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卻不能生搬硬套在我國的醫保制度上，這不僅基于各國國情的差異，還因每種醫保制度都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現狀的演變又不斷涌現出新的矛盾沖突，歸根結底，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國醫保制度改革的道路之所以需要借鑒他國經驗，僅僅是為了避免走老路、歪路而重蹈他國覆轍，從而有助于我們更好更快地建設與中國國情相適應且深具中國特色的醫療保險制度。

　　一、各國醫保模式的特點

　　國外的醫保體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種：全民醫療保險、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制度，每一種制度都有其典型特征，而相應的代表國家實際醫保現狀也存在不同問題。如加拿大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是以公費醫療為主，由政府出資，政府管理，私人醫院或醫生提供醫療服務，其特點是以社會公平民主、公民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為核心，建立一個病有所醫、急有所救、人人共享的醫保體系。

　　同時，還有商業醫療保險作為補充性醫療福利，以此支付公費醫療保險項目之外的醫療服務費用，根據各省的法律，這些福利只能涵蓋政府保險計劃規定的公費醫療項目以外的費用[1]。美國是唯一沒有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發達國家，全美56.7%的公民(約1.7億)購買商業醫療保險，43.5%的公民(約1.2億)享受社會醫療保險或醫療救助項目，另有近15%的公民(約4700萬)沒有任何醫療保障[2]。美國的醫保模式由私人商業醫療保險占大份額，使公立和私立醫院公平競爭，政府作為第三方督促市場有序運行，并承擔窮人和老人的醫保費用。

　　德國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源地，1883年《工人疾病法》為其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確定了基本框架，到1975年，90%以上的人口進行了社會醫療保險登記[3]。德國的社會醫療保險不同于商業保險，是一種通過法律手段促使企業單位和個人共同繳納社保基金，并以互助共濟為宗旨，由政府計劃組織并監管的保險模式。

　　與這三個國家不同，我國并不屬于典型醫保制度中的任何一種模式。構成我國現今醫保制度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我國始終堅持以“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為目標建立醫保制度，但由于各地區和單位等多種客觀因素的差異，公民享有的醫保待遇標準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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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醫保制度存在的問題

　　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醫療保險制度，各國運行的制度中都存在些許不足。以加拿大這個看似全民都能享受免費醫療的國家為例，它與中國傳統的掛號就醫模式不同，在加拿大的醫院里沒有掛號處，也沒有門診部而只有急診室。這取決于加拿大運行的層級醫療體系，將家庭醫生設為“看門人”，沒有家庭醫生的推薦就無法去醫院就診。

　　因而，在享受免費醫療前最大的難題即是：你是否有家庭醫生?據統計，加拿大全國僅3000多萬人口，卻有超過500萬人口沒有家庭醫生。再說說美國醫保制度，丹尼爾斯在他的著作《醫療公正論》中描述了美國人的一個普遍共識:“比起其他許多工業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美國人很少主張平等醫療保健體系，但仍有一個信念就是：醫療保健資源應比其他社會商品更公平的分配。[4]”由此可知，美國人追求的是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平等，這就導致了保險公司通過提高保費以達到排斥高發病概率人群的目的，使那些本身處于弱勢的群體在獲得醫療服務時也處于不利地位，醫療衛生公平性問題十分突出。

　　眾所周知，世界上所有實行社保制度的國家長期都面臨著同一個難題：醫保費用支出膨脹。據統計，德國是世界上醫療費用支出最高的國家之一，2003年德國醫療衛生費用占GDP的11.1%，在OECD國家中位列第三，僅次于美國(15%)和瑞士(11.5%)，2007年該國醫療保險的基金赤字高達70億歐元，致使醫療衛生費用危機成為該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5]。

　　加拿大2006年的醫療健保支出達1420億加元，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0.4%，創下歷史新高。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因其醫療服務的濫用導致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醫療費支出一直以平均11.6%的速度遞增，高出同期平均消費價格指數2.9%左右;2002年美國人均醫療費用更是達到5000美元，成為世界第一[6]。

　　三、中國醫保制度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保覆蓋率的不斷提高，其費用的支出也呈現不合理的快速增長，醫療保險費用支出從1999年的16.5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1541億元;人均社會醫療保險費用支出從1999年的237.8元增長到2007年的698.8元，增長了近3倍[7]。而不合理的費用增長勢必加劇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在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在醫療費用負擔的公平性方面，美國和中國分別排在第54位和第188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8]。除上述兩方面外，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亟待解決的問題還包括以下幾點：第一，醫藥市場缺乏管理機制。醫療資源中最為普遍的是藥品，其地位不亞于醫療服務的重要性，藥品的生產、銷售、管理關系到整個醫療保險體系的運行和發展。我國醫藥市場可謂龍蛇混雜，全國目前單是藥廠就有6000余家，批發企業則是超過1萬家。藥品收入不僅與醫院效益掛鉤，也決定了醫生的業績，導致醫生通過亂開藥、開貴藥等手段提高個人收益，醫藥不分家的體制造成了當前復雜混亂的大環境。

　　第二，醫療服務效率低，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我國的醫療現狀是盲目追求名醫、名院，往往舍近求遠，長途跋涉去就診，致使醫療需求過度集中在少數大醫院，這不僅使部分醫生工作量超額，影響就醫的質量和效率，也造成部分醫院的醫療資源相對地被閑置浪費，醫生福利減少的同時工作態度逐漸消極，如此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當、供求失衡。中國社會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影響，城鄉之間差距相當明顯，不僅導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城鄉居民收入和待遇的不公平，也反應在醫療資源及服務水平的不平等、不均衡。大中型城市及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醫療資源較為集中且豐富，而農村等落后地區的基本醫療設施和資源極度匱乏，使之呈現明顯的“倒三角”形式，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我國城市地區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口占44.8%，農村地區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居民占79%[9]。第四，醫保機構職責分工不明確，缺乏統籌管理制度。

