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已滿14歲不滿16歲的人，犯殺人、重傷、放火、慣竊罪或者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單從罪名上說，相比79年刑法，97刑法刪掉了慣竊罪，增加了強奸、販賣毒品、爆炸和投毒罪。下文將分別從少年罪設立的國際國內背景、少年的犯罪心理特征、社會發展需要的角度分析少年罪的確定依據。

　　《法制與社會發展》雜志創刊于1995年，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刊物。該刊原為綜合性的法學學術刊物，從2004年起改為理論法學學術刊物。該刊主要刊發以法理學為龍頭的法學理論學科群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學、西方法哲學、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文化學、比較法原理、立法學、司法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同時，為了推動法學理論與部門法學的密切結合，該刊也要刊發理論研究深入、思想底蘊深厚的部門法學研究成果。為了鼓勵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促進法學與其他學科的良性互動和共同發展，該刊還要刊發與法律研究相關的交叉學科研究成果。

　　一、少年罪設立的國際國內背景

　　鑒于少年在心智成長方面尚不成熟，以及在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各國不論在司法實踐還是立法上都貫徹了寬緩和教育的方針。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國無不結合本國國情對刑事政策予以調整，出現了非刑罰化及人道主義的傾向。”進入80年代后，少年的保護從國內立法保護走向國際立法保護。1985年通過了《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1990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1991年又通過了《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逐步走向國際化道路，順應全球化趨勢和信守國際規則成為時代潮流，這促使我國即使在八、九十年代全面“嚴打”的肅殺氛圍下，依然出臺了有利于少年的刑事政策。1979年中共中央第58號文件首次提出對未成年違法犯罪實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針。1982年中共中央再次發文針對少年罪犯“必須堅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著眼于挽救。”這“標志著中國少年犯罪特殊刑事政策的正式定型”。1992年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在法律上確定了這一規則。所有這些國內國際規則的制定雖并不直接指導少年應對何種犯罪負責，但代表了國際國內少年司法的趨勢和要求，即是有別于成人犯罪的寬宥、保護和教育。

　　我國79年刑法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少年犯，減輕了少年犯的懲罰，但其條文的疏漏和簡略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大困擾。比如79年刑法少年罪中并沒有強調殺人、重傷是指故意殺人、故意重傷，倘若一個少年失手將人殺死或致人重傷，也要處以殺人、重傷罪嗎?再如該條款中的慣竊罪，其意指經常盜竊者，那么14歲之前實施盜竊，14歲之后又實施盜竊的應以盜竊論還是慣竊論呢?這個認定標準實際上很難掌握，更不利于對少年權益的保護。另一重要的缺陷是該條最后的開放性條款，在例舉完4個特定罪名之后，又加上“其他嚴重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這無疑將對少年的刑罰處罰范圍大大擴展了，使得大部分刑法規定的罪名都可能成為監禁少年的理由。這些顯然是與國際國內對少年犯實行寬宥、保護和教育方針的大環境和總趨勢相違背的。基于這樣的因素，97刑法在對少年犯罪的罪名設置上變得更加科學更加明確。在罪名的選擇上也充分體現了對少年犯罪的謙抑態度，列舉的8種罪名均是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所有少年罪在最高刑上都有死刑，最低刑也要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均屬典型的重罪。

　　法制論壇推薦：《法制與社會發展》雜志已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ISSCI)”來源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并被“中國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該刊刊載的論文經常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校文科學報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等權威性文摘刊物轉載、摘要或復印，文摘率居法學類期刊前列。

　　二、少年的犯罪心理特征

　　大量研究表明，少年犯罪人的性格特征中明顯的反映出不成熟和嚴重的缺陷，主要表現在：(1)缺乏對崇高理想、目標的追求，顯得精神空虛。(2)社會性低，社會責任感和規范約束力差。(3)分辨力差，難以認清是非善惡。(4)缺乏羞恥心、同情心、憐憫心等，對人冷淡、有敵意。(5)暴躁、挫折耐受性低，好攻擊。(6)缺乏獨立性和自控力，易受外界情境和他人的影響。這些性格特征使得少年犯罪多為情緒型犯罪。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對117名青少年犯(主要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進行了分析，發現其中因賭氣而導致犯罪的有28名因霸氣而導致犯罪的有28名，因出氣而導致犯罪的有30名，因義氣而導致犯罪的有26名，其他情形有5名。可見，情緒型犯罪在少年犯罪中占據著極大的分量，情緒的難以抑制是少年犯罪的主要心理狀態。情緒型犯罪行為多有盲目性、沖動性、戲謔性、情緒性、和殘暴性的特征，其突出的心理特征是異常的自尊心、消極的情緒情感、挫折耐受力差。這與少年犯罪的心理特征是十分吻合的，且此種心理狀態多表現為殺人、縱火、投毒、爆炸、強奸等發泄性犯罪。此外，少年階段特有的心理生理不平衡狀態以及思想意識和認知水平的差距，賦予了少年犯罪另兩個重要特征即具有“情境性”和“模仿性和易受暗示性”。所謂情境性即是指犯罪往往由環境誘發而起，存在適宜犯罪的環境和機遇是產生犯罪動機的原因，這類犯罪的重要特征就是缺乏事先周密的策劃和預謀，臨時起意性高。這一重要特征使得少年很少從事綁架、詐騙等需要精心策劃，周密安排的犯罪活動。而“模仿性和易受暗示性”是指少年很容易模仿他人或受他人暗示而發生犯罪行為。任何暴力、色情的影視作品、小說或者生活中的情節都可能引起少年的仿效，此外，“成年人教唆少年人犯罪較易得逞，正是基于少年易受暗示的特點”。

