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管理制度是對社會治安的穩定及安全的一種管理形式，是對違反者的制裁，同時它的加強可以對一些人的約束及管理的新形式等等。同時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并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摘要：法律明文規定不僅指法律的字面規定,并且指法律的邏輯包括。也就是說,法律規定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顯性規定,二是隱性規定。顯性規定指字面上直觀規定,而隱性規定則是指內容上的包容規定。顯性規定通過字面就可以直觀規定,而隱性規定通過字面一般難以規定,而必須通過對內容的邏輯分析才能規定。顯性規定,固然是法律明文規定;隱性規定,也是法律明文規定。

　　關鍵詞：刑法管理,責任原則,管理條例

　　一、嚴格責任的產生和發展

　　(一)嚴格責任的產生

　　嚴格責任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美等國家,當時英美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全盛時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大工業時代的來臨,各種先進生產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工業生產中,資本家熱衷于追求經濟利潤,使工業災害、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問題等等嚴重損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這些犯罪往往是伴隨著合法的工商業活動而產生,通常具有發案率高、原因復雜多樣等特點,對于這些犯罪而言,要證明其主觀上具有犯罪意圖往往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把犯罪的主觀方面規定為必備的犯罪構成要件,那么絕大多數案件都會因為控方無法否認其犯罪意圖的抗辯而逃避處罰,這就會導致這些與公眾重大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形同虛設而無法實施,這不僅與社會公眾利益不符,而且還會由于難以證明主觀過錯而放縱了犯罪。正是基于社會公共政策和訴訟效率兩方面的考慮,英美法系在其司法實踐和刑事立法中逐漸確立了不問主觀過錯的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是符合社會公眾利益,順應時刊發展要求的,使得刑事立法由注重保護個人利益向社會利益的方向發展。

　　法律的司法認定是以法律規定為基礎的。在罪刑法定原則的指導下,法律規定就必須要求具有明確性,立法就是從千姿百態的案件事實中抽象出適用于所有案件的法律原則,因此它具有高度概括性,但立法又必須是有鮮明的明確性,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明確性作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是美國刑法學家在20世紀初首先提出的又稱之為“不明確而無效的理論”。根據該項原則要求,罪刑雖然是法定的,但若其內容不明確,就無法防止刑法權的濫用,罪刑法定主義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也便無法實現。因此明確性原則作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應該說是罪刑法定原則的題中應有意。這里的法,首先是指刑法,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刑法典是指把規定犯罪和刑罰的一般原則與各種具體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范加以條理化的刑法典。刑法典是刑事基本法,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據,在罪刑法定原則制度下,刑法典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罪刑法定原則之所謂法律規定,一般情況下是指刑法典的規定,包括刑法總則和刑法分則規定。單行刑法,是指立法機關為應付某種特殊情況而專門頒布的,僅限于單純地規定犯罪與刑罰的規范性文件。1997年刑法頒布后,我國先后頒布23個單行刑法。附屬刑法是相對于單一刑法(刑法典、單行刑法)而言。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為保護該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而規定的,刑法典和單行刑法所不具備的有關犯罪和刑法的規范總和。

　　(二)嚴格責任的發展

　　嚴格責任自產生以來,受到了眾多學者的質疑和批判,其自身也經歷了一個由絕對走向相對的過程。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在司法實踐中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對絕對嚴格責任加以修正,使嚴格責任逐漸變得理性,更理容易為公眾所接受,從最初的完全不問被告的主觀過錯到允許被告證明其自身缺乏主觀過錯,再到建立善意辯護制度,使得嚴格責任趨于合理化。1846年的伍德羅案件,標志著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嚴格責任,此時的嚴格責任是指不問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危害社會的特定行為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就可以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隨著司法實踐的不斷深入和人們對嚴格責任認識的不斷深入,在1859年的謝拉斯訴德魯曾案中,首次提出了對主觀過錯的部分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該原則的確立使得被告有權利證明自己主觀上沒有過錯從而不承擔刑事責任,使嚴格責任原則繼續沿著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發展;在此后的1905年的伊沃特案又創立了“善意辯護制度”,即允許被告針對控方的指控,舉證證明主觀上不存在過錯,若能加以證明則不承擔刑事責任。

　　法律必須通過司法活動才能實現其作用,因而法官在司法活動中的創造力是應當肯定的,但如果過分強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卻又可能造成司法的擅斷。同時,刑法是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體系,以刑罰性強制為內容,涉及對公民自由甚至生命的決定,因而對犯罪與刑罰作出明確規定的刑法規范是法官裁量的依據和準則。所以,在刑事司法活動中,有必要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以罪刑法定加以限制。

　　二、嚴格責任的法律特征

　　(一)嚴格責任的法律特征

　　第一,不以存在過錯為過程要件。就一般情況而言,只有主觀上存有過錯,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行為人才需要對其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可歸責性,即不存在故意或過失,則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因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罪過,說明行為人不具有道義上譴責的基礎條件,不能成為非難的對象。但是在適用嚴格責任的場合,刑法是不問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只要行為人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就要求行為人對其行為負責。

　　第二,客觀上造成了危害后果。嚴格責任要求在客觀上必須造成危害后果,否則不適用于嚴格責任,嚴格責任是一種不問主觀過錯的責任,其主觀罪過形式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不需要控方去認定,因此只能從客觀結果上加以認定,若客觀上沒有造成危害結果,嚴格責任便無從談起。此處與過錯責任不同的是,只有在過失罪過支配下,才要求在客觀上造成危害后果,在故意意識支配下,行為只要將內心意思外化為危害行為,不管在客觀上是否造成了現實的危害結果,均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三,嚴格責任的適用必須由刑法加以明確規定。嚴格責任是一種不問主觀過錯的責任,只要行為人造成了危害后果就要承擔刑事責任,這是一種很嚴厲的責任,出于公共政策和訴訟效率的考慮而規定的,其使用可能造成個案的不公正,刑法對其適用范圍必須加以明確規定。

