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利他行為就是生命主體(動物、植物與人類)總是采取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資源，最大限度地擴展與自己存在利益相關性的他人的生存規模，提升他人的生命價值，延長他人的生存壽命的過程。文章發表在《商場現代化》上，是中級經濟師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親緣利他,互惠利他,純粹利他,隱性遺傳,廣義效用

　　應該注意的是，通過人物本質利欲化的本質分析，以上所論述的利他行為雖然在表面的形式之上沒有直接的利欲關聯，但亦是在隱層受到非客觀利欲的驅使而做出的一些在表面看來本源并非利欲直接控制的行為，實際之間，如果將利欲的廣義擴大化，如此的思維依舊是被涵蓋在利欲本質學的理論之中，只因為思維本質客觀依據的存在為辯證理論而被忽視，正如看不到便是不存在的片面苛求依據化思維亦同。

　　一、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 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 altruism)。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 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 Lorenz)、威爾遜(E· Wilson)、愛得華茲(W· 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

　　但“個體選擇理論”并沒有解決由湯姆遜瞪羚所引起的深層矛盾，我們不仿把它稱為“湯姆遜瞪羚悖論”：一方面，現代生物學認為，只有交互繁殖的種群才能保持相對恒定的基因庫，所謂進化是生物種群的進化而不是生物個體的進化;(陳閱增，1997a)因此，“純粹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符合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保存下來是符合進化論自身邏輯的;

　　“個體選擇理論”顯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生物的遺傳性狀與遺傳介質之間是一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我們不能不設問：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種間接的、非對稱的遺傳關系?事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觀察到許多非對稱的遺傳現象：兩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狀，通過同一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隨著其中一種被自然選擇，另一種也同時保留下來。

　　最著名的例子是引發鐮狀紅細胞貧血病的隱性基因：鐮狀紅細胞貧血病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適應性的生物性狀，但生物學家發現，帶有這一基因雜合子的人卻具有較強的抗瘧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惡性瘧疾流行地區，這一隱性基因的出現頻率就很高。(陳閱增，1997b)以此推論，“純粹利他”行為雖然對生物個體是非適應性的，但它對生物種群卻具有很高的生存價值;因此，在生物長期演進的過程中，它可以與某些利己行為一起借助于同一個基因介質以“隱性遺傳”的方式保留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物性狀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適應性。

　　“純粹利他”行為在“非零和博弈”條件下對生物個體生存適應性的損益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推斷，兩個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生物個體更容易營造一種協作氛圍;與兩個只有利己傾向的生物個體相比，它們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適應性。如果這一猜測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博弈方陣來解決“純粹利他”行為的補償和激勵問題(葉航，2001a)：

　　如果我們以X代表利己主義者，以Y代表利他主義者;根據以上假定則利己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5X+12Y，利他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2X+5Y;當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為7：3時，每個個體的適應性都是一樣的(-5X+12Y=-2X+5Y → X：Y=7：3);如果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大于7：3，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減少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增加;反之，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增加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減少。因此，在生物種群及其個體行為模式中“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將以某種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時存在。

　　三、純粹利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現代生物學的進化和遺傳理論認為，物種演進的目標是“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這一結論所包含的邏輯與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完全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就此推論，所有生物都會按照“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要求來“理性”地計算和規劃自己的行為。

　　事實上，進化的“理性”最初是通過“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并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葉航，2002)對生物個體來說，“本能”所表達的正是生物進化內在的邏輯要求：所謂“理性”的行為，只不過是經過自然嚴格篩選后留存下來的、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1995)

　　“情感”與“偏好”是觸發生物行為的按紐。當“情感”與“偏好”得不到滿足時，建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基礎上的生物內部平衡系統便會受到破壞，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壓力。這種壓力超過一個閾值，生物個體就會產生行為的動機，進而通過一定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緩解身心的緊張狀態。因此，生物行為的遺傳首先表現為一個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系統及其觸發機制的重構與再現，本能或者由本能沖動所引導的生物“理性”行為可以看作是該系統由不平衡向平衡的運動過程。

　　根據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推論:

　　第一，在廣義效用最大化過程中，行為主體將依據一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為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價值”取向。

　　舉例來說，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傾向的經濟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則當MU1 / p1>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才會偏重經濟選擇，表現出利己傾向;而當MU2 / p2 >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將偏重道德選擇，表現出利他傾向。特別地，當MU2 / p2 >λ且MU2 / p2>MU1 / p1時，行為主體將為了利他目的放棄或部分放棄自身的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葉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不一定就是一個“自私自利”或“錢迷心竅”的人。人們的行為將取決于他們的偏好。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為來說，行為主體的行為傾向取決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 / pi 。

　　舉例來說，如果x2代表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當pi和λ給給定時，MU2 越大，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事實上，倫理學所謂的“良心”，從廣義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為在一個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現為一個人未采取某種道德行為時所感受到的內心矛盾與痛苦，以及采取某種道德行為后所體驗到的內心解脫與愉悅。

　　第三、當其他條件不變時，λ的值越小，行為主體的非經濟偏好越強。

　　由于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λ越小，體現廣義偏好的行為傾向就越強。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經濟行為具有資源再創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與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經濟行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從而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就相對越強。事實上，當物質資源相當匱乏時，一個人很難產生出非經濟偏好;反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質資源越豐裕，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等等，就越豐富、越強烈。顯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支持這一結論。(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沒有改變傳統經濟學的根本結論，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分析范例將作為一個特例包容在廣義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經濟偏好，x i代表除經濟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則當行為主體的偏好結構符合條件：MU1 / p1 >MUi / pi =λ(i =2,3,…, n)時，傳統經濟學的狹義效用范式將成為廣義效用范式的一個特例。

　　經濟師職稱論文發表：《商場現代化》創刊于1972年，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是由中國商業聯合會主管、中商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主辦、《商場現代化》雜志社編輯出版的貿易經濟類期刊，主要刊發流通經濟領域研究成果、市場調研報告和理論學術探討，同時兼顧其他經濟領域研究課題，作者不僅包括各經濟領域專家學者、各大專院校師生、研究機構資深人士，還有政府、行業主管部門領導及企業家，因其權威性、系統性、前瞻性而廣受業界人士關注。 郵發代號2-398。

　　參考文獻

　　[1]貝克爾, G.《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PP349-50.

　　[2]陳閱增主編,《普通生物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a)pp.470; 1997(b)pp.466.

　　[3]道金斯, R.《自私的基因》,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a)pp.216; 1998(b)pp.3-5; 1998(c)p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