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現代法治社會，權利邊界在很大程度影響著資源和機會的可獲得性，并進而制約著人們的可行能力和經濟福利的提高和改善。本文對投資于窮人的社會團結和組織能力建設進行了論述，指出應努力改善窮人與政府、其他階層和窮人自身之間的關系，使窮人擁有權力和權利，提高他們的政治談判能力和市場進入能力，從根本上切實改善他們的處境。

　　關鍵詞：貧困 社會團結 權利

　　貧困的內容不僅包括較差的經濟福利，還包括自身脆弱的可行能力、缺乏權利和被社會遺棄的感覺。在現代法治社會，權利邊界在很大程度影響著資源和機會的可獲得性，進而制約著人們的可行能力和經濟福利的提高和改善。而主體的權利邊界受制于主體權力的大小，窮人們的生活經歷反映出不同社會集團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權力不平等，同時，窮人因血緣、地緣形成的非正式社會網絡及組織僅僅發揮著生存資源的功能，而不是成為爭取和維護權利的政治力量，從而使得不利的社會規范和制度成為他們擺脫不幸生活、提高自身地位的最大障礙。大量事實證明，組織程度越高的社會團體，政治談判能力越強，因而在制度選擇和利益分配中占有優勢。窮人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具有分散性特點，組織化程度低下，而社會團結又是組織形成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排斥的強度。因此，投資于窮人的社會團結能力，努力改善窮人與政府、其他階層和窮人自身之間的關系，使窮人擁有權力和權利，提高他們的談判能力和市場進入能力，并能夠參與和影響地方以及國家的決策制定，從根本上降低窮人與市場、政府對話的成本，以切實改善他們的處境。

　　同非政府機構合作以提高窮人的社會團結能力

　　帕金(Parkin)1974年在《階級形成中的社會封閉策略》一文中明確提出社會團結和社會排斥是資源和機會獲取的兩種基本策略。而社會團結是被排斥群體的一種集體性反應，通過向上施加壓力，對現行的分配系統和社會秩序構成一種潛在的挑戰，以政治動員獲取各階層的支持，提高該群體與市場、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打破社會封閉，從而使資源和機會能夠流向該群體，以改善現有的社會分層秩序和分配格局。也就是說，社會團結同制度一樣，也可以看作是資源和機會的一種再分配機制，只不過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機制，社會團結則是“自下而上”的分配機制。

　　資源和機會的“滲入量”取決于社會共同體內部社會團結的強度和效果，它不僅依賴于被排斥群體內部的社會組織能力，還依賴于被排斥群體與其他社會階層的聯系程度。但不管是內部的組織，還是外部的聯系，社會團結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社會成員具備一定的品質，如相互信任、相互依賴、彼此認同、積極參與、改善自我意識、集體觀念等等，也唯有此，社會團結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對于我國大多數農業型農村地區來說，革命運動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滲透，導致農民的團結合作能力很低，農民原子化則是大勢所趨。提高農民的團結合作能力，不僅僅是一個制度問題，而且涉及到諸多更為根本的方面，如觀念、行為、知識等方面的改變，即如何使農民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因此培育農民的團結合作能力是一件艱難而需要時間的事情。不過，越來越多的實踐表明，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團體在提高窮人的社會團結能力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非政府組織在巴基斯坦的“康米拉試驗”就為農民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實踐范例。所謂“康米拉”試驗是Akhter Hameed Khan 為解決鄉村落后問題而在孟加拉國康米拉地區實施的一種專門為農民設計的綜合性計劃。通過巴基斯坦鄉村發展學院這一計劃改變了當地居民的境況，使以前孤立的農民因為共同的需要有可能參加到合作社團，并提供多種多樣的機會讓人們參與地方事務，此外，還盡可能將他們聯系到一個更為龐大的有效的組織網絡中，最終使人們獲得新的知識和觀念，激發了人們彼此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信任，培養了他們的參與和團結意識，并能夠從組織中獲取各種資源。美國阿列克斯·英克爾斯(Alex Inkeles)和戴維.H.史密斯(David H.Smith)在考察了該試驗所有的證據之后，得出如下結論：即使在最為人所忽略的落后鄉村之中，通過引入正確的社會組織，也可以刺激成年農民們在其態度、價值知識和行為方面有基本的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是很迅速的，說明在社會試驗與改革計劃之中產生創造性和人道的社會變遷是可能的。

　　我國“十一五”規劃開局之初，中央政府提出并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戰略，這對中國農民和農村來說無疑是件好事。但必須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并不僅僅取決于國家的發展戰略、政府的長期支持、政策的正確實施，還取決于民眾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認同。畢竟，我國國情有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在城鄉差異方面，況且，在當今商品經濟和物質主義膨脹的時代，農民的日常生活是否仍舊還能夠保持“消遣經濟”，而非“消費經濟”?如果農民的日常生活屬于“消費經濟”型，那么，提高農民收入才是問題的關鍵，就此而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應該是促使農民由傳統性向現代性轉變，順利實現農民的地域和職業轉移，以達到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的最終目標。

　　在社區發展中培養窮人的社會組織能力

　　在扶貧過程中，我們應該把關心的問題轉向貧困人口的真正需要上來。很長時間以來，我國主要采取現代西方干預主義發展模式來緩解或消除貧困，即先通過經濟增長再由政府干預收入再分配來實現國民福利的均等化。進入90年代以后，參與式社區管理的實踐在直接支持貧困農戶和有效利用扶貧資源方面，顯示出了極強的生命力。

