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兩篇本科法律專業類的畢業論文，第一篇論文介紹了事實婚姻的效力與建議，論文辨析了事實婚姻的概念，根據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和問題進行了論述。第二篇論文介紹了婚姻悲劇與婚戀的社會問題，通過梳理與黃陸案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探討民國上海存在的婚戀社會問題。

　　《事實婚姻的效力與建議》

　　摘要論文堅持問題導向，從問題入手，運用比較分析、價值分析、實證分析的方法，對事實婚姻的概念與特征、立法體例與制度價值、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的問題與建議展開論述。我國現行法對事實婚姻采取了限制的不承認主義，不利于對婚姻當事人權益的保護，也損害法律的權威和公信力。因此，應當借鑒其他國家關于事實婚姻的立法經驗，有條件的承認事實婚姻的法律效力。

　　關鍵詞：事實婚;法律婚;同居關系;重婚

　　一、問題的提出

　　一對男女在1994年2月1日后舉行婚禮“結婚”，但未辦理結婚登記。后男方有了“新歡”，兩人對外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2006年12月27日，男方因有新歡想離婚，到法院訴訟離婚，法院告知須補辦結婚登記，否則按解除同居關系，在審期內，男方遲遲不予以配合補辦結婚登記，無奈之下，法院判決解決同居關系。問：此時，女方如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利?可否請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并按照“夫妻”離婚時補償無過錯方的規定請求男方損害賠償呢?如果男方在訴訟期間突發腦溢血死亡，女方有繼承權嗎?如果“新歡”以男方重婚為名向公安機關報案，男方是否構成重婚罪呢?這些都涉及到民事法律領域事實婚姻的效力認定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事實婚姻的效力進行再思考。

　　二、事實婚姻的概念及與相關概念辨析

　　(一)事實婚姻的概念與特征

　　關于事實婚姻的概念，在理論上和實務上認識不一，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亦即1990年出版的《法學詞典》中對事實婚姻的界定為“沒有配偶的男女，未進行結婚登記即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的婚姻。”第二種觀點認為，事實婚姻是，沒有配偶的男女，未進行結婚登記便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兩性結合。這種觀點最早來自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在1979年2月2日制定的《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見》中，第一次提及事實婚姻問題。那時的事實婚姻是指無配偶的男女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他們是夫妻關系的婚姻。第三種觀點認為，事實婚姻是指“男女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婚姻。”第四種認為，事實婚是法律婚的對稱，指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并符合我國法定條件的男女兩性結合。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事實婚姻包括以下共性：男女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公開以夫妻名義生活。其中，事實婚姻最大的特點是未辦理結婚登記。

　　(二)事實婚姻與相關概念辨析

　　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事實婚姻的認識存在著諸多分歧，歸納起來，有以下爭議：

　　第一，事實婚姻的主體是男女兩性還是限定為沒有配偶的男女兩性。上述觀點中前二者從“無偶說”，后二者從“兩性說”。這個問題關系到民法中對事實婚的認定問題，關系到民法和刑法對重婚認定的沖突問題。關于事實婚姻的主體，本文贊同“兩性說”，有偶無偶在所不問。應當注意的是，刑法上的重婚是以故意為主觀要件。《刑法》第258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之“配偶”，既包括登記婚上的配偶，也包括“事實婚”上的配偶。刑法處罰重婚罪的目的是保護一夫一妻制，它以承認事實婚姻為前提。刑法中的重婚罪以故意為犯罪主觀要件，而民法中的事實婚姻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為唯一條件。

　　第二，事實婚姻中的男女雙方是互認為夫妻還是群眾公認為夫妻。上述觀點中，第一種觀點從“自認說”，后三種觀點從“公認說”。本文贊同“公認說”或“公開說”。因為“公認說”或“公開說”可以和隱蔽的或隱藏的“自認、互認為的夫妻”區別開來，后者實質上是姘居、奸情或包二奶。

