　從現有文獻看，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涵蓋3個方面：(1)高質量發展的概念界定。較多學者認為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的理念，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方式、結構和動力狀態;(2)高質量發展的測度。相關研究通過構建綜合指標體系分別測度了我國城市、省域和國家層面的高質量發展水平：(3)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已有文獻集中探討了結構轉換、數字技術創新和環境規制等因素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對其作用機制進行了詳盡分析。

　　關于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現有研究主要從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層面展開。微觀層面上，數字經濟可以形成兼具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及長尾效應的經濟環境，有利于改善配置效率以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中觀層面上，已有文獻實證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業、旅游業等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宏觀層面上，韋東明等(2023)基于準自然實驗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促進區域創新進而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影響;趙濤等(2020)則從創業視角出發認為數字經濟可以激發大眾創業從而賦能城市高質量發展。

　　關于創新政策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學界可借鑒的研究成果較少。相關文獻多局限于探討創新政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或者技術創新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未直接研究創新政策與高質量發展間的關系。只有少數文獻采用準自然實驗的方法考察了單一創新政策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如胡兆廉和石大干(2022)研究發現，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能夠強化創新要素投入和創新環境建設從而實現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金環和于立宏(2023)以雙創示范基地建設為準自然實驗實證發現，創新政策可以引領科學技術創新并優化制度營商環境從而推動高質量發展。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為理解創新政策與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提供了深刻見解，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目前只有少數文獻從準自然實驗的視角直接探討了單一創新政策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能很好地評估多重創新政策組合的綜合效應;(2)已有文獻從創業或創新單方面視角研究了數字經濟影響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制，并未基于創新創業提供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3)現有研究均是從創新政策或數字經濟單方面探討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尚未發現有文獻研究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影響高質量發展的交互效應。鑒于此，本文從研究內容上，將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納入同一模型研究兩者對高質量發展的共同影響，發現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在城市高質量發展推動上存在顯著的正向交互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深化了創新政策、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從研究視角上，在創新創業統一框架下系統研究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發現兩者能夠激發城市創新創業活力進而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支持了創新創業活動的中介路徑作用，是對已有文獻創新路徑和創業路徑的豐富和補充。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1創新政策、創新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

　　創新政策通過要素聚集效應、技術聚集效應和雙創環境優化效應為創新創業提供支撐，從而提升創新創業活躍度。(1)創新政策借助研發補貼等政策工具合理引導財政資金流向，增強企業研發投入和實質性創新產出。其釋放的政策利好消息也會吸引風險投資聚集，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以及新創企業的產生;(2)創新政策能夠促進創新成果的產生與聚集，推動先進知識擴散和高新技術積累，創業者也能夠將創新成果中潛在的創業機會與大眾需求相結合，實現技術成果的市場化轉變;(3)創新政策可以通過完善創新公共服務體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方式優化企業的創新環境，增強潛在創業者的創業意愿。

　　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有利于實現高質量發展。(1)創新創業活躍度的提升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有助于經濟發展模式由傳統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轉變;(2)創新創業活動的增強能夠促進生產要素快速流動，使要素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有助于要素資源實現最優配置;(3)創新創業活動還能與政府環境規制相互協調，實現資源節約化、產業綠色化和消費生態化，進而推動高質量綠色發展?；谝陨戏治觯岢鲅芯考僬fH1。

　　H1：創新政策能夠提高區域創新創業活躍度進而推動高質量發展。

　　1.2數字經濟、創新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加速創新要素流動以及降低生產交易成本等方式培育更多的創新創業機會，激發區域創新創業活力。(1)數字經濟所依托的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具有出色的數據搜集與處理能力，能夠有效緩解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助于創業者快速有效地掌握市場商機，從而在根本上促進創業活動;(2)數字經濟的數據流動和信息共享性能夠加速各類創新要素流通、聚集與整合，為創新創業活動提供技術、人才和資金等要素組合，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3)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能夠推動信息流和資金流等要素的深度融合，降低了創新創業過程中的信息搜尋、資金融通等生產交易成本，能夠激勵企業開展更加豐富的創新創業活動。

　　除了通過改變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和促進經濟綠色轉型等方式來推動高質量發展外，創新創業活動的增強還能夠推動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加快產業數字化進程并催生新業態和新模式，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谝陨戏治?，提出研究假說H2。

