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范文一：

　　新時期科技創新步伐加快，數字化建設趨勢愈發明顯，顯著提升了人事檔案管理效能。但這種趨勢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人事檔案數字化管理制度缺失、安全管理技術單一等現象逐漸暴露出來，很多事業單位無法靈活運用防火墻、入侵檢測、病毒查殺等技術保護人事檔案庫，導致安全保障效能提升困難。再加上部分人事檔案管理人員安全意識淡薄，安全管理能力有所欠缺，導致賬號管理不善、隨意授權的情況時有發生，容易造成人事檔案信息泄露、丟失。鑒于此，本文有必要對這一現狀進行探討并給出改進對策。

　　1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風險分析

　　人事檔案內容包含人員身份信息、受教育經歷信息、職業晉升和調動信息、家庭信息等，與個人工資待遇、社會勞動保障及組織關系緊密掛鉤，信息保密等級較高，需要妥善分類和保管。為方便管理，許多單位引進了數字化人事檔案管理系統，但系統運行使用環節目前還存在較多問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①安全管理意識淡薄。很多管理人員僅關注核心業務的運行情況，忽視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給風險滋生埋下隱患。②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數字化檔案安全管理職能劃分不清晰，檔案信息的審核、收集和歸檔流程混亂，授權較為隨意，容易造成人事檔案信息泄露、丟失。③安全管理技術比較落后。網絡安全防護技術較為單一，對防火墻、入侵檢測、病毒查殺等技術的應用開發不足，降低了系統的風險抵御能力。④專業安全管理人員匱乏。缺乏專業的數字化檔案信息安全管理人才，現有隊伍的安全管理能力和素養相對欠缺，影響了安全管理效能。

　　2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優化措施

　　2.1提高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意識

　　針對人事檔案工作中存在的管理人員信息安全管理意識淡薄的問題，單位需要積極加強安全意識和理念宣傳，通過多渠道、多平臺向管理層傳遞先進理念，使管理層充分認識到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性，進而在管理工作中給予更多的支持和指示，推動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效能提升[1]。首先，重點把握例會、內部會議的契機，向管理層展示數字化人事檔案管理模式的優點，使管理層直觀了解到數字化帶來的高效性和便捷性。其次，借助案例與多媒體，向管理層介紹數字化人事檔案潛在的安全風險和問題，從思想引領的角度讓管理層加強重視，主動作為、主動表率，參與到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設和推行過程中。最后，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還應貫徹全員化、全過程的基本原則，系統加強宣傳推廣，使管理層認識到數字化人事檔案安全管理的重要價值，并主動提交人事檔案材料，按照規定格式進行人事檔案材料的收集和鑒別，確保數字化人事檔案原始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2.2規范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制度流程

　　制度流程具有規范性和約束性，能為數字化檔案管理工作提供具體的指引，因此在數字化建設及管理完善過程中，需要重點建設健全的規章制度，結合人事檔案數字化管理的特征與難點，進行針對性的調整和改進，為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效能的提升奠定堅實基礎。

　　要明確數字化檔案審核、歸檔的具體流程，指定專人負責數字化檔案的制作保管工作。對紙質檔案轉化而來的數字化文件、照片，要重點檢查其真實性和清晰度，提前統一歸檔格式和標準，發現不符合歸檔要求的檔案內容應及時溝通并糾正;對于數字化平臺直接導出的檔案信息，則要檢查信息整合情況，防止亂碼等問題發生[2]。定期對數字化檔案管理情況進行考核，增強人員安全意識。

　　數字化檔案平臺應采用賬號密碼管理方式，設置超級管理員，負責編輯和增刪賬號信息，杜絕隨意授權行為，從根本上降低數字化檔案泄露的風險;數字化檔案管理機房也要嚴格執行門禁制度，可以使用指紋識別、人臉識別等方式驗證人員身份，以防無關人員進入;辦公設備接入的磁盤、U盤等外部存儲設備應由專人專管，嚴禁隨意插入可能帶病毒的設備。

　　2.3應用數字化人事檔案安全管理技術

　　2.3.1入侵檢測技術

　　網絡入侵是導致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丟失、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網絡黑客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使用技術手段進入數字化檔案管理平臺，收集人事檔案管理系統收錄的人員家庭信息、聯系方式等信息，或者破壞檔案數據內容，隨意篡改系統設置，影響數字化檔案管理系統的正常運行，給數字化人事檔案帶來安全威脅。

