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規范的社會經濟結構來說，模仿性的企業應當是規模較小的加工型企業。但是，在我國卻有相當比例的大型制造企業到目前為止還是靠模仿來“開發”新產品，中間不乏一些“名牌”企業。當然，它們的模仿更多是對“洋貨”的模仿。依賴模仿，以投機心理得過且過地對待產品開發設計，是非常普遍的現實。在許多巨大型企業里，我們幾乎不能找到一支在人員數量、素質上可以與國外普通中型企業相媲美的工業設計師隊伍。

　　二十年前，一批致力于中國工業設計事業的專家學者齊聚福州，有感于對即將到來的開放中國必然表現出的工業設計需求，倡議組建中國設計家自己的組織。

　　十二年前，在經歷9年磨礪之后，他們的宿愿終于得以在北京實現——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成立。由此，中國工業設計事業邁出了發展的一大步。

　　二十年后，我們遺憾地看到，今天的設計現狀與當時的幢憬之間仍舊有著巨大的差距。盡管人們可以用這十年來平面設計的進步彰顯設計的成就，但還是無法回避那帶著“工業”兩字的核心——工業品制造業上的設計滯后，以及在這個領域里蹣跚的實踐和“優良設計”的沉寂。

　　凡是在這二十年中置身過工業設計發展的人們，都不可避免地感受過因理想與現實的強烈沖突所帶來的困惑、憤怒、煩悶、頹唐、冷漠等等壞心情。更多的人在感悟了“遇到紅燈繞著走”的個中道理之后，從當初對“工業設計可以救國”的執著繞上了更為實惠的“環境設計”、“廣告設計”、“CI設計”的快車道。時至今日，當年參加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成立大會的代表中，能夠不改初衷地堅持著“干”工業設計的人已經不多了，卻有一批批新人不斷加入這支帶有“殉道”色彩的隊伍。

　　然而，如果我們不能以務實的態度審視自己的理想，以發展的觀點剖析自己置身的現實，反思所經歷的曲折歷程，較好地平衡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也就不可能找到一條自己的工業設計之路。

　　一 理想的學界

　　二十年中，中國工業設計界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銳變。

　　如果說，工業設計事業在西方國家的發源和發展，是伴隨科技革命和商品經濟的浪潮，表現為一種合乎事物規律的、循著市場經濟軌跡“瓜熟蒂落”的自然過程，那么，80年代初工業設計思想在中國的導入，就更多地帶有“超現實”的色彩，是席卷中國大陸的制造業革命風暴尚未到來前少數具前瞻眼光的學者發出的理性呼喚。重讀80年代初所發表的那些著述文章，人們會發現當時提出的那些基于較成熟商品社會環境的“優良設計”、“設計文化”、“個性化設計”等理想目標，與中國社會正進行中的“興辦三資企業”、“引進資金設備”、“填補消費空白”等屬“從無到有”層次的產業經濟和市場熱點是多么不合拍。

　　因此，在中國市場尚未出現“供大于求”的局面、制造業缺乏高度競爭的生存壓力切身體驗、政府忙于鋪墊規模化經濟格局之前的整個80年代，學界對工業設計的一切呼吁和倡導，都顯得那么蒼白。

　　盡管我們可以用一千種理由吁請社會關注中國制造業發展的科學性，從西方以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工業設計的重要性，但數十年經濟發展的滯后造成中國制造業重新起飛時的低起點，以及企業創建者與決策者們對“現代化”認識的局限性，注定了中國企業在產品開發上必須經歷一段很長時間的、無法繞過的對西方產品“模仿”的過程。雖然我們可以用官方語言婉轉地將這種過程表述為“消化、吸收”，但本質上它必然表現為漠視并排斥自身的設計力量成長。對學界來說最痛苦的事情莫過于看到了事物的本質卻對此無能為力。

　　在理論導向上，中國的設計理論家對中國社會結構、大眾價值理念、企業架構的知之甚少，使工業設計思想在中國的導入，膚淺為純粹的理論說教，并決定了學界在推動工業設計事業時，不約而同地淡化其“應用性”主旨，弱化其解決現實問題的價值，夸大其塑造未來的幻想作用，賦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學界過分強調了它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客觀上也延誤了企業對工業設計經濟價值的盡早認知。