　　例如，云南劍川縣象圖鄉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滿山紅山寨，在樂施會發展基金的支持下，社區經濟水平和寨民生活都得到了較大改善。而在樂施會社區發展基金之前，當地政府也搞過小額信貸的扶貧項目，但效果并不理想。社區發展基金效果之所以好于政府小額信貸，原因在于：村里有一個村民選舉產生的社區發展委員會，社區發展基金由村民們自主管理，村民在決策上具有發言權，何時貸款、如何使用、何時還貸、到期不還款如何處理、利息標準如何定等問題都是由村民們自行商議決定。結果社區發展基金的利息比政府小額貸款的利息低好幾倍，貸款還款不需要托關系，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由社區發展委員會組織村民討論其用途，如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另外，中國農業大學國際農村發展中心(CLAD)與延慶縣政府共同實施的社區參與式扶貧也成功地提供了農民參與決策與實施的實踐經驗。很多國家的研究也都發現，人們普遍相信只有他們自己的組織才是最能反映他們的需要、最能代表他們的利益的。而且窮人經常感到他們被迫參加政府的項目，但在實施項目的時候，卻被排除在外，所有援助活動的實施都缺乏透明度。世界銀行1999年對世界23個國家的窮人關于公共機構重要性、有效性和無效性綜合評分進行系統定量分析的調查結果顯示：“總體上來說，盡管一系列的國家、民間團體及私人部門在窮人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民間團體機構，尤其是窮人自己的正規和非正規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以及各類非政府組織、宗教慈善機構、地方領導人、親戚與家庭比政府公共機構更有效”。國內和國外的實踐充分證明貧困社區的參與將會對“扶貧到戶”的最終實現起著重要作用。

　　實施社區推動，通過貧困社區的發展來提高窮人的社會團結能力，必須要向社區和農民“還”權，而不是“賦”權，從而建立自下而上的決策機制和扶貧模式。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國家發展機構、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給予大力支持，弱化科層制權力，降低管理層次，使窮人直接參與管理，建立真正的社區組織，實現民主化管理。包括讓社區組織自主掌握資金、分配資源、制定決策等。通過制度或者法律的形式將涉農資源的使用權和公共事務的管理權交給社區，以推動其成為農技、市場等服務的真正主人，通過這種形式協助農民成為市場的主體。讓貧困社區組織自主管理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一方面可以極大地鼓舞向社區提供各種服務的機構和私人只向代表窮人的社區組織負責，從中減少了許多因理順層級關系而產生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提高服務效率。另一方面，社區在實施項目和對內外部事務管理的實踐發展中，不僅為居民謀取了福利，自身的組織能力也得以培養和提高。

　　廣泛建立橫向聯系以拓展窮人的組織網絡

　　窮人往往受到國家多數正規機構、社團以及市場的排斥，目前，全國擁有全國性社團2000多個，幾乎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組織，惟獨人數最多的農民始終沒有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組織，窮人的組織境況則更糟。窮人因組織化程度不高，缺少參與政治的具體組織形式和渠道，導致窮人很少介入政治，參政議政能力極弱，窮人的利益表達機制幾乎缺位，國家的再分配政策自然很少惠及窮人。

　　人大是我國群眾利益表達的重要機構，人大的意見在很大程度決定著國家的各項決策。在歷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中，農民所占的份額與其有70%多數人口的事實極不相稱，即便有的代表是農民身份，但其生產和生活特征已經與典型農民迥異，因而他們并不能真正代表農民。特別是盡管窮人亦屬于農民，但其生存狀態與大多數農民存在著很大差異，因此，在剩下為數不多的農民代表中，又有幾人能夠代表窮人，并為窮人的利益建言獻策?可以說單純依靠窮人自己的組織力量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

　　隨著我國政治民主化事業的不斷推進，人大的決策功能日益強化，倘若為窮人吶喊的聲音能夠多一些，強烈一些，那么國家的再分配政策無疑會顧及窮人，窮人的處境勢必會得到改善。這其中主要有兩條途徑：國家應該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努力落實選舉制度，使窮人真正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并選出能夠代表窮人利益的人大代表，讓窮人自己具有參政議政和表達意愿的機會;讓其他的人大代表能夠站在窮人的立場上，為窮人說話，通過他們間接地向政府和社會反映窮人的呼聲。這就需要窮人的組織相互之間應該建立聯系，而且也要與非政府組織、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建立各種橫向聯系，以提高窮人參與地方管理的能力，增加地方政府決策的責任心和透明度，同時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和關注窮人的生存境遇，以激起他們對窮人的同情心、責任感和使命感，以至于為窮人的利益奔走請命。因此，國家對窮人的組織關系網絡進行投資是非常必要的。

　　國內外的實踐證明，非政府組織趨向于為窮人服務，而且在牙買加、孟加拉國、巴西等國已有窮人社區、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在較大范圍內成功范例，其中，作為協調窮人社區組織和地方政府關系紐帶的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能否充分發揮，則對窮人組織關系網絡的建立至關重要。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趨勢，在建設穩定、多維的社會結構大框架中，將非政府組織定位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部門，并按照以民為主、官助民辦、獨立運行、全面發展的方針來推動其發展是一個趨勢。

　　參考文獻：

　　1.阿列克斯·英克爾斯等.從傳統人到現代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2.李昌平.扶貧日記：崇敬和回報窮人的美德.中國改革，2004

　　3.迪帕·納拉揚等.呼喚變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