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國際貿易理論是對產業安全思想的深化。(1)比較優勢陷阱(后發劣勢)和競爭優勢理論。一般認為，比較優勢理論的缺陷是僅考慮了各方靜態利益而忽視了動態利益。比較優勢理論的核心在于各國應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加入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結構：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發達國家應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這樣各國都可以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利益，從而提高國家福利。但在現實的國際貿易中卻出現了所謂“里昂惕夫”之謎，這是比較優勢理論所無法解釋的，更嚴重的是以比較優勢理論作指導、執行比較優勢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出現了比較利益陷阱。

　　關鍵詞：安全經濟,產業經濟,經濟發展

　　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比較優勢，生產并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在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雖然能獲得利益，但貿易結構不穩定，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從而落人“比較利益陷阱”或“比較優勢陷阱”。

　　比較優勢陷阱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初級產品比較優勢陷阱。它是指執行比較優勢戰略時，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機會成本的大小來確定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運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只能獲得相對較低的附加價值。并且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還會強化這種國際分工形式，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低附加值環節。第二種類型是制成品比較優勢陷阱。由于初級產品出口的形勢惡化，發展中國家開始以制成品來替代初級產品的出口，利用技術進步來促進產業升級。但由于自身基礎薄弱，主要通過大量引進、模仿先進技術或接受技術外溢和改進型技術等作為手段來改善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進入高附加值環節。但是這種改良型的比較優勢戰略由于過度的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發揮后發優勢，只能依賴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

　　國際貿易發展的現實表明：比較優勢戰略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面貌，也無法改變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現象。比較優勢戰略由于過分地強調靜態的貿易利益，而忽略了貿易的動態利益，即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的演進\技術的進步以及制度的創新的推動作用。長期執行單純的比較優勢戰略會造成一國的產業結構不能得到升級，而且具有固化原有產業分工的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側重于發揮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還會引起對強化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關系不大的先進技術特別是勞動替代技術或資源替代技術的不重視甚至排斥，這會使發展中國家享受不到現代高新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所以發展中國家必須調整自己的貿易發展戰略，突破比較優勢戰略的束縛，實行競爭優勢戰略。美國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 (Micheal Porter)教授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闡述了“競爭力問題”，向傳統貿易理論提出了挑戰。他指出，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未必具有競爭優勢。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他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從全球范圍和長遠角度考慮如何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邁克爾.波特教授認為國家競爭力最終取決于產業競爭力，并創建了競爭優勢的“波特六因素”模型。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優勢戰略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征，全面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國際貿易利益的一種強調貿易動態利益的貿易發展戰略。它所關心的是一國如何將的潛在的比較優勢轉變成現實的競爭優勢。競爭優勢戰略是發展中國家改變在國際貿易中不利地位，充分發揮對外貿易作用的一個必然選擇。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20世紀80年代，布蘭德(J.A.Brander)撕潘塞(B.J.Spencer)、克魯格曼(P.R.Krugman)等人提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該理論，突破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學說，強調了政府適度干預貿易對于本國企業和產業發展的作用。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是一種有利于促進戰略性產業發展、實施政府有效干預的產業政策。該理論有兩大內容：利潤轉移理論和外部經濟理論。

　　著名國際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曾說過，國際金融體系有內在的“瘋狂、恐慌和崩潰”傾向。它容易不時發生債務危機、國際資本流動不穩、投機、為追求更高收益率或安全避風港而出現的資本抽逃。他認為，國際金融是同霸主國對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施加影響緊密相關的。霸主國既是國際金融體系的管理者，又是該體系中的主要收益者。總之，從發展經濟學家以及國際經濟學家和國際政治學家的著作中，我們都能發現蘊涵著國家產業安全的問題。

　　保護幼稚產業論標志著產業安全經濟思想的成熟。以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漢密爾頓(1757-1804年)和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弗里德曼.李斯特(1789-1846年)為代表的幼稚產業保護論的提出，使產業安全理論趨向成熟。1791年美國的經濟學家漢密爾頓代表工業資本家的利益，向國會提出了(關于制造業報告)，闡述了保護制造業的必要性，建議征收保護關稅，因為本國的幼稚工業經不起外來競爭。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弗里德曼.李斯特的學說集中反映了后起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要求，他的學說更多地關注了國家經濟安全以及政府對產業發展的支持和保護。他通過對英國、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近代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得出結論：一個國家不能在工業尚未充分發達前，就采取自由貿易的方針，如果盲目執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就會使國家的工業衰弱、消亡，最終導致這一國家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在論證他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時，提出了獨特的生產力理論。李斯特以美國為成功的例子來說明，只有對本國工業進行保護、扶持，待本國的產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再開放市場，才能真正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確保國家的經濟和產業安全，才能使一個國家最終富強起來。

　　發展經濟學家的貿易貧困化增長理論是產業安全經濟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貧困化增長”是二戰后50年代中期國際經濟學界在研究經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影響時提出來的一項重要命題。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基于自身的資源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而參與國際分工能獲得更多的利益，但普維雷什(Prebish)、辛格(Singer)和巴格瓦蒂(Bhagwati)等人的貧困化增長理論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處于分工低階梯的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初級產品，缺乏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價格大幅下跌，這樣產量提高的收益將由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而完全喪失，從而造成本國的實際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都比增長前絕對下降，出現福利惡化的“貧困化增長’。貧困化增長理論指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在傳統的貿易分工格局中，處于分工低階梯的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從貿易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較少，而這種不利的貿易利益分配格局是與其低層次的出口產品結構和不利的價格貿易條件直接相關的。”

