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在美國膚淺的記者那里被成倍地放大為“我們能夠回答柏拉圖的提問”。這位名叫查爾斯·克勞特哈摩爾的人聲稱：“自柏拉圖時代就困擾著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學家們的問題，即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現在這個問題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說：“幾千年來，人們實驗了各種各樣的制度?，F在，我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結束這一千年了，因為我們可以確信已經找到了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這位記者對社會主義的判詞顯然宣布得太早了。他們不僅遭到了仍處于社會主義政體的中國理論家的質疑和批判，同時也遭到了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者同樣的懷疑。德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瑪利昂·格萊芬·登霍夫理智地回應說：“實際上人們心中仍然忐忑不安。

　　人們自問，是否我們的現在就是歷史老人腦中下一個荒謬的念頭呢?或許資本主義也會毀滅，并被一個吸取了教訓的社會主義所拯救。這種想法并非像聽起來那么完全不可想象。”瑪利昂接著指出：“確實，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在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失敗了。但是，作為一種理想社會，作為古老的人類理想的集合體：社會公正，團結與共，解放被壓迫者，幫助弱小者，社會主義是不會消失的。”③這樣的聲音，與西方主流的“歷史的終結”或者西方不戰自勝的神話，以及在這樣的敘事中建構起的趾高氣揚的新意識形態相比，顯然要冷靜和理智得多。

　　瑪利昂對西方主流理論家的回應以及她對社會主義的想象，雖然不能替代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會主義已經出現的失誤和聞題。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她對人類社會理想的描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懷憂慮和深刻的不信任，為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激情時代的回顧和檢討，提供了另外一種參照。

　　一

　　1949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摧毀舊秩序的戰斗，國民黨政府已經形存實亡;同時，在共產黨內部也完成了對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統一認識。這時，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報告。這個對新中國未來的構想，事實上就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藍圖。在這個報告里毛澤東主要集中論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在新中國條件下各階級的地位問題。新中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同時要團結能夠和我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為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屬于人民的范疇。第二，毛澤東分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他根據中國工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提出了“國民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同年9月，中國共產黨和各民族黨派、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主義分子的代表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I備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議接受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兩個綱領性文件的基本精神為建國綱領的政策基礎，制定并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綱領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同時確認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二

　　民眾普遍高漲的社會主義激情，不僅與蓬勃發展的現實中國有關，同時也與“社會主義的全球化”背景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且也成功地示范了社會主義國家政體的可能性。它不僅在歐洲、亞洲引起了爭相學習的沖動，而且也同樣引起了遠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的景仰和熱愛。

　　以至于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于1960年12月訪蘇期間，發表了如下充滿了社會主義激情的言論：“我們在這個國家渡過的日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這個國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徹底的革命。我們在蘇聯逗留期間，沒有一天不體會到這一點。”“我們親眼看到，這個國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經勝利了43年以后，在反對武裝干涉的斗爭已經結束了那么多年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他們的革命精神。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蘇聯的公民，竟沒有一個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類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都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這是我們在各地切身體會到的。”在格瓦拉的心目中，“蘇聯……。

　　使得拉丁美洲各國，即使不是它們的政府，至少是它們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蘇聯這個國家才有，并且是從這個國家傳播開去的。”⑧格瓦拉60年代初期對蘇聯的感情和認識，與10年前中國對蘇聯的感情和認識如出一轍。中國人民對蘇聯的感情，不僅使中國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僅是蘇聯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支持，同時，蘇聯文學藝術所建構的蘇聯形象給中國人民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僅稱蘇聯為“老大哥”，年輕人崇拜左姬、舒拉、保爾，以及托爾斯泰以降的所有俄羅斯/蘇聯的文學藝術巨匠，而且，女青年穿“布拉吉”，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社會生活領域，我們羨慕“集體農莊”和“喝牛奶吃面包”，《中蘇友好互助條約》時，北京美專的學生們在北京街頭懸掛起巨大的招貼畫，上面寫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在北海溜冰場上，青年們歡樂地打鬧并用俄語大聲地交談。蘇聯是那一時代無可替代的榜樣，以至于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按照蘇聯的模式制定的。但是，在這些現象背后隱含的不為民眾所知的矛盾，不僅沒有緩和的趨勢，反而導致了公開的決裂，中蘇蜜月終于結束。