　　H2：數字經濟能夠提高區域創新創業活躍度進而推動高質量發展。

　　1.3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影響高質量發展的交互效應

　　創新政策與數字經濟能夠相互協調，形成合力共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創新政策能夠促進數字技術創新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為牽引的經濟活動，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相應政策增強數字技術基礎研究力度，加快培育數字科技創新人才，為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另外，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以提高創新政策的賦能效果。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有助于優化政府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流程，推動政府治理向數字化治理轉型。依托大數據和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政府可以建立完善高效的信息共享機制和政務服務系統，使治理客體由模糊化識別向精準化識別過渡，從而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創新政策?；谝陨戏治?，提出研究假說H3。

　　H3：創新政策與數字經濟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上存在正向的交互效應。

　　2研究設計

　　2.1變量選取

　　2.1.1被解釋變量

　　高質量發展(Hqd)。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需要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以測度其發展水平。借鑒汪淑娟和谷慎(2021)、陳子曦和青梅(2022)的研究，從新發展理念五大維度出發選取22個三級指標，采用熵權法對我國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2.1.2核心解釋變量

　　(1)創新政策(Policy)。參考俞立平(2020)的研究，在宏觀知識生產函數中引入電信業務總量作為創新技術進步的替代變量，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模型，采用DEAP2.1軟件計算出剔除技術進步因素影響的全要素生產率存量指數來衡量區域創新政策。考慮到城市數據的可得性，投入變量選擇電信業務總量，財政科技投入，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從業人員，產出變量選擇專利申請數。

　　(2)數字經濟(Dige)。借鑒趙濤等(2020)的研究，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兩個維度出發選取5個二級指標，采用熵權法測度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2.1.3中介變量

　　創新創業活躍度(Innov)。以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衡量。該指數以企業為核心，立足于企業家、資本與技術三大核心要素實現對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活力的真實度量。

　　2.1.4控制變量

　　為了避免遺漏重要變量對估計結果造成的影響，借鑒魯釗陽等(2023)、楊玉琪和王小華(2023)的研究，選擇如下控制變量：(1)財政分權(Fis)，以地區財政預算收入占財政預算支出比重表示;(2)金融發展(Fin)，以地區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生產總值比重表示;(3)人力資本(Hum)，以地區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對數值表示;(4)城市化水平(Urba)，以地區人口密度對數值表示。

　　2.2模型構建

　　(1)構建基準回歸模型，如式(1)所示。

　　2.3數據來源與處理

　　考慮到我國數字技術的發展主要始于2011年，且我國經濟發展自2012年進入新常態，意味著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發展，本文針對2011～2022年我國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展開研究。其中，區域創新創業指數來自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其它數據依次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域統計年鑒和部分地級市統計年鑒，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與ARIMA法進行填補。在數據處理上，對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指數取對數以減少異方差影響，并采用國家統計局的匯率均價對以美元計價的數據進行換算，并以2011年為基年對價格數據進行平減。表2報告了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3結果與分析

　　3.1基準回歸

　　表3報告了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影響高質量發展的估計結果。由列(1)～(5)可知，隨著逐漸加入控制變量，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的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且為正，表明創新政策實施與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且穩定的推動作用，兩者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能。

　　3.2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對基準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檢驗：(1)以財政科學技術支出與互聯網用戶數和電話數量的交互項作為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的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檢驗;(2)控制時間、城市、省域以及省域與時間交互的固定效應;(3)將指標賦權方法更換為主成分分析法;(4)剔除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4個直轄市樣本;(5)對高質量發展、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指數進行5%的雙邊縮尾處理;(6)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出時間(2016年)為分界點將研究時期劃分為2011～2015年以及2016～2021年兩個階段重新估計。檢驗結果顯示①，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的符號與顯著性并未明顯改變，表明兩者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效應是穩健的。

　　3.3影響機制檢驗

　　(1)中介效應檢驗

　　下面檢驗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中介機制，結果見表4。由列(1)、(2)可知，將創新創業活躍度加入基準回歸模型中后，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的顯著性并未發生變化，但系數大小均有所下降，表明創新創業活躍度在創新政策和數字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說1和2。此外，為進一步探究創新活力和創業活力的中介差異，分別以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子維度中的新建企業數量得分與專利授權數量得分表征創業和創新活躍度再次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見表4列(3)～(6)。可以看出，創新活躍度和創業活躍度Sobel-Good-man檢驗的Z統計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創新創業活躍度的中介效應是穩健的。同時，觀察兩者的中介貢獻度可以發現，創新政策主要通過激發城市創新活躍度(13.2%)來推動高質量發展，而數字經濟則主要通過提升城市創業活力(10.0%)為經濟發展提質增效。

如果您現在遇到期刊選擇、論文內容改善、論文投稿周期長、難錄用、多次退修、多次被拒等問題，可以告訴學術顧問，解答疑問同時給出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