　　利潤轉移理論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主體內容，包括戰略性出口政策、進口政策和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政策。該理論認為一國政府可以通過對出口或進口的貿易干預，影響本國企業及國外競爭者的行為，改變國際競爭的格局，從國外寡頭廠商抽取租金或向本國企業轉移利潤，達到增加本國凈福利，并促進本國企業和產業發展的目的。

　　外部經濟理論包括收益性外部經濟和技術性外.部經濟。前者是指廠商從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廠商的集聚中獲得市場規模效應(包括獲得便利而低價的原材料、中間產品、技術工人、專業化服務等)，后者是指通過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中其他廠商的技術外溢獲得技術和知識。兩者都能使廠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外部經濟理論認為，某些產業由于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廠商不能獨享投資帶來的收益，且投資的風險很大，打擊了私人投資的積極性，這在新興高科技產業最為明顯。這些行業的私人投資明顯不足，實際產出低于社會最優水平。然而，外部規模經濟明顯的行業又往往具有戰略性，其創造的知識、技術、產品對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政府要扶持高科技產業，降低其投資的風險，吸引私人資本投入該行業，推動戰略性產業成長，以更有利于國家的長遠利益。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并不是一種單純的貿易理論，它所涵蓋的內容不僅包括了對貿易結構和特征變化的分析，提出了保護和拓展國際市場份額的手段和途徑，還廣泛涉及了科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問題，因而它實際上是二種對產業安全問題的最好詮釋的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根據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ohn H.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生產要同時受到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是這三項優勢整合的結果。其中內部化理論認為，市場缺陷的存在是內部化優勢產生的前提，公司可以通過內部交易安排節約交易費用，從而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在現實中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之—就是規避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壁壘越高，即外部交易費用越高，對外投資即內部化的意愿就越強。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能很好地繞過東道國的貿易壁壘，使東道國借助貿易措施保護產業失靈。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認為，一國應將本國已處于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他通過國與國之間產業轉移次序的分析，認為一國所有趨于比較劣勢的生產活動都應通過直接投資順序向國外轉移。按其理論模式，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高度，不僅取決于跨國公司的產業結構高度，而且還取決于轉移產業的比較劣勢程度。于是依賴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投資而推動的產業發展，將難以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差距，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陷入“利用外資的陷阱”。

　　其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巴克萊和卡森等人的內部化理論認為，跨國公司對“知識產品”的內部化動機最強，其根本原因在于，避免外部化導致的技術外溢和壯大自己的競爭對手。1966年，費能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此國際產業轉移理論開始發展起來。先是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了“雁行模式”，它基本揭示了國際產業轉移的內在機理。隨后，日本學者小澤輝智在赤松要的基礎上引入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因素，提出了“增長階段模式”，使“雁行理論 ”進一步深化，從而使國際產業轉移理論得以逐步形成。從其理論主張看，無論“雁行模式”還是“增長階段模式”都表明，由于國際直接投資所引發的產業國際轉移是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開始進而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是從相對發達國家轉移到次發達國家，再由次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樣梯度推進的。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實踐表明，為了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跨國公司不可能將所擁有的一流先進技術以技術轉讓或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出去。許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是國內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低端產業，不僅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安全，而且大大地破壞了東道國的生態環境。

　　由于國家經濟安全具有：國家性、根本性和戰略性等特點，我國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其中蘊涵著產業安全理論的一些成果。如我國學者張幼文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經濟安全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一套(經濟全球化論叢)叢書，在國內影響較大。萬君康等將經濟安全分為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和產業安全三部分，認為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經濟信息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環節，而產業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基本內容。隨后，一些學者開始對產業安全進行了專門性的探索研究。有關產業安全界定上有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強調以國民為主體的產業安全觀，如趙世洪(1998)認為談論產業安全不能脫離國民這個主體，一國國民具有共同的利益，產業安全的準確提法應為國民產業安全;強調控制力的產業安全觀，如王允貴(1997)認為，產業安全是指本國資本對影響國計民生的國內重要經濟部門掌握控制權，國民經濟各行業的發展主要依賴于本國的資金、技術和品牌，支柱產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強調競爭能力的產業安全觀，如楊公樸(2000)是指一國對國內重要產業的控制能力及該產業抵御外部威脅的能力主要體現為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長春稅務學院的景玉琴(2005)認為產業安全應當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并分析了導致產業發展偏離安全狀態的因素不僅源于外部，而且還來自于內部：外部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控制及外國生產商在我國的低價傾銷;內部因素包括企業層面的治理機制不完善，產業層面過度競爭與競爭不足共存，政府規制層面的缺位、錯位、越位。雖然上述觀點各異，但為我們能準確把握產業安全的內涵做出了重要的提示和貢獻。在關于維護產業安全的對策方面的研究，呂政(2006)認為必須處理好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的關系，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更有利于提升本國產業的競爭力;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 (2004)認為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是維護產業安全的根本途徑。此外，何維達等(2002)在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對我國三次產業安全現狀進行了初步估算。

　　產業安全逐漸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他們對于產業安全研究的理論與實證文獻越來越多，但研究內容零亂、不系統，相當一部分研究只停留在經濟安全的宏觀層面，未深入到產業本身，這需要我們在以后的研究中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充實、提高。對中國.產業安全的下一步研究要突出圍繞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新動向，把中國產業安全看作一個綜合系統，運用規范和實證分析法，來探索中國產業安全的形成機理及應對之策。近幾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所取得的成績令世人矚目，但中國得自貿易和投資的利益有多大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中國產業安全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中國必須走出貿易比較優勢的陷阱，跳出外資對中國市場、技術、品牌等控制圈，走自主創新、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