　　這些入侵行為具有一定特征，如頻繁申請訪問、頻繁下載、刪改等[3]。在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實踐中，可以采用入侵檢測技術，對訪問者的行為進行動態化監管，發現異常及時發出警告信息，提醒數字化人事檔案管理人員注意。對于多次異常訪問的用戶，管理人員可將其加入黑名單，當該用戶再次發出訪問申請時，系統會自動拒絕，以此較好地保證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管理安全性，降低網絡非法入侵和信息非法盜竊風險。

　　設計入侵檢測算法時，要重點優化算法規則，通過應用大數據分析對用戶歷史訪問行為進行整合統計和分析，及時發現異常;還應建立健全網絡入侵應急防范機制，在入侵行為發生時，及時中斷網絡連接或啟動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管理備份系統[4]，以此減少損失，防止發生大規模的入侵損害。

　　2.3.2防火墻技術

　　防火墻技術是現代網絡安全防護的重要技術保障，它整合利用了計算機軟硬件的優勢，能夠在內網與外網之間搭建屏障。在信息傳輸過程中會先到達外網進行安全檢測，符合安全標準后方可進入內網，供工作人員接收和使用。對存在異常的信息內容，防火墻會發出警告信息，提醒工作人員注意。因此在數字化人事檔案信息安全管理的過程中，應加強防火墻技術的引進和應用，借助防火墻搭建虛擬壁壘，增強數字化檔案系統的風險識別和防御能力。當前防火墻技術持續發展進步，下一代防火墻(Next Generation Firewall，NGFW)技術已得到推廣應用，其附帶的包過濾功能十分強大。數字化檔案管理人員可以提前設定訪問控制列表(Control Lists，ACL)規則，防火墻會自動攔截信息并進行比對，丟棄存在風險的數據包，以此抵御非法信息、惡意代碼的入侵。

　　大數據范文二：

　　數字經濟目前在全球范圍內迅猛發展，成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的跨境數字貿易蓬勃興起，有力推動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加速整合與優化，為全球經濟恢復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力。在此背景下，中國數字經濟也步入了全面快速發展的新階段。僅僅十年間，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從2014年的16.2萬億元，快速增長至2023年的56.1萬億元，GDP占比也從25.1%攀升至41.5%[1]。數字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和“加速器”，其作用愈發凸顯。數據作為新興的生產要素，已成為國家的戰略性資源，將進一步激發數字經濟的乘數效應和巨大潛力。為順應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趨勢，滿足數據跨境流動的合理需求，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推動解決數據跨境流動等問題”。然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構建一套完備且有效的法律規則體系。同年，我國出臺了《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這標志著我國數據跨境流動管理制度邁入了全新階段，更加高效地實現了數據安全與數據流動并重的立法目的[2]。

　　1 數據跨境流動概述

　　數據作為對客觀事件進行記錄并可供鑒別的符號，承載著客觀事物的性質、狀態及其相互關系的信息，既涵蓋狹義上的數字，也包含對事物屬性、數量、位置及其相互關系的抽象表示。數據具有可復制性、流動性及基礎性特征。198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其發布的《隱私保護和個人數據跨境流動指南》中首次提及“數據跨境”概念。該指南當時主要聚焦于個人數據的規制，范圍相對有限，且其規則體系與當前數據爆炸的時代背景存在顯著差異。隨著數據資源戰略地位日益凸顯，“數據跨境”的內涵與外延均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數據的范疇已從個人數據擴展至社會、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及行業數據;另一方面，跨境流動不僅包含數據的主動傳輸與轉移，還因數據的虛擬性而涉及通過互聯網進行的遠程訪問與獲取。因此，法學家張新寶將數據跨境流動定義為“數據從一法域被轉移至另一法域的行為”或“跨境對存儲在計算機中的機器可讀數據進行處理”。具體而言，數據跨境流動主要包括兩種情況：①數據的跨境傳輸與轉移;②數據雖未跨境，但能被境外主體訪問與處理[3]。值得注意的是，數據跨境流動是數字化信息傳播與價值實現的關鍵環節。大數據與數字場景的復雜性使得數據在跨境過程中面臨的風險環節、內容形式均發生新變化，風險觸發條件日益多樣且難以預防，對政治、經濟及國家安全構成愈發嚴峻的威脅[4]。

