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末，檔案學者將行動主義引入檔案領域，反思從社會主流群體的視角保存和闡釋檔案所存在的不足，倡導構建公正、多元、包容的檔案空間。論文從行動目標、行動者、行動方式三個維度介紹了檔案行動主義的核心理念，提出檔案工作者應當通過積極的社會行動以及對社群檔案自治的支持維護社會權利，系統反思檔案和檔案工作應對復雜社會的方式，為檔案管理體制改革背景下我國檔案事業的社會功能問題提供了一個可供參照的方向。

　　關鍵詞：檔案行動主義;社會權利;多元主體

　　1 前 言

　　檔案行動主義是國際檔案學界近年的研究熱點之一。[1]2000年以后，以凡爾納·哈里斯(Verne Harris)[2]、安德魯·弗林(Andrew Flinn)[3]為代表的檔案學者開始從行動主義的視角討論檔案工作與檔案工作者的社會角色，認為要維護社會公正，檔案工作者必須轉變被動的保管員角色，成為積極的歷史塑造者，以積極的行動參與社會運行。2010年以后，國外討論檔案行動主義的文獻明顯增多，克雷格·高爾德(Craig Gauld)[4]圍繞檔案與權力的關系、檔案職業倫理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摩根·柯里(Morgan Currie)[5]在歸檔行動主義、數據行動主義等方面也做了一定的拓展。

　　檔案行動主義是后工業社會面對社會高度不穩定性和復雜性而誕生的一種檔案理論，強調檔案工作的公正、多元、包容，主張檔案應當成為一種積極的社會改造力量，保護民眾的各項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通過有意識地保存邊緣群體的記憶，為他們的身份建構和認同以及自身權益保障提供支持。可以說，檔案行動主義是關注檔案維護弱勢群體權益的一種思潮、一種號召、一種行動。[6][7]目前國內關于檔案行動主義的介紹較少且較為碎片化，對檔案在維護社會公平中作用的研究也有待深化。對于檔案行動主義倡導的多元主體參與理念，當前我國主要還是處于以檔案機構為主導，社群自發參與的階段，尚未系統探討各主體平等合作共治的內容。因此，論文從行動目標、行動者、行動方式三個維度梳理檔案行動主義的核心理念，希望從行動主義的視角，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檔案工作者社會角色的問題，以及檔案工作的應然社會功能實現問題提供一種可能的參考。

　　2 檔案行動主義的核心理念

　　2.1 行動主義

　　行動主義(Activism)是20世紀后期產生的一種社會力量積極行動的治理理念。柳亦博與馬爾巴哈·肖開提[8]將行動主義概括為旨在打破社會治理中制度之于行動的絕對先在性，塑造社會行動的公共空間，主動向政府之外的“行動者”開放并積極維護這種由主體多元帶來的差異性互補狀態。在傳統的制度主義框架下，社會治理結構呈現“中心—邊緣”的形式，通過制度將整個社會納入既定的治理體系，在多樣的社會需求中抽取出主流的需求。但這一模式的缺陷在于容易忽視邊緣群體的訴求。行動主義是對制度主義的解構，劉珂[9]認為行動主義是一種激發人的獨立性、自主性和能動性，適應未來合作社會的新型模式。具有平等身份的多元主體，以網絡化結構重新建構適應風險社會的制度框架與治理體系，并以道德性和他在性為原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普遍實現。可以看出，行動主義強調在制度理性中加入主體的能動因素，以社會自治代替全面“他治”，尊重多樣和差異，維護公平和正義。

　　2.2 檔案行動主義

　　檔案工作在體制層面的不平等是檔案行動主義興起的背景。1994年后，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制度，此后20年，南非積極推行民族和解政策，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力圖糾正舊制度下侵犯人權的事實，以實現平穩的社會轉型。盡管如此，民族隔閡、社會不平等、貧富分化等問題在南非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仍然長期存在。過渡時期的檔案工作受到司法制度的制約，官方敘事仍然由少數白人精英把持，“中心—邊緣”的檔案工作框架無法保障非主流敘事的權利。[10]不僅南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同樣存在種族歧視和忽視邊緣群體的問題，自身歷史記憶的缺失以及獲取官方記錄的艱難導致社群的檔案權利受到嚴重侵害。在此背景下，檔案學者引入了檔案行動主義的理念，提出在檔案工作框架內應當通過檔案工作者的積極行動和社群檔案自治的方式維護社會公正。

　　檔案行動主義吸收解構主義思想，對主流敘事框架提出質疑，呼吁應該關注邊緣群體檔案的保存，保障邊緣群體書寫自身歷史的權利，支持社會群體利用檔案維護各項權益;倡導構建一個公正、開放、包容、多元的檔案空間，承認和接受在檔案中納入多重聲音和相互競爭的敘述，讓檔案能夠反映社會的多樣性，使得檔案工作能夠支持社會權利。要打破原有單一的檔案工作框架，構建公正、包容的檔案空間，一個可行的道路就是實現檔案自治。喬安妮·埃文斯(Joanne Evans)[11]認為檔案自治是個人和社區以自己的聲音參與社會記憶，并成為身份、記憶的記錄保存者和歸檔的參與者，提出檔案自治和檔案行動主義必須超越收集記錄形式和內容的局限，變革檔案和記錄保存系統，改變其連接和交流的方式，在整個體系中納入社群、社會、組織，由倡導檔案工作及檔案工作者轉變為倡導公眾參與構建自己的歷史。