　　不少設計學者表現出對參與設計實踐的膽怯。或許是因為自身的知識架構的缺陷，導致對經濟、市場以及中國社會的甚少認識與了解，他們有意無意之間回避對實實在在設計問題的切入和解決，掩蓋自己實踐能力的幼稚，并以一種看起來是超脫、高貴的姿態俯視中國企業。抱怨企業眼光短淺，哀嘆自己生不逢時，指責政府缺乏理解，唯獨自己沒有責任。而當他們一旦面對那些剛剛“洗腳上田”的農民企業家、簡陋的生產設備、粗糙的加工工藝、價格至上的市場觀念以及不那么“高雅”的消費口味等等錯綜復雜的現實條件時，立刻就感覺到“設計”無從下手和不知所措。正是這樣一種對工業設計事業過分理想化的認識和意識深層中對解決社會現實問題躲避的心理，在學界內構建了走向實踐的無形屏障。

　　80年代工業設計發展表現出理想化、理論化的階段特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設計觀的影響。

　　西方工業設計事業的產生和發展，是與社會變革、技術演進、市場觀念轉換伴生的自然過程。但現代中國社會大眾生活的“現代化”，卻沒有經歷一個漫長的自然進化過程。中國消費者并沒有經歷洗衣機由木制齒輪傳動向電機驅動的渦輪旋轉的百年演變，也不知道當80年代初當我們的國門向世界打開時，涌入生活的彩電、冰箱、錄音機有過什么樣的歷史，他們認為這些工業品理所當然是“這個樣子”。所以，在本質上，我們今天的現代文明是構建在西方科學技術發展基礎之上的。

　　這樣的社會物質文明前提，也就決定了現代中國設計教育體系必然是以西方為藍本。設計師培養模式、設計思維方法、設計風格式樣、設計評價標準，無不帶著強烈的西方色彩。因而，無論是20年前倡導中國工業設計的先驅，還是今天—般的設計人，都不可避免要用西方設計師的眼光看待中國企業、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的工業產品，急切地希望用所“學”到的、發達國家經百年演變而來的設計方法、設計觀念、風格式樣解決和處理正向工業社會過渡的“國貨”設計問題。

　　所以，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都會夸大現代設計在商品社會中的地位，為自己營造出一個由設計師創造的、烏托邦式的社會遠景，并滋生出很強的“設計可以改變一切”的幻覺與豪壯意識。

　　學界這種意識，與中國現實世界中消費者、企業家以及政府官員對設計的認識有著天壤之別。因為設計家不能夠轉換自己的立足點，站在企業的角度試著用對方的價值觀去思考企業發展的利益，并且動手設計一件在現有生產條件、資金投入額、質量標準、成本指標、銷售價格、市場潮流等因素限定下可能有較好市場效果并為企業帶來巨大效益的新產品，無法使企業家們從統計報表的銷售數字中切實體會工業設計的“價值”所在，又如何能夠讓企業家對我們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并且重視工業設計事業呢?

　　周而復始地清談以及毫無新意的文字引用，時間久了必然日益乏味，連設計界本身也逐漸失去了興趣。到9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那種繁榮的空洞理論研討景象就逐漸式微了。

　　總體來說，工業設計學界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夠堅韌的，在屢屢未能攻克實踐這個“堡壘”的情況下，人們未能介理論上反思自己的基點問題，而是隨著新的設計行業熱點的出現，將理想與興趣作了重新的定位和轉移，許多前工業設計學者在90年代一波又一波的“環藝熱”、“廣告熱”、“CI熱”中嶄露頭角，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表現出新的理想熱情，以致令人疑惑：過去對工業設計的那種狂熱是否真正發自內心?

　　二 現實的業界

　　當工業設計學界為空泛的理論所羈絆，長期徘徊在實踐之門以外的80年代，中國的消費品制造業從幾乎是“零”的起點上，開始了自己的創建。它并非是基于美好的理想，而是在現實的經濟杠桿撬動下，以市場為基點，為追求物質財富而啟動的。但是，這種創建的科技基礎卻并非是“零”，而是以“引進技術”、“合資生產”、“來樣加工”等各種方式展開的。盡管從現代消費水準來說，我們的起點較低，但在生產技術起點上，這場“生活現代化”的變革起點卻不低。廣義來說，是制造業在市場營造出的一個個市場熱點，本質上推動了國家的進步和大眾生活質量的改善與提高。

　　然而，這種創建過程所表現出的“消費水準起點低”與“產品技術起點高”的兩個特點，始終存在于制造業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觀念轉變的過程。同時，各類工業產品的設計并未按照設計學者們的意愿由中國設計師自己設計出來，而是伴隨生產技術的“引進”由西方舶來。

　　因為“引進”，中國人的消費生活實現了在短時間內由“落后”至“小康”的跨越。那是一個“水銀泄地”的時代，隨著一種種、一代代消費品從南至北的普及與替代，中國人逐漸縮短了與世界的差距。