　　從形式上看，“數據跨境流動”既涵蓋“數據由外向內”的流入，也涉及“數據由內向外”的流出。數據的流入可能促進產業發展，但也可能引入有害數據或與本國意識形態相悖的信息，從而危及國家安全、政治安全及經濟安全。而數據的流出則可能導致重要數據資源被他人利用，同樣對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威脅。在當前政策法律語境下，“跨境流動”主要聚焦于數據的“出境”或“遠程被訪問獲取”。由于發達國家更關注本國數據的安全流出，而非他國數據對本國的影響，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數據的流入與流出方面均面臨更多挑戰[5]。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互聯網應用國家之一，數字經濟發展迅速，網民數量位居全球前列，所積累的數據資源數量龐大且價值重大。在全球格局風云變幻的背景下，這些數據一旦落入歐美發達國家等手中，很可能成為其精準打擊或壓制的工具。因此，無論是從國家安全層面，還是個人信息保護層面，都需要構建更加完善、全面的數據跨境規范體系。

　　從主體角度看，參與數據跨境行為的主體包括個人和組織。這一點在《數據安全法》第四十五條中得到了明確體現，該條規定了開展數據處理活動的組織、個人應履行的法律義務。隨著數據獲取技術的普及，雖然獲取某一行業或某些個人信息達到法定標準存在一定難度，但并非不可實現。無論是《數據安全法》還是《規定》，都對數據處理者的數據安全保護義務提出了明確要求。例如，《規定》第十一條明確指出，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數據時，應遵守法律法規，履行數據安全保護義務，并采取必要的技術措施保障數據出境安全。一旦發生或可能發生數據安全事件，應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并向省級以上網信部門及其他相關主管部門報告。《數據安全法》第四章則對數據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數據安全教育培訓等進行了全面規范。對個人而言，既要建立制度機制又要落實責任鏈條，客觀上難以實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對數據處理活動主體范圍的隱形約束。此外，《規定》中引入了“數據處理者”的概念，但并未直接給出法律定義。為準確理解這一概念，需參考上位法《數據安全法》的相關表述。雖然《數據安全法》未直接定義“數據處理者”，但對“數據處理”進行了歸類表述，包括數據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據此，“數據處理者”可理解為“開展數據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行為的法律主體”。無論是數據收集者、傳輸者還是提供者，均可被視為“數據處理者”。相應地，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無論其參與數據處理的一個環節還是全過程，都應依據《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履行相應義務并承擔相應責任。

　　2 主要國家或地區數據跨境流動法律規制模式

　　2.1 歐盟：嚴格治理模式

　　歐盟的跨境數據流動治理規則形成較早，且具代表性。從早期的《個人數據自動化處理中的個人保護公約》到1995年頒布的《關于個人數據處理保護與自由流動的指令》(以下簡稱“95指令”)，再到后來實施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簡稱GDPR)，逐漸構建出一個較為完整的法律規制框架。”[6]其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對公民個人數據和隱私的嚴格保護，以及對區域內非個人信息的數據共享、處理、開發和利用的明確規定。如GDPR規定，個人數據轉移到歐盟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只能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實現：①充分性認定(即經歐盟認定的具有一定個人數據保護水平的國家或組織);②適當的安全保障(包括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③公司規則，或歐盟批準的標準、認證機制等)及特定情形下的克減規定(如為重要公共利益、保護數據主體利益等特殊事項)。而隨著歐盟數字經濟的發展，純粹的數據限制規則也逐漸被放寬。2023年，歐盟理事會正式通過了《關于公平訪問和使用數據的統一規則的條例》(以下簡稱《數據法案》)。該法案明確支持用戶與第三方之間的聯網數據共享、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數據共享以及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數據共享，有力促進了數據經濟主體的售后服務優化、市場拓展及經濟繁榮。

　　歐盟在數據立法方面的審慎態度在保護個人信息及打造歐盟內部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設置了數據流動壁壘，對其他經濟體的進入設定了較高門檻，不利于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2 美國：自由控制模式

