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等創業孵化機構的日益發展，其在聯結科技與經濟發展方面的正向作用愈加凸顯。研究選取31個省(區市)創業孵化機構2018年截面數據，通過構建投入產出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綜合運用DEA模型與聚類分析方法，對比分析各省創業孵化機構運作的相對效率差異，結果表明創業孵化具有明顯的集群效應與擴散效應，最后從運作模式、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3個方面闡述提升我國創業孵化績效水準的優化對策。

　　關鍵詞：創新創業;企業孵化;績效評估;DEA模型;聚類分析

　　1 研究背景

　　在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孕育興起的背景下，201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等系列文件提出為適應創新創業主體大眾化趨向，到2020年要形成一批具有較強專業化服務能力、可有效滿足大眾需求的新型創業服務平臺的總目標。在政策導向與市場激勵的交互作用下，截至2018年末，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等各類創業孵化機構(以下簡稱“孵化機構”)總數已突破10萬家，服務于數十萬初創企業與團隊，總體呈現出各類主體廣泛參與、科技含量不斷提升、服務漸趨結果導向、孵化產出質量優化、國際合作不斷深入、管理體制逐步完善、各類新業態蓬勃發展的態勢。孵化機構已成為傳統企業轉型升級和新興企業快速成長的重要選擇和手段、聯結科技和經濟的重要樞紐、“雙創”戰略的核心載體和國民經濟社會建設的強力引擎，在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與新舊動能轉換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一系列實證研究表明，由于經濟相對落后、市場機制孱弱、關系網絡復雜等因素，欠發達國家的創業活動一般比發達國家具有更強的異質性，關注質量而非數量能更好地理解創業與經濟發展間的交互邏輯。目前就我國整體而言，創業孵化事業尚處于初級階段，創新創業潛能與各類資源需要長久地協調整合，而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國情意味著各地的基礎和進程不盡相同，難以制定統一的微觀發展規劃與具體策略。此外，增強各地區協同進步須明確創業孵化的影響因素與發展路徑，更須洞察各地區發展的差距與經驗，以求建立與實現增進全社會創新創業效益的協同目標。因此，基于我國經濟提質增效的階段性目標，對各省份孵化機構運營狀況進行系統評估，揭示和把握我國創業活動的規律，以此構建和發展具有中國元素的創業理論，對于分析整體績效、加強融合協作、推動創新創業事業繁榮具有積極效用。

　　2 文獻綜述

　　對孵化機構績效評估及優化思路既有的研究內容進行梳理，可發現其呈現3個層次的學理特征。

　　首先，創業孵化是一個包含多要素的綜合性系統，所以學界從不同本位探索績效評估方法。一是以孵化機構為本位，如Hugh D. Sherman綜合采用宏觀分析和微觀調查方法，認為創業孵化項目可以有效協助初創企業生存發展[1]，即驗證了孵化服務——孵化績效——企業績效的兩級傳遞關系;K. F. Chan等運用組織理論與集群理論構建孵化機構績效評估體系，并認為存在資源集聚、咨詢服務、網絡優勢等9個影響績效的關鍵點[2]，突破了以孵化產品為績效唯一評價標準的局限;袁劍鋒等以Web of Science收錄文獻作為樣本，以具有全局性、動態性的視角，運用文獻計量和內容分析方法，從類型、過程、模式、機理以及績效等方面對企業孵化器進行研究[3]。

　　特別是一些學者采取縱向視角，考量不同代際孵化機構的績效水準，如Johan Brunee研究認為早期孵化機構囿于遴選標準寬松和缺乏淘汰機制，其在孵企業對綜合性服務利用率很低[4]，這實際上說明早期孵化機構的陳舊體制亟須變革;許治等也認為不同代際孵化器投入產出關系與孵化績效存在明顯差異，但孰優孰劣不應一概而論[5]。

　　而另一些學者則采取橫向視角，對比分析孵化機構的表征或內涵，如黃攀等以廣東省2016年政府類、民營類和高校類共537家孵化器進行對比分析，認為投資主體不同導致孵化機構的建設目標、利益訴求和孵化能力存在較強異質性[6];何慧芳等通過對比廣州市眾創空間孵化模式及績效優劣，發現投入孵化要素的側重點、孵化模式的執行力度以及與在孵企業的相互適應程度是3個主要影響因素[7];張玲等研究認為目前中國孵化機構同質化嚴重問題會阻礙其健康發展[8]。

　　二是以孵化產品為本位，即以企業的發展成效為機構績效考核的主要標準，如張魯彬等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分析了創業孵化的周期性特征及基礎功能孵化模式[9];Ond[r]ej Dvoulet ?等則強調以銷售額增長值、利潤率、資產周轉率、總資產規模與人員成本規模等來評估孵化績效[10]。三是綜合孵化機構及其產品的主客體視角，如Mian等認為在孵企業的生存發展狀況、孵化項目的持續增長潛力、孵化服務與設施、孵化機構對高校和社會產生的影響為最關鍵的四項績效指標[11]，這種視角較為全面，可以充分體現孵化機構的多元效益。

　　其次，從網絡及空間研究其績效影響機理。英國經濟學家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認為，各種公私部門構成的網絡促進新技術的開發與擴散[12]，后來許多學者沿襲了這一網絡分析思想，如李宇等通過剖析網絡資源對孵化績效的中介作用，發現了兩種績效差異模型[13];王藝博則揭示了孵化網絡各結點的微觀特征對多元績效的作用機理[14];裴旭東等基于從個體出發的資源依賴理論和組織學習理論，研究發現技術資源整合和市場資源整合除了受創業氛圍顯著影響外，還分別受金融支持和政策支持顯著影響，而技術資源整合和市場資源整合對科技型小微企業孵化具有顯著影響[15]，而Jin Hong等偏向于從整體出發的相互依賴理論，研究發現孵化機構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與孵化績效呈倒“U”形關系，非國有企業和多元化企業的孵化機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與孵化績效之間的關聯性更強[16]。

　　而以空間為研究立足點，則是探討孵化機構對區域地理的作用機理，如呂海燕等以孵化機構有無實用型創業技能培訓、能否推動區域經濟繁榮、是否有效整合優質資源作為績效評估三類指標[17];何長勝以網絡資源整合為導向，通過對天津市眾創空間的觀察研究，發現礙于體制，在位企業、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的優勢資源難以充分轉化為推動孵化機構發展的實質性力量[18]。

　　推薦閱讀：《滇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季刊)創刊于1992年，是由滇西科技師范學院主辦的學術刊物。主要欄目：民族學研究、歷史學研究、語言學研究、教育學研究、經濟學研究、學術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