　　第三，事實婚姻是否需要符合結婚法定條件。上述觀點中，第四種觀點從“合法說”，前三種觀點未提及“符合結婚法定條件”，似乎“不符合結婚法定條件”也可以構成事實婚姻。本文贊同“非合法說”，即“不符合結婚法定條件”也可以構成事實婚姻。這是因為，事實婚姻是婚姻的成立問題，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只要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實即可，而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符不符合結婚法定條件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符合則婚姻有效受法律保護，不符合則無效或可撤銷，不受法律保護。例如，具有重婚結婚、近親結婚、患有不可治愈的遺傳病而結婚的、沒有達到法定結婚年齡的情形且沒有辦理結婚登記的就是無效事實婚姻;具有故意欺詐或重大欺詐、脅迫結婚情形且沒有辦理結婚登記就是可撤銷的事實婚姻。事實婚姻的外延包括無效或可撤銷的事實婚姻，如同婚姻一樣，事實婚姻既包括合法有效的事實婚姻，也包括不合法的無效事實婚姻和可撤銷的事實婚姻。

　　第四，事實婚姻是否需要以法律實施的時間為分水嶺。以我國為例，1994年2月1日以前成立的事實婚姻構成“事實婚姻”，1994年2月1日以后成立的事實婚姻構成“同居關系”。本文贊同不以法律頒行時間為分水嶺劃線，只要符合事實婚姻條件的，即只要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事實即構成事實婚姻，即給予以與法律婚姻同樣的保護。這是因為，事實婚姻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而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事實婚姻有特定的價值和存在依據，國家法律應當給予正面引導和規范，而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性的價值評判，這樣的立法規定有可能不利于弱勢群體的保護，弊多利少，本文將在后文詳加論述。

　　三、事實婚姻的立法體例及其價值分析

　　(一)事實婚姻的比較法考察

　　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關于事實婚姻的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認為它是有效婚姻，英美法系的一些國家持這種作法;二是不承認主義，即認為其為無效婚姻，不產生婚姻的效力，如日本及二戰前后的普通法婚姻;三是有條件的認為它是有效婚姻，這些條件包括同居一定的年限、生育子女或經過身份法官的在子女出生證明簿上的提示結婚登記，或者補辦結婚登記手續。而第三種作法是當今世界關于事實婚姻的立法趨勢。

　　(二)事實婚姻的制度價值

　　綜觀世界上立法例對事實婚姻的態度的軌跡，似乎從承認——不承認——相對承認，又回到了歷史的原點，這其中必有其存在的價值。

　　第一，事實婚姻是社會習俗秩序的存在，國家必須從法律價值層面加以認可、引導和規范。事實婚姻本身具有事實先行性，它是事實的客觀的婚姻，容不得國家法律對它的承認與不承認。各種業已形成的婚姻家庭關系對雙方、子女、家庭以及社會都會產生一系列重要的影響，婚姻法不能完全漠視婚姻實體的現存和其衍生的各種身份、財產關系的法律事實。我國西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舉行儀式而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較多。如果法律強行規定不承認其婚姻效力，那么，法律則行同空文。

　　第二，相對性地承認事實婚姻，體現了現代社會私人自治與國家干預間的辯正關系，體現了以法律婚姻(登記婚姻)為主、以事實婚姻為補充的立法潮流。在此，我們需要搞清婚姻身份關系的法律性質，搞清結婚登記到底是婚姻的成立要件還是有效要件。婚姻身份關系是相對權還是對世權?理論上認識不一：有相對權說，有絕對權說。本文認為，婚姻身份關系兼有相對權和絕對權的屬性：從其內部效力來說，它是婚姻一方對另一方的相對權、對人權;從外部效力來說，它又具有絕對性和對世性。而任何對人權、相對權有想獲得對世性、排他性的效力須有公示事實，這種公示事實表現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事實，如舉行結婚儀式，或長期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或共同生育子女等事實;也可以表現為共同辦理結婚登記，這是現代社會最權威性、最莊重的公示方式，因而也就最有公信力。相比而言，結婚登記還具有其他立法目的或價值，《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1條做了明確規定：它是國家管理婚姻、依法治家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其目的是確保婚姻法的貫徹執行，維護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避免各種違法婚姻的出現，預防婚姻糾紛的發生。

