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被維系在自然經濟的古老軌道之中，它們彼此直接聯系在一起，加之中國深厚的中央集權統治，所以，城鄉關系便體現出鄉村在政治上依附城市，而在經濟上制約城市的特點。城市與鄉村被自然地劃分為政?臺中心和經濟中心，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職能，實現著“城市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4]，城市與鄉村的關系表現為一種牧歌般的天然聯系。

　　[關鍵詞]近代,中國,城鄉關系,城市化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撰稿人之一、美國學者斯金納爾曾專門對清代的城市及人口作了定量分析。據他估計，1843年中國超過2000人的城鎮有1653個，城鎮人口為2072萬人。[l]在總人口40500萬中占5.1%。1843—1894年，中國城鎮人口從2072萬增至2351萬，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從1894一1949年，城鎮人口從2351萬增至5765萬，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長達近11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5個百分點的增長。[2]從世界范圍來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僅比中國高出約3個百分點，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達到17.6%，比中國：1949年的水平高出7個百分點。1850年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率為4.4%，低于中國水平。但到1950年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16.7%，高出中國6個百分點。185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落后工業發達國家5個百分點，1950年，差距擴大到約42個百分點。[3]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狀態是低速緩進的。

　　一、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特點

　　進入近代后，由于城市與鄉村均在外力與內力的作用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故而存在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普遍聯系和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也因之而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些變化隨著城市與鄉村，特別是城市的早期現代化運動的不斷深入，以及早期現代化因素由城市向鄉村的滲入，并釋放出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使近代中國城鄉關系呈現出兩極發展的新特點，即：城鄉間聯系性的加強與對抗性矛盾的加劇的兩極化態勢。城鄉關系中的近代性與前近代性，封建性與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織的過渡性特征極為明顯。

　　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逐步加強，緣于兩個方面的因素：其一，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經濟功能的抬升和需求的多樣化，城市日益增強了對鄉村的商品糧、工業原料、勞動力、市場等的需求;其二，鄉村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手工業從農業中的分離，鄉村被迫與城市發生越來越多的聯系。近代中國城鄉關系聯系性逐步加強，集中表現在：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日益加強;城鄉經濟的雙向聯系性加強;城市對鄉村依賴性加強[5]，這是近代中國城鄉關系進步性的表現所在。

　　近代中國城鄉間對抗性矛盾的加劇，是近代中國特殊社會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產物，其表現在：第一，城市在經濟上剝削鄉村，在政治上統治鄉村，這是中國城市自產生以來，便被賦予的雙重社會功能;其二，近代中國城市所固有的濃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來強加給中國社會的殖民地性，使城市對鄉村的剝削、壓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樣化。它不僅延續和強化了原有的封建剝削統治方式，還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奪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手法，因而使近代城市與鄉村的關系變得更加殘酷與不協調，“城市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關系，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6]和壓迫鄉村的關系所取代。

　　二、城鄉關系與城市化的關系

　　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講，城鄉關系與城市化是一種相互影響的正向關系。當城市與鄉村之間消除對抗，變對立關系為協調、平衡、融合的分工協作、共同發展的關系時，社會經濟就能以較快的速度健康發展，并由此推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反之亦然。這是因為，在一定區域內，城市和其相鄰的鄉村共同組成一個區域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城市和鄉村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這種依存和影響關系通過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技術信息等具體方式表現出來。同時，城市與鄉村在資源上的互補性，在生態上的共生性，在經濟上、發展上的相依性，決定了二者在發展變遷上的互動共進關系是不可分割的。

　　從理論上講，廣大鄉村產生城市(城市產生的第一前提是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出現;第二個前提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現)，并為城市的發展提供物質和人口支持。同時，在城市產生后，城市又反作用于鄉村，給廣大鄉村提供各種物質產品、信息及服務。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和鄉村的發展相互影響，二者任何一方的發展或滯后都會影響到另一方。在區域內，城市的發展變化，取決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域，主要是廣大鄉村的支持力度。鄉村的發展雖然處于被動地位，但它卻是一個區域發展的基礎，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基礎。在一定區域內，鄉村的發展除了自身必須具備的條件外，與之相互依存的城市的輻射、擴散作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發展和融合增長，其結果便是鄉村的繁榮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近代中國，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加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社會背景，使社會在體制創新和政策更新方面，并未產生出有利于傳統城鄉關系發生質變的社會經濟條件，城鄉之間固有的對立關系不僅沒有本質上的改變，矛盾對立關系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日漸加劇。以鄉村的高利貸為例，“在華外國銀行的利率為4—8%”[7]，而在我國則為“24—300%”[8]，城鄉關系在經濟方面的對立尖銳程度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城鄉關系的維系下，城市不僅在政治上壓迫鄉村，而且通過鄉村中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大地主、官僚、買辦等，以價格、利息、地租、賦稅、徭役等等經濟剝削手段剝削鄉村，導致鄉村經濟的凋敝。亞當。斯密在論述城鄉關系時曾這樣說：“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以剩余產物維持城市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余，才談得上增設都市。”[9]近代中國城鄉間的矛盾對立關系的存在和日漸加劇，造成廣大鄉村經濟的殘破和農業生產者的貧困，導致近代城市的畸形發展和近代中國城市整體發展水平受到諸多制約，使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無法得到必要的物質基礎支撐，從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