　　企業家是現實的，他們不會像設計人那樣把“設計文化”當作理想去追求，他們的理想由具體的銷售數字構成，為了達到經濟目的，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盡管通過模仿的方式推出“新產品”幾乎被所有的設計人都嗤之以鼻，但非常現實的企業家們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模仿的確是一鐘“多快好省”的增加產品品種的力式。把別人經過嘔心瀝血，走過數不清的試驗、失敗路程之后奉獻出來的產品創造，比著葫蘆畫瓢地仿制出來;既節省廠研制經費、設計投入，又節省了時間和為著拓展市場、讓消費者認識新產品而付出的推廣勞動和資金。既然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的知識產權并未立法并且在爾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國人普遍沒有“知識產權需要保護”的觀念，為何要舍近求遠、不在開發新產品上走模仿的道路?

　　對廣東、江浙等沿海地區的企業來說，逐步對外開放造成的市場發育不平衡本身就蘊含著最大的商機，可以利用“先走一步”的優勢，把海外市場銷售成功的產品絲毫不改地“吸收”進來，用自己的品牌制造(或干脆冒牌)，搖身一變為“國貨”后進軍廣大的內地市場。在那個時代，消費大眾還不像今天這樣可以很方便地買到“正宗洋貨”，面對大量聞所未聞的新奇“廣貨”，他們只知道根據自己的錢袋來確定是否“購買”，誰還去關心這些新產品是中國人自己設計的、還是“模仿”的。

　　在整個80年代，工業設計總體上無法從實踐上取得突破，客觀原因是企業和社會還沒有切身體會到真正的市場競爭與完善的法制社會規范下現代企業在技術創新與產品開發問題上必須采取的戰略之重要性，更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把工業設計視作企業長期發展的生命線。置身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要求企業能夠按照工業設計學者們的思維模式去發展新產品，也的確是操之過急和勉為其難。

　　從另一角度來看，工業設計事業的推廣是一種長期的、持之以恒的工程，僅僅是某件產品的設計成功并不能說明問題，需要由企業內部發育出綿綿不斷的創新欲望和驅動力。而這種欲望存在的前提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與順利運行了。在企業的長遠利益并未與經營者的利益、員工的利益掛起鉤來、并能以法律的制度完善保障這種利益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之前，企業決策者在新產品開發模式上必然傾向于“短期行為”，不可能去考慮自身設計力量的培植與隊伍的建設。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在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下，企業不可能滋生出創新的愿望。而90年代中期前后能夠在工業設計實踐上有所進步的地區和企業，往往也正是在企業體制改革上走得較快的。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兩面性，其正負兩方面作用會隨著環境因素的變化此消彼長。80年代的模仿雖然在啟動制造業運轉的初期階段產生過積極效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市場格局的變化，其巨大的負面作用到了90年代也就日益顯露出來。

　　我們今天所置身的中國市場與80年代相比已經產生了本質的變化：

　　1“賣方市場”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像80年代那樣因為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器等某類生活現代化所必須的新產品投放市場而造成的市場“熱點”正在消失，無“熱點”的“買方市場”正由南至北成熟。在所有的工業品生產上，均有眾多企業在那里激烈地競爭。

　　2 改革舉措在中國大地全面鋪開，80年代的“特區”影響力正在減弱，因政府經濟政策不同造成的地區競爭力差別正在減小，影響市場消費能力、觀念的差距也在縮小。

　　3 海外發達國家企業對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大幅度提高，隨著中國政府因申請加入世貿組織而一步步削減進口關稅，以及越來越多的跨國制造業集團采取“全球市場定位”和“本地化生產”的拓展戰略，各類優良設計的工業產品如潮水般涌人中國市場，使廣大消費者可以在同一時間內于不同地區的市場上買到與世界市場同步的新產品，不僅在價格上日益縮小與“國貨”的差距，而且完全杜絕了80年代沿海地區企業利用未完全開放造成的市場“時間差”向內地銷售仿制“洋貨”而生產工業品的可能性。

　　4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打擊侵權的力度增強，在法律上迫使企業必須放棄模仿西方產品的開發道路。

　　當這樣的現實越來越清晰地出現于面前的時候，我們才突然意識到80年代的模仿為制造業帶來的負面影響與其對中國生活現代化的推動同樣巨大。多年的模仿不僅阻滯了國內企業自身開發能力的提高和設計隊伍的建設，而且表現出一種危險的趨勢：不少企業如今很有規模了還在模仿!這就像一個巨大“嬰兒”，身體已經是成人了，卻始終斷不了奶，維持企業生存發展最重要的“營養”——新產品，要靠別人供給。一旦別人不供奶了，這個嬰兒就只有死亡。