　　那么，在現代社會，婚姻登記到底是是婚姻的成立要件還是有效要件呢?這個問題關系到婚姻(合意)的主要成份到底是國家公權干預性質還是私人自治性質?婚姻到底是一種國家行政管理制度還是當事人之間的契約，從18世紀婚姻契約論提出之后一直是各國婚姻法理論爭論的焦點。從全球來看，20世紀家庭法的改革以趨向夫妻個人自治為主要特征。在當代婚姻法中，國家對私人親密關系的干預逐漸減弱。美國法逐步有條件地承認普通法婚姻的效力就是例證。有鑒于此，結婚登記至多只能作為法律婚姻的成立要件，并不能作為事實婚姻成立的要件，國家法律應當對事實婚姻加以引導和規范，并有條件地承認事實婚姻的效力。其他國家的立法例事實婚姻的效力及轉正條件方面的規定，比我國現行法規定更加精細和務實，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值得我們借鑒。

　　四、我國現行法關于事實婚姻規定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一)現行法關于事實婚姻的有關規定

　　以我國婚姻法方面的重大立法或修正為標準，可以將我國法律關于事實婚姻的規定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持限制承認主義，建國后至1994年2月1日之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批復精神，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只要同居期間符合法定結婚條件的，就按照有效婚姻來對待;否則就按照非法同居關系對待。第二階段持不承認主義，1994年2月1日至2001年4月28日。這一階段，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按照非法同居對待，至于同居期間是否符合結婚的其他法定條件，再所不問。第三階段持相對不承認主義。2001年4月28日至今。2001年生效的《婚姻法》規定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

　　最高人民法院于《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4條規定：“男女雙方根據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補辦結婚登記的，婚姻關系的效力從雙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規定的結婚的實質要件時算起。”第5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后，男女雙方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由此可見，現行法關于事實婚姻的態度仍然不夠清晰，這必然給司法實務帶來很大麻煩，實踐中發生過很多同類案件不同判決的案例。補辦登記之前或者因某種客觀原因不能辦理登記的婚姻效力如何?現行法并未明確規定。

　　(二)對現行法關于事實婚姻規定的評析

　　現行法關于事實婚姻的規定，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其一，將“事實婚姻”與“同居關系”混為一談，從而排除了事實婚姻與法律婚姻、事實婚姻與事實婚姻之間的重婚問題。其二，對于未能補辦結婚登記的情形，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這種規定顯然侵害了民間事實婚姻關系。如上文所述，結婚登記只是法律婚姻的成立要件，而不是一切婚姻包括事實婚姻的成立要件。在提倡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當下，我們提倡法律婚姻，但應當對事實婚姻加以正確引導、規范，并有條件的承認其效力，做到私人自治與國家干預的有機結合。

　　對于沒有辦理結婚登記的當事人，只是違反了國家提倡的法律婚姻的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可以通過行政處罰的方式(如罰款)加以規制和引導，而不能否定其實體婚姻身份關系加以處罰，這種處罰過于嚴厲，也是不妥當的。這種法律規定的背后必然以犧牲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為代價。同時，也損害法律的威嚴和效力，因為老百姓可能并不“守法”，按照其社會倫理規則和實踐理性去行事，法律則行同空文。其三，對于哪些事實婚姻需要從法律層面對其效力加以認可，未加規定，形成法律漏洞。

　　(三)修法建議

　　上述《婚姻法》解釋(一)第5條的規定，由于僅僅規范在“事實婚姻”的當事人在起訴離婚時的情形及其法律后果，并沒有規范“事實婚姻”的當事人在不起訴離婚時的婚姻成立狀況及其效力狀況。這些規定有三點缺陷：一是使得不愿意補辦結婚登記的當事人可以規避法律，損害另一方的利益;二是事實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顯然模糊不清，陡生歧義，當事人無所適從，留下法律漏洞。

　　第6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張享有繼承權的，按照本解釋第五條的原則辦理。”由此推知，一方要想享有繼承權，必須在另一方死亡前或訴訟離婚判決前補辦結婚登記，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不可能補辦結婚登記，也就不可能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第5條的規定。這樣如果嚴格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第5條的規定，當事人之間就不存在繼承關系。但是，實踐中的實際情況是，農村中未辦理結婚登記但舉行了結婚儀式的夫妻，共同生育兒女，一方死亡時，不管是否補辦結婚登記，另一方都享有繼承權。因此，現行法也許是為了樹立法律婚姻的威嚴，并不想承認事實婚姻，但是老百姓不領情，這樣讓法律行同空文。