　　因此，論文從行動目標、行動者和行動方式三個維度闡述檔案行動主義的理念：在目標上，檔案行動主義呼吁利用檔案的力量維護社會正義，關注邊緣群體的檔案權利;在行動者上，這一理論倡導檔案工作者摒棄中立原則，積極行動;在方式上，檔案行動主義則主張納入多元的檔案主體，構建網絡結構的檔案工作框架，如圖1所示。

　　3 行動目標：維護社會公正

　　檔案維護社會公正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利用檔案的證據力量維護社會正義;二是保障社會群體獲得自身記錄、保存自身記憶的平等權利。在行動主義視角下，社會公正表現為承認社會結構的不平衡，公平、公正地分配檔案工作中的權力，使邊緣群體能夠充分平等地參與政治進程和決策。[12]

　　3.1 利用檔案的力量維護社會正義

　　歷史學家、檔案學者蘭達爾·吉莫森(Randall Jimerson)曾提出檔案和記錄為公眾利益做貢獻的四個途徑：監督社會和政治領導使其為自身行為負責;通過施加壓力來促進開放政府;通過檔案工作糾正社會不公平;通過記錄代表性不足的社會群體培育民族和身份認同。[13]哈里斯也提出“檔案追尋正義”理論，認為檔案工作是反對種族隔離壓迫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檔案工作者不是一個客觀的檔案工作者，而是一個反對壓迫制度的記憶活動家。[14]檔案工作不應該僅僅局限于使館藏更加豐富多樣，而且也應該關注檔案對社會的有用性，檔案在維護社會正義、保存社會記憶、構建身份認同感中的獨特作用。

　　檔案是社會正義的記憶工具，是維護社會公正的證據。通過利用記錄社會不公的檔案可以追溯歷史，維護社群的合法權益;通過檔案的開放利用工作，可以糾正社會的不公。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由于種族歧視和戰爭的因素，美國政府拘留超過12萬的日裔美國人。在拘留期間，美國政府沒收這一群體的部分資產并限制其活動，創建并使用檔案控制他們。20世紀70年代，受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的影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過去的不公正現象，利用拘留期間保存的間諜記錄、日語報紙、普查數據、照片、個人日記等檔案維權，使美國政府承認戰爭期間拘留日裔美國人的錯誤并進行賠償。[15]這一時期所保存的檔案成了追溯歷史、矯正過去不公正的有力證據。檔案自身所具備的證據價值決定了檔案是弱勢群體伸張正義、爭取基本政治權利的重要工具。

　　3.2 保障邊緣群體的檔案權利

　　檔案行動主義針對“中心—邊緣”結構的敘事框架，認為所有主體在這個框架中都應該存在表達自身話語的權利。檔案行動主義直面官方、機構檔案主導敘事的事實，主張轉變檔案機構和檔案工作者的角色，通過塑造歷史敘事和民間話語的多元化，以塑造社會的集體記憶。[16]

　　在資本主義原有制度框架下，少數白人精英掌握保存和解釋記錄的權力，檔案機構保存的檔案或是官方主流檔案，或是被限制獲取的以社群為記錄對象的檔案，邊緣群體甚至遭受被抹去生命記錄的不公。在20世紀，澳大利亞政府推行“白澳政策”，近10萬名澳大利亞混血土著兒童被政府從家人身邊帶走，交由白人家庭或者收養營撫養和授予白人教育，他們被稱為“被遺忘的澳大利亞人”。這一群體在申請訪問自己被收養的記錄時，只有半數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另外半數經過長時間的等待卻最終被告知記錄缺失或限制獲取。因記錄被抹去，自身歷史的缺失使他們長期處于被歧視的環境。[17]

　　要減少這種遺憾的發生，需要重視邊緣群體在檔案空間中的話語權，保障其保存和利用自身檔案的權利，構建多元的敘事空間。因此，行動主義呼吁以新的方式部署檔案，糾正“不公正”和“不公正”的權力關系，打破檔案中立性的神話，承認、接受并在檔案中納入多重聲音，以檔案工作者的積極行動構建一個公正、包容、多元的檔案空間。

　　4 行動者：積極的檔案工作者

　　從行動主義的視角來看，檔案從生成到保存，再到提供利用或者銷毀各個環節都發生在特定的情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種權力的干預，容易忽視邊緣群體的需求及其檔案的保存，整個過程本身就不具備中立性。因此要維護社會公正，檔案工作者必須成為積極的行動者，努力打破檔案中不平衡的權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