　　憑借其先進的技術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美國在數據跨境流動的態度展現明顯的二元特征。一方面，美國積極倡導“數據主權自由主義”，反對“數據本地化留存”要求。例如，其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美墨加三國協議》等協議中，明確提出“不得給跨境數據自由流動設立條件”，要求其他國家開放數據市場，實現數據的自由流動，助力本國企業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先機，鞏固企業領先地位。另一方面，美國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外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采取打壓、限制甚至禁止措施。例如，2024年其發布的《關于防止受關注國家獲取美國人大量敏感個人數據和美國政府相關數據的行政令》(以下簡稱《行政令》)以及美國司法部發布的關于《行政令》的情況說明，從數據交易方、受監管數據類型、數據量等多個維度，對指定的“受關注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古巴和委內瑞拉等國家)和“關注的人員”訪問和獲取美國公民與政府的敏感數據(如基因組數據、生物識別數據、地理位置數據、個人健康數據等)實施了全面限制。這直接影響了中國人工智能、跨境電商、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的海外運營、投資并購等交易活動。此外，美國還將數據治理視為“印太經濟框架”的重心，意圖在亞太地區推廣數據自由流動的標準，構建數據流動圈，達到主導該地區的數字經濟秩序[7]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內法對數據保護的規定相對分散，缺乏統一的成文法。相關數據保護的條款主要散見于政府發布的《行政令》及各州頒布的法律法規中，而直接涉及數據跨境流動的法規并不多見。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資源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發達國家試圖通過獲取其他國家的數據資源來謀取巨額利益，掌控他國市場，并實現所謂的“長臂管轄”。而發展中國家則選擇構建數據屏障或尋求區域合作，共同制定區域數據流動規則，以扶持本國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并維護國家安全。當前，“技術主權”與“監控資本主義”之間的沖突，實質上反映了全球數字經濟一體化特性與主權國家對國家安全及國內法治所承擔的責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也是歐美之間在跨境數據流動問題上產生分歧的深層次原因[8]。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應當主動承擔起大國的責任，積極推動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的重塑，致力于打破數據霸權和數據壟斷，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營造更加公平、平等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同時，中國還需不斷完善數據跨境流動的法律規則體系，促進數據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實現開放流動。

　　3 我國數據跨境流動法律規制分析

　　我國目前的數據跨境流動制度體系以《數據安全法》為基礎，輔以《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架構性文件，但一直缺乏專門針對數據跨境流動的系統性規定。而《規定》的出臺，涵蓋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及行業標準等五個層面的規則，標志著我國數據跨境流動法律規范體系已經建立健全，實現了有法可依。

　　3.1 我國數據跨境流動法律規制概述

　　一是以《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為基礎的數據跨境流動基本法律框架。二是以《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為代表的重點領域數據安全行政法規。三是以《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法》《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等為核心的出境審查的政府部門規章體系。四是以《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試行)》《會計師事務所數據安全管理暫行辦法》等為代表的細分行業的數據安全部門規章。五是《關于實施個人信息保護認證的公告》《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申報指南(第二版)》《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備案指南(第二版)》等規范性文件，為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備案標準合同的方式、流程及所需提交的材料等提供了詳細指導。此外，《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關于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浙江省汽車數據處理管理規定》等地方性法律規范，也在地方開展數據跨境流動實踐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隨著“互聯網+”行動的不斷深化，預計未來將有更多針對細分行業的規定相繼出臺。

　　3.2 堅持開放與安全并重原則

　　在法律規范體系中，秩序與自由相輔相成，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自由并非無邊界，秩序亦不應過度嚴苛，二者需達到某種平衡，才能為特定群體提供更為長遠的保障。在數據跨境流動的監管領域，這一原則尤為重要，且實踐亦證明了這一點。《規定》的第一條即明確其立法目的為“保障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權益，促進數據依法有序自由流動”。官方解讀更進一步強調，“在保障國家數據安全的前提下，便利數據跨境流動，降低企業合規成本，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法律保障”。相應地，在數據跨境流動的條件設置、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范圍等方面，《規定》做出了簡化調整，特別是明確了豁免情形，減輕了企業開展正常對外貿易的制度成本。此外，《網絡安全法》與《數據安全法》也均提出了“積極利用”等原則，強調在保障安全的同時，要充分利用數據的價值。因此，在理解和執行數據跨境流動的相關政策時，也應全面貫徹開放與安全并重的原則，為數據處理者提供更多指導、引導和支持，而非簡單地施加限制。這樣才能助力相關企業、行業充分發揮數字產業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占據有利地位。

如果您現在遇到期刊選擇、論文內容改善、論文投稿周期長、難錄用、多次退修、多次被拒等問題，可以告訴學術顧問，解答疑問同時給出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