　　(二)嚴格責任與過錯責任的區分

　　所謂過錯責任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實施了危害社會的結果,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嚴格責任和過錯責任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對行為人心理態度的要求不同,在過錯責任中,犯罪的故意和過失是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和應對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的必備要件,即承擔刑事責任主觀上必須具有罪過;而嚴格責任則是不問主觀上是否有罪過,可能是故意、過失也可能是沒有罪過,出于公共政策的考慮,只要行為人客觀上造成了危害后果,就要承擔刑事責任。第二,適用范圍不同:過錯責任原則是刑法歸責的一般原則,除刑法明確規定為嚴格責任時,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過錯責任仍然是傳統刑法理論確定行為人是否有罪的一項基本原則,嚴格責任只是出于公共政策的考慮而做出的一項例外規定。

　　三、嚴格責任產生的理論依據以及制度價值

　　(一)嚴格責任產生的理論依據

　　1.公眾利益學說

　　在實踐中,某些嚴重危害公共利益的犯罪,通常具有行為復雜多樣、主觀過錯隱晦較深等特點,要證明其主觀上存有故意后者過失的罪過是十分困難的,絕大多數此類案件都會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認定構成犯罪,從而導致放縱犯罪的不良后果,為維護公眾利益的需要而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

　　2.預防犯罪學說

　　某些犯罪是嚴重危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具有高發案率的特點,將該類犯罪規定為嚴格責任,不問主觀過錯,只要是發生了危害社會的客觀結果就沒有行為人辯駁的余地,是行為人更加注意避免實施這些犯罪,從而能夠起到更好的預防犯罪的作用。

　　3.訴訟經濟學說

　　使用嚴格責任的犯罪通常是主觀罪過難以有效證明的犯罪,而地方司法機關的工作任務是十分繁重的,將該類案件規定為嚴格責任,減輕了控方的證明責任從而節約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二)嚴格責任的制度價值

　　嚴格責任是基于司法實踐中應對實際需要而產生的,其存在必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訴訟經濟價值

　　適用嚴格責任的犯罪多是伴隨著合法的工商業活動而產生的,具有發案率高、行為主體人數眾多、主觀惡性隱藏較深的特點,這些特點導致該類犯罪的舉證責任十分困難,如果仍然固守傳統的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則極有可能放縱犯罪,形成該類犯罪活動猖獗卻難以有效遏制的局面,使得該類犯罪行為人逍遙法外。更結合我國現階段中司法實踐的現狀,基層司法機關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若使司法機關對該類每一個案件進行調查收集取證以證明其主觀惡性,則是十分浪費司法資源的,增加司法成本,影響司法效率的提高。嚴格責任的適用無需司法機關證明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形態,只要行為人客觀上造成了危害后果以及二者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即可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這樣一來極大的提高了司法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

　　2.社會公益價值

　　使用嚴格責任的犯罪多是對社會公益造成嚴重損害的公害型犯罪,該類犯罪的發生有時行為人主觀上確實是不明知,甚至也不存在業務上的過失行為,但是卻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后果,若堅持傳統的主觀罪過原則,則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從而放縱犯罪,不能有效的預防犯罪的發生,使得該類犯罪屢禁不止。又加之目前我國對該類型違法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成本遠低于冒險從事犯罪行為獲得的利潤,行為人受利潤的刺激而不斷以身犯險追求利益,從而損害了社會公益。因此對從事高度危險作業、生產有毒有害食品、重大環境污染、破壞生態環境以及與幼女發生性行為等危害行為適用嚴格責任原則,是為了保護多數人的安全和福利,從而起到了對公共健康、社會福利的特別保護作用。

　　法律具有穩定性的特征,但這穩定性必然帶來滯后性,因為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立法者卻局限于當時的社會生活環境制定法律。法官在行使職責的過程中,不能以僵化的頭腦思考問題。菲利對絕對遵守法典的文字規定而做判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認為這無視犯罪人的個性差別,法官不能將自己與環境和社會生活割裂開來,成為一個在一定程度上機械運用法律的工具。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保證刑法的靈活性。其次,它有助于實現個別正義。每個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是不同的,不考慮這些因素勢必會作出相同的判罰,這并不利于保障人權。所以在司法過程中必須針對具體情況作出判決,才能盡量保證每個犯罪人得到個別正義,僅僅依靠法律是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的。再次,它能促進刑法的發展。所以,應當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在結合罪犯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與社會實際后作出真正能夠實現刑罰目的的判決,有利于刑事司法活動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確立的精神的。

　　3.預防犯罪的價值

　　根據功利主義刑法學說,當刑罰之苦超過犯罪之利時,行為人基于避苦求樂的本能,便不會輕易犯罪。在實施犯罪之前,一方面具有恐懼心理害怕犯罪敗露而受處罰,另一方面具有僥幸心理,以為犯罪之后可以逃避追究。根據犯罪人的這種心理,正確及時的對犯罪人處以刑罰,可以有效地起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對于某些犯罪,尤其是適用嚴格責任的犯罪作用尤為突出。適用嚴格責任的犯罪,行為人往往依據司法機關難以證明其主觀惡性而抱有僥幸心理,對這類犯罪人適用嚴格責任,無需由司法機關來證明其主觀罪過方面,只需要證明行為人在客觀上實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并造成了一定得危害后果即可以認定為犯罪,這樣一來可以起到刑罰預防犯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