　　在我國，城鎮職工醫保和城鎮居民醫保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由衛生部管理，城鄉醫療救助由民政部管理。同時，各管理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醫保政策各不相同、核算方法互不統一、管理項目重疊等現狀必然會增加管理成本的浪費，從而加重管理機構的負擔和政府的財政壓力，也使參保人員在申請和享受醫保福利時困難重重。

　　四、國外醫保制度經驗的借鑒與啟示

　　無論是國外已相對完善的典型醫保制度，還是我國尚未成熟的醫保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但我國仍可參考國外醫保制度中有借鑒價值的部分，以防止我們重蹈覆轍，也為我國醫保制度的改革之路開拓新的思考路徑。據調查，在加拿大及北美等國“醫”和“藥”是分開的，“醫”是全保，而“藥”是大部分都不保的，加拿大的醫院也不賣藥，買藥只能拿著處方去藥店買，徹底杜絕醫院為了盈利亂開藥、開貴藥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的處方藥也非整瓶出售，而是嚴格按照醫生處方，開幾片才能買幾片，有效避免了藥品過期等浪費現象。

　　按照加拿大憲法，醫療保險制度的監管和實施工作由省、地區政府承擔。各省、地區主要負責管理本省或地區的各項醫保工作，省衛生部門控制著絕大部分醫療衛生資源以及醫療服務的數量與質量，支配衛生資金的使用，制定醫療服務的價格，確定資產支出水平，控制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是醫療保健的關鍵最后責任主體[10]。再說德國的藥品市場，據統計德國目前僅保留了10個大的藥品批發商，且其中最大的三家占了近70%的市場份額，而德國84%的藥品都通過藥店進行銷售，幾乎不需通過醫院出售，從而避免了醫院以藥品營利的可能性。

　　此外，德國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大致分為兩大部分：以傳染病監控為主的公共衛生體系和一般醫療服務體系[11]。前者是由聯邦、州和縣三級政府的衛生行政部門主管，各級政府財政信息流通由下至上、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的有序管理機制;后者則是私人醫生、醫院以及各種康復和護理機構，這一體系奠定了德國醫保制度的夯實基礎，構建了一個健康有序、和諧發展的運行體制。最后不得不說到美國，美國的藥品銷售額占據了世界藥品市場份額的40%以上，是當之無愧的醫藥巨頭，然而其藥品批發商總共只有70家。

　　由于藥品市場的集中度相當高，政府能有效地對本國的藥品市場進行合理調節和控制監管，大大降低了醫藥資源浪費的風險和監管成本。另外，美國的商業醫療保險公司大多都有自己管轄的醫院，有助于維持保險市場的公平競爭，保險公司能集中管理并控制醫療服務和醫療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保險公司與醫院之間的利益相掛鉤，以此約束醫院的道德風險，進而實現醫療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

　　通過借鑒加拿大等國的經驗，可總結其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幾點啟示：第一，實行醫藥分家。由上述分析可發現加、美、德三國藥品生產量雖然龐大，但醫藥市場始終保持井然有序，層級分明。參考它們在控制醫藥市場方面的各種手段，我國可以借鑒以下幾種方式：如減少私有藥品生產廠家和零散批發商;集中監督管理藥品從生產出廠到市場流通的循環鏈。此外，還需保證醫生的待遇福利水平，維護其基本權利，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醫生為了創收鋌而走險。

　　第二，大力推進多層次的醫療保險體系。國外成熟的醫保制度結構都較為繁復且面面俱到，能滿足有不同醫保需求的公民。事實上，無論是多小的國家，僅憑政府的單一力量都不可能實現全民醫保需求，更無法在短時間內達成我國“廣覆蓋”的醫保制度目標。因而我們應積極提倡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并不斷鼓勵企業和個人參加商業保險等多種形式的補充醫療保險，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滿足公民在基本醫療保障之外的其它需求。第三，進一步擴大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發達國家的醫保制度通常是以基層為主力，如加拿大的醫療體系由家庭醫生為中心，形成“看門人”制度，以此減少醫療資源被浪費的可能性。

　　具體措施如建立社區衛生事業，小病、常見病在以全科醫生為主體的社區醫院就診，大病、重病在較大醫藥就醫;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縮小城鄉差距，為困難地區的衛生服務機構提供必要的房屋和設備，幫助其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建設;加強醫生隊伍的培養和改造，不僅要提高醫療技能等專業技術，更應著重培養其職業道德和增強個人素質。

　　第四，建立醫保統籌管理制度。縱觀加、美、德三國的醫保管理經驗，可以發現其共同特點是：管理機構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有條不紊、信息通暢，且相關法律制度較為完善。我國可以通過以下幾方面來改善制度上的缺陷：首先，將各層級的醫保機構承擔的責任義務制定成法律條款，以增強其規范性和透明度;

　　其次，制定統一的醫療保險待遇標準，不搞特殊化，如目前企事業單位之間的醫保報銷比例參差不齊，更遑論城鄉之間醫保水平的顯著差距;最后，各地只能建立一個最高統籌管理機構，負責監督管理其下屬地區的醫保機構，嚴格按照國家出臺的統一醫保政策，由下至上、分級管理醫保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