　　為了克服上述法律規范的缺陷，本文建議對上述規范進行修正如下：第4條：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如果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構成事實婚姻，受法律保護，產生法定的夫妻權利義務關系：(一)以公開的夫妻名義同居生活達二年以上的;(二)在同居期間生育兒女的;(三)具有其他夫妻身份共同生活事實的。第5條：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張享有繼承權的，如構成事實婚姻，則享有繼承權;如不構成事實婚姻，同居期間的財產關系按共有關系處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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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蕾

　　《婚姻悲劇與婚戀的社會問題》

　　摘要：民國上海，中西兩種婚戀文化交織并存，開啟了社會生活中婚戀生活的多元局面。這在緊跟時代潮流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會問題。轟動一時的黃慧如與陸根榮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過梳理與黃陸案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以及由黃陸案引發的社會討論，可以探討民國上海存在的婚戀社會問題。

　　關鍵詞：近代上海;婚戀史;黃慧如;陸根榮

　　20世紀20年代末，黃慧如與陸根榮的婚姻案(以下簡稱“黃陸案”)在上海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各大報刊競相報道與言說的對象，甚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該案件在眾多文學、影視作品中持續存在生命力。學術界對“黃陸案”也不乏關注。前人論及黃陸案之時，多從以下三個視角出發：一是該案件的故事性和新聞價值，認為黃陸案不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戀愛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當時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道路崎嶇坎坷[1];一是該案歷史文本的演變，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黃陸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繼續演繹，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變成人們的消費對象[2][3];一是從觀念史的角度，闡述該案呈現的民國時期婚戀觀念、法律觀念、社會觀念沖突[4]。也有學者認為盡管他們的婚姻案曾獲得廣泛的社會關注，但卻難以引起人們的共鳴[5]。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呈現了近代上海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這也使得“黃陸案”存在繼續探討的空間。本文從“黃陸案”的婚姻悲劇出發，論述該案引發的社會討論和呈現的婚戀社會問題。

　　一、“黃陸案”的婚姻悲劇

　　黃慧如與陸根榮的婚戀，被認為是當時上海主仆之間自由戀愛的先導。這一婚姻案的具體過程也充滿了戲劇性。此案男主角陸根榮是當時滬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黃慧如是湖州富商黃楚卿之孫女。黃楚卿在京病故后，黃家遷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黃慧如曾就讀于啟明女中。案發之前陸根榮受雇于黃家，構成了兩者的主仆關系。這一號稱滬上自由戀愛之先導的婚戀，起因卻是婚姻的不自由。黃慧如到適婚年齡之后，時有為她作伐之人，但屢為其祖母所阻。后來，有人為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貝淞蓀胞弟來黃家提親。黃母對此婚事頗為滿意，她考慮到黃之祖母對待婚姻的審慎，打算先令人算過兩人的八字，并將婚事基本談妥之后，再向黃老夫人稟明。至于黃慧如，雖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觸過不少描繪婚戀的小說，加之她到了情竇初開的年紀，對婚戀之事滿是幻想。所以，盡管與貝家的訂婚，一切全憑母親做主，她并不參與其中，但她早已從母親口中得知對方供職于銀行，品貌不錯，而且貝家經濟雄厚，頗有名譽，心暗許之。因此，黃慧如對貝黃婚事充滿了期待，并無異議。

　　二、“黃陸案”引發的討論

　　黃陸案發生之后，引發了熱烈的社會討論，使其成為當時不同文化背景之人進行文化宣教的絕佳案例：守舊之人視其為等級不分的有辱門風之事，趨新之士認為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階級觀念”的典范[7]。總體而言，對黃慧如的褒揚多于貶斥，以至于她在醫院中待產之時，收到不少寄給她的書信，贊揚她為“女界革命的先鋒，自由戀愛的勇將”。在這些被作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開始思考黃陸案的歸責問題，認為這既有社會風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個人操守的原因，“決非一事一因”如此簡單[8]。亦有人一分為二地看待黃陸案。如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邵力子，曾與戲劇專家洪深一同訪問過陸根榮，他認為“黃陸之戀愛，原則未嘗有差，而其行為則不盡可取”。