　　就企業發展來說，模仿就像麻醉劑，短時間內，它可以刺激產生成功的幻覺;但長期服用，它將在不知不覺間破壞肌體，使你喪失身體健康并把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它。

　　90年代初以來，雖然沿海開放地區的一些企業開始在市場競爭中意識到自主開發設計新產品的必要性，嘗試組建自己的設計隊伍或者尋求社會合作，但是因為工業設計學界在理論上不能給予既腳踏實地、又著眼企業發展未來的正確指導，使企業的產品設計具體操作完全變成了“摸著石頭過河”。而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忙于舉辦各類空洞的“面向21世紀設計研討會”，并且沉迷于向環境藝術、廣告、CI領域的擴張和延伸，為中國工業設計發展抹上了濃重的“空心化”色彩——外圍熱熱鬧鬧，核心冷冷清清。

　　既然在整體上未能對國內各地所出現的設計實踐探索與現實問題加以及時的交流、切磋和研討，張揚成功的案例，推動水平的提高，促使企業采取措施將工業設計提升至經營戰略層面加速發展，設計實踐就變成了孤立的、在企業與設計師之間發生的純粹經濟關系，企業自然而然地把工業設計當作解決市場競爭燃眉之急的“工具”。于是，工業設計師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救火隊”的角色——企業產品銷售不暢了，找工業設計師來“設計一下”;產品暢銷了，就把工業設計丟到腦后了。所謂“生產第一代，儲備第二代，開發第三代”的良性設計循環只是存在于美好想象之中。

　　因此，我們無法指責那些已經走上工業設計之路的企業以及今天堅持在實踐中的工業設計師們，更無法將他們的設計成果與西方加以比較。置身于多年模仿形成的慣性氛圍之中，為多種困難所員絆，盡管勢單力薄，仍舊要奮力向前，這就是目前制造業中工業設計的現實。

　　三 曲折的實踐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工業設計是一門應用科學，如果失去實踐的依托，它將不具備存在的價值。

　　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京城就曾出現過意在從事產品設計實踐的設計機構，也做過一些可貴的探索。是因為當時國內整體經濟環境以及京津地區所缺乏的市場化制造業基礎，注定了這種早期的實踐嘗試不可能有大的作為。

　　由工業設計的發展規律所決定，實踐應當在最早對外開放和形成消費品制造基地的地區發生。因此，以廣州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自然成了工業設計師最早的實驗場。盡管今后隨著國內地區之間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這個地區未必能夠始終扮演在設計實踐上“領頭羊”的角色，但迄今為止，珠三角畢竟仍舊是國內聚集工業設計實體機構最多、職業設計師最多和實踐機會最多的地區。

　　80年代末，自開放以來始終保持高速度的中國經濟在政府干預和消費觀念劇變的影響下冷卻下來。市場展露出向“買方市場”轉化的端倪。因為預感今后白熱化競爭局面將要出現，珠三角地區的部分企業家最先感悟“設計”的價值，嘗試將其作為競爭手段引入自己的企業，拉開了國內工業設計發展由理論融入實踐的序幕。

　　雖然最初的實體創建是由高校與企業合作開始的，但是在爾后近十年進程中，完全由職業設計師創辦和組成的合作經營、私營體制的設計公司則逐漸成為主角。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為經歷過一段低潮后的珠三角地區制造業的高潮再起注入新的生機。競爭的市場態勢日趨明顯，少數企業在危機面前開始認知工業設計的價值，表現出對創新的需求。同時，政府對私營及各種形式的經濟實體政策的日益寬松，客觀上也為職業設計師走上實踐舞臺提供了基本社會條件。

　　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開始出現了：當珠三角這些早期涉足實踐的工業設計師們一旦從熱鬧的理論中走出來，面對那些剛剛洗腳上田的農民企業家以及那些已經習慣于由上級下撥生產計劃安排生產、無絲毫“市場競爭”觀念的國企決策者時，突然意識到自己對工業設計的認識是多么膚淺，以至不知如何下手。同時，翻遍當時的出版物，他們驚訝地發現：大家所津津樂道的原來都是設計之前的“觀念”如何重要與設計之后的“作品”如何好，唯獨沒有設計之中的“過程”如何操作!他們最想得到的，是由剖析設計案例構成的實務理論的指導。

　　實踐變成了摸索，變成了“摸著石頭過河”。

　　實踐告訴他們：工業設計師必須與企業建立共同成長的溝通，必須學會設身處地的為企業長遠利益著想，從有益于消費者、便于生產、降低成本、促進銷售、提高利潤各個角度綜合考慮設計創新問題。只有企業得到發展，工業設計才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