　　三

　　社會主義激情，在初期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是如何表達的，我們已經無法重現，這是因為歷史的圖像沒有人能夠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時代出版發行的傳媒為我們提供了初期社會主義時代的場景和語言，這些經典的畫面和語言用另一種方式塑造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國官方傳媒的宣傳報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華社記者李普的電訊稿這樣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主席，今日在新中國首都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這是在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禮上宣布的。典禮在北京天安門舉行，參加這個典禮的有中國人民政協全體代表和首都各工廠職工、各學校師生、各機關人員、市民、近郊農民和城防部隊共30萬人。主席臺設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著列滿群眾和飄揚著紅旗的人民廣場。當毛澤東主席在主席臺上出現時，全場沸騰著歡呼和掌聲。14

　　1951年10月3日，新華社記者從朝鮮前線發回了一則報道，他報告說：“我國志愿軍在朝鮮前線陣地歡度祖國的國慶節。10月1日，天還沒有亮，前線陣地上就沸騰起來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戰士，一起床就歡樂地說：‘這時候我的媽媽該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門前去看毛主席了!’許多掩蔽部里，戰士們在壁上掛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點多鐘，有些單位的指揮員和戰士們便圍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慶祝典禮的實況。他們的心情像親臨天安門廣場一樣的愉快。15

　　“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

　　無產階級紀念赫爾岑時，以他為榜樣來學習了解革命理論的偉大意義：學習了解，對革命的無限忠心和向人民進行的革命宣傳，即使在播種與收獲相隔幾十年的時候也決不會白費;學習判定各階級在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這些教訓的無產階級，一定會給自己開拓一條與全世界社會主義工人自由聯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這個蟊賊，而赫爾岑就是通過向群眾發表自由的俄羅斯言論舉起偉大的斗爭旗幟來反對這個蟊賊的第一人。(列寧《紀念赫爾岑》)

　　鮑狄埃是在貧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個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紀念碑。他是一位最偉大的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當他創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時候，工人中社會主義者的人數最多不過是以十來計算的。而現在知道歐仁·鮑狄埃這首具有歷史意義的歌的，卻是千百萬無產者……(《歐仁·鮑狄?！?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只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這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文章中，類似的表達隨處可見。他們的文章充滿了澎湃的激情，有無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別是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對改變現實的肯定和自信，給人帶來無限的希望和喜悅。這是一種全新的文體，也是一種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青春編寫”。這一文體對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無產者和農民階級來說，無疑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他們被這種激情所點燃和激勵，于是，他們不僅紛紛參加、追隨無產階級革命，同時也就隨之產生了對革命的認同和獻身的沖動。

　　后來，我們在許多不同文體的編寫中，特別是在社論、通訊、報告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對新事物、新人物的熱情的倡導或詩性的禮贊，這些人與事都被賦予了極其壯麗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義，它們在傳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敵對勢力的腐朽、墮落、絕望，在對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大陳島，記者這樣描述了島上的情形：“我們走進了一個像披瘟疫劫掠過的世界。一只驚慌的貓，突然從我們面前跳過。裸體女人的照片和光頭的蔣介石的畫像，出現在塌了頂的陰暗的屋角處。在一個拐彎處，我猛然看見在一塊白屋墻上畫著一個被頭散發的女人，她手里捧著一個大酒瓶子。

　　我們從飄飄的白紙堆里，看到有的上面寫著這樣的字句：‘殘酷的光陰哪，度過了我青春的光陰!’‘是為了實現遠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悶、憂傷、孤島飄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這一景象與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比較起來，傳媒受眾選擇什么，就已經不是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文體策略和修辭風格深刻影響的存在，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傳媒中不斷地普泛化。因此社會主義的進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滿希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形象，就在傳媒中被塑造出來。

　?、佗冖郜斃?middot;格萊芬·登霍夫：《資本主義文明化?》，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4-5頁。

　?、堋秳⑸倨孢x集》下卷，82-83頁。

　?、茛蘅死５?middot;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62頁，264頁。

　?、吣锼?middot;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頁。

　?、嗉s·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