　　三、“黃陸案”呈現的社會問題

　　從黃陸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際矛盾與主仆之戀，象征著從家庭內部與社會階級兩個層面對傳統禮教的反抗，頗具改革的意味。事實上，黃陸案是民國上海這一過渡時代的產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現了當時婚戀方面的社會問題。輿論對婚姻自由的宣傳與社會對婚姻自由的接納，仍存在錯位與誤解之現象。錯位現象，即輿論宣傳先于社會接納，社會接納滯后于輿論宣傳;誤解現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認為傳統禮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實不構成法律約束力，只需兩兩相愿，便可自由戀愛與同居，從而成立自由婚姻。這一現象在當時較為普遍，無獨有偶，與黃陸案發生之年份相近，也發生了過渡時代的婚姻悲劇，盡管這一悲劇的主角沒有階級差別，因而未曾像黃陸案那樣受到各大報刊的廣泛關注，但是同樣在婚姻問題上描繪了過渡時代的社會問題。1928年前后，浦東日華紗廠機器間工人川沙人顧德明與該廠女工金招弟發生自由戀愛、自由同居，并曾延請律師登報謂兩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

　　招弟之母金吳氏和其贅婿金泉生得知他們同居于交通旅館后，將此事報告給捕房，將招弟領回。因為招弟已經被許配給羅店施阿小為妻室，經過招弟與顧德明之事后，金吳氏難負重責，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結婚禮。然而，顧德明因為金招弟自愿為自己的妻子，卻突然被他人奪取，心有不甘，遂延請律師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顧德明所主張之自由婚約，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諦，只能鑒定為自由戀愛，無法鑒定為自由結婚。因此，不予所請，顧德明敗訴[12]。對過渡時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會問題，當時的電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電影《新女性》，同樣講述了一個爭取婚戀自由之后的新知識女性的婚姻悲劇。

　　也許因為婚姻之社會問題在藝術表演上具有張力，當時的藝術家在挑戰傳統、構建未來之時，也將其作為元素納入藝術創作之中。它的悲劇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過渡時代的多元文化，以及無法跟上文化變遷的社會生活環境，曾給當時人帶來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與現實環境之間進退維谷，從而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對于當時上海存在的這一社會問題，外僑社會亦有所關注。他們認為婚姻自由給中國人帶來了輕松結婚、輕松離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們在爭取婚姻自由的婚姻當事人身上尋找這一社會問題的原因，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社會問題，是因為尋求婚姻自由的婚姻當事人忽視了從父母等長輩處聽取他們對婚姻問題的參考意見，忽視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對對方家庭的調查[13]。

　　在此處，被眾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擯棄的父母等長輩的意見，搖身一變成了當時西方人眼中解決中國社會婚姻問題的密鑰。在對待“婚戀自由”與“私奔”這一問題之時，中西社會存在差異。當時的西方社會，在婚戀文化方面，對女性給予更多的寬容與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發生了一起在滬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軍上校查爾斯•馬克斯•科克倫(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瑪麗•約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國地方檢察官倫納德•G•胡薩爾(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結婚。最后新娘卻從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薩爾那里收到一封無線電報，聲稱他將在日本滯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無其他信息。雖然這個戲劇性的結局將會震驚上海，但是他們的婚姻通告卻并未讓他們的諸多親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見西方社會有追蹤這一事情的后續報道。在當時中西方文化對比的語境下可知，黃陸案所代表的民國上海時期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織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結果，也是思想文化的發展相對超前，而社會生活的變遷相對滯后的結果。

　　結語

　　黃陸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發了社會的熱烈討論，有守舊者的口誅筆伐，有趨新者的熱烈追捧，也有知識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黃陸案為著眼點，去進一步挖掘民國上海的婚戀報道，可以發現盡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職業不一，案件的過程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都呈現了民國上海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織并存，其間有矛盾、有融合，導致婚戀觀出現多元化，容易讓青年男女迷失其中，無法正確看待“婚姻自由”與“父母之命”之間的關系。如果說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會剝奪男女當事人自主選擇婚姻的權利，帶來婚姻不能自主的社會問題，那么以民國上海為舞臺上演的諸如黃陸案之類的婚姻自由帶來的悲劇，同樣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值得當時人深思，并影響著當今之人對民國上海婚戀圖景的構建與想象，也可以為當今的婚戀生活提供些許參考和借鑒。

　　作者：王瀛培 徐華博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政治學院 上海圖書館 信息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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