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在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進程中，數字網絡技術不斷創新突破，數字化變革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關。要保證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需要重塑支撐其發展的財稅政策，財稅政策已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助力，同時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基礎保障。文章從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高端復合型人才培養、核心技術創新研發、數字治理能力提升4個方面研究財稅政策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揭示了目前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新型基礎設施薄弱、高端復合型人才缺乏、數字技術創新不足、數字治理能力水平不高，并進一步提出助推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財稅政策創新的新思路。
關鍵詞：數字經濟;財稅政策;高質量發展;影響路徑
數字經濟作為新興產業模式，其規模不斷擴張，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的沖擊，我國數字經濟仍保持穩步上升趨勢，數字經濟增加值達39.2億元，占GDP比重為38.6%，數字經濟增速達到GDP增速3倍以上，再創歷史新高。但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我國仍存在供需不匹配、效率不高、空間分布不均衡等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印發重要文件，助力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首次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加快數字經濟建設，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習近平同志也多次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對發展數字經濟具體要求，2020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印發的《關于推進“上云用數賦能”行動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中提出，以打造數字化企業、構建數字化產業鏈、培育數字化生態為發展目標，加快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培育新經濟發展，扎實推進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助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是Tapscott在《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承諾與危險》中首次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形態突破傳統產業的邊界，減少了中間環節、降低了交易成本，構建以數字生產要素為關鍵的數字經濟生態，既能助推超大市場優勢的發揮，又能促進內需釋放[2]。但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存在缺乏系統規劃、結構失衡、主體小而散、未能堅守初心等問題[3]。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要求下，我國亟須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增強其競爭力[4]。財政政策從消費、生產、市場建設、產業發展生態4個方面助力數字經濟發展：消費方面，財政政策推動數字技術在傳統產業的應用場景建設，拓展數字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市場;生產方面，財政政策通過鼓勵核心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奠定數字經濟的基石;市場建設方面，財政政策支持區域一體化大數據中心的建設，以推動數字市場建設;產業發展方面，財政政策建設良性互動的數字經濟產業園，打造數字經濟產業生態[5]。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完備的政策體系支撐，現行的財稅政策與數字經濟已不相匹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亟須重塑財稅政策。全國許多省份為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出臺了相關財稅政策。例如，2020年，湖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印發的《湖南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20—2025年)》中明確提出，加大資金支持，落實稅收優惠是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保障措施;山東省發展數字經濟的側重點在于健全數字經濟監管體系，設立了“數字山東”專項發展資金;浙江省從資金、人才、金融等方面加大政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要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就要重塑財稅政策，財稅政策是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助力與基礎保障。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核心，而運用數字技術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數字治理方式則是數字經濟協調發展的保障。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衍生出了數字治理，未來數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方向主要是治理數字生態下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的問題與數字技術及其應用的風險問題[6]。現有文獻涉及財政政策對數字經濟影響的研究較少，考慮到數字經濟的著力點主要從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關鍵技術突破、高端復合型人才培育、數字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出發，因而筆者依此梳理了探討財稅政策對數字經濟影響的文獻。
(一)數字基礎設施
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石，因此，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目前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主要任務。財政政策能對基礎設施建設產生政策福利效益[7]。數字時代對交通運輸業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需要財稅政策充分發揮自身的引導作用，推動交通運輸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稅政策能通過不斷調整交通運輸業的產業結構，建立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政府通過加大財稅政策對交通運輸業的支持，促進其技術創新能力的發展，使交通運輸業向數字化轉型升級[8]。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智慧城市、數字社會的發展，而這些都離不開財稅政策的支持與激勵[9]。
(二)數字人才培養
數字化時代對人才的新需求，要求相關單位必須完善新時代數字人才發展的財稅政策[10]，要求高等院校開展產、學、研合作教育，不斷增強學校與數字經濟人才培養的貼合度，改善教育經費的財務監管機制，加強對教育項目資金具體運用的監督[11]，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財稅政策對數字企業與高等教育協同育人起激勵作用，高端復合型人才有助于企業開展創新研發、增加研發成果、擴大生產規模，久而久之，企業與人才之間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12]。降低電商企業參與合作享受優惠政策條件，能進一步完善稅收支持體系，凡電商企業參與產教融合項目的，相關單位可針對企業所得稅、企業教育費附加稅實施先征后返的稅收政策，將其應用于鼓勵人才培養[11]。
(三)數字技術創新
財稅政策推動技術創新研發，助力數字經濟發展。數字技術迭代更新快，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產業技術創新更是追求高效[3]。財政科技投入是創新的重要引擎[13]，其為構建數字經濟新生態提供保障與支撐。財政科技補貼政策可從不同角度研究其對企業研發投入的作用，其中對促進創新活動和人才集聚的財政補貼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果最顯著，并且越是大規模的企業政府科技補貼的杠桿效果越強[14]。同時，稅收優惠政策可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影響形成了以稅收優惠激勵企業內部研發經費支出，提高生產綜合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經濟產出增長反作用于企業內部研發經濟支出的一個良性互動機制[15]。
(四)數字治理能力
加強數字社會與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水平是政府發展數字經濟的要求。完善數據要素的市場經濟性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機制是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反壟斷的關鍵，完善數據產權相關法律體系、推動數據分類分級，可加大數字要素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16]。稅務部門可以利用信息技術接入跨境電商和服務企業交易系統，建立智能的稅收防范監管系統，強化數字治稅能力[17]。
通過對財稅政策與數字經濟相關研究的梳理可以發現，財稅政策能夠從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高端數字經濟人才培養、核心關鍵技術研發、數字治理能力等方面，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財稅政策的引導與支持，筆者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人才培養、數字技術創新、數字治理能力等方面，提出有針對性的財稅政策以助推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數字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薄弱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新基建概念以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便成為國家、社會、學界關注的焦點。截至2020年3月，我國對新基建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已達到48.5萬億元，但目前仍存在以下問題：1.盲目投資現象顯著，產能過剩。截至2020年3月底，北京周邊的數據中心投入運行機柜已有17.35萬個，已滿足目前北京的算力需求，但在建和規劃待建的仍有77.53萬個，盲目投資會增大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導致產業產能過剩。2.數字化產業基礎設施利用率不足。目前，我國已有31個省的新基建投資占總投資額的比例達到15%左右， 2020年，國家投融資規模在2萬億—3萬億之間。然而，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的規模效率無效省份有19個，其效率值均低于0.8，投資規模效率低儼然成為阻礙數字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18]。3.不論數字產業化基礎設施還是產業數字化基礎設施覆蓋都不夠全面。目前，農村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嚴重落后，這嚴重阻礙了數字鄉村的實現，同時，這種差異也存在于地區之間，中國地區間也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