　　因此，從少年犯罪心理特征角度來說，97刑法中為14到16周歲的少年們設計的少年罪具有相當的合理性，除販毒罪外，其余7罪都是少年犯極易觸犯的發泄性犯罪。而就販毒罪而言，通常是少年受到教唆、鼓勵的結果，這是與少年犯的心理狀態有極大關系的。

　　三、我國社會發展需要

　　從79年刑法制定到97刑法頒布的18年，正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結構劇烈變化的18年。面臨新的社會形勢、新的社會問題，79年刑法無論是在基本原則還是在罪名設置上都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而對于少年犯罪罪名列舉上，97刑法相對于79刑法多列舉出的強奸、投毒、販賣毒品、爆炸罪都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聯系。

　　就販賣毒品而言，它并不是一項新的罪名，從清王朝開始我們的前輩們就與鴉片進行過不懈的斗爭。而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特別是50年代中央政府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禁毒運動，加之建國后的30年間，中國基本處于封閉的狀態下，所以一直到80年代之前，中國國內毒品問題一度得到很好的控制。中國毒品犯罪在80年代以后又死灰復燃，而且愈演愈烈。1983年至1990年，全國各級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8457件，其中1989年比1988年上升為20.73%，1990年又上升57.77%。1991-1999年，我國共破獲毒品違法犯罪案件驟升至80余萬起。隨著毒品案件的驟然增加，越來越多的少年卷入其中，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毒品犯罪分子為減少風險掩人耳目通常會用少年、兒童、婦女充當販毒工具。另一方面，如之前所訴，少年心理的易受暗示性和外在利益的誘惑或者擺脫貧窮的渴望，都使得犯罪分子容易教唆成功。此外，部分少年因為追求刺激、擺脫現實壓力、不正確的價值觀導致吸毒并最終走上販毒道路。基于這樣的背景，將販毒罪列入少年罪之中不僅是有力打擊毒品犯罪的重要舉措，更是順應時刊發展，遏制和懲治少年涉毒的必然選擇。

　　而對于強奸罪被列入少年罪，不僅因為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且少年階段正是生理發育走向成熟的階段，對于此種犯罪在主客觀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79年刑法14到16歲應負刑責的罪名中并沒有直接列出這一罪名。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社會很大程度上是個“靜止”的社會，所謂“靜止”的社會就是流動人口很少。因為建國之初的30年間，全國絕大部分人口是農民，且由于生產力的落后，農民只能在固定的地方耕作，生息。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業生產模式也決定了僅有的幾個城市也不能接納外來務工人員。全國各個地區像是遠房親戚一般似有聽說卻未曾蒙面。正是這種“靜止”的狀況，造就了中國的所謂“熟人社會”，而在熟人社會中常發生的犯罪多出于強烈的義憤和焦躁的情緒而致殺人、傷害、爆炸等暴力性犯罪，或者以獲取物質利益為目的的秘密竊取行為，似強奸這種既需隱秘又要暴力強制的行為在熟人社會是不多見的，尤其處在少年階段。另一方面，由于物資的匱乏，當時的國民大都在貧困線上掙扎著，所謂“飽暖思淫欲”，在連飯都吃不飽，衣都穿不暖的年代里，很難激發他們作案的動機因為首要問題是生存問題。此外，我們上面談到少年犯罪具有“模仿性”，能夠誘發少年強奸行為的一定要是具有色情性質的生活情節、淫穢影視作品、書籍等現實或虛幻的場景。很難想象在女人穿短裙被視為異端，人體藝術被當做下流，全民政治掛帥的年代里，用什么去刺激懵懂的少年們。而所有以上的原因在8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而消失了，新的社會形勢迫使人們意識到強奸罪應當被納入少年罪行列。

　　投毒和爆炸入選少年罪的現實理由很類似。我國是個農業大國，國家歷來就重視農藥的發展，尤其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業飛速前進，大大刺激了農藥工業的發展，從50年代初只能生產滴滴涕和六六六兩種農藥，到目前300余種，從1983年六六六和滴滴涕被禁產后全國農藥總產量只有13萬噸，到2008年190.2萬噸。這無形中為投毒罪提供了客觀可靠的物質依據。此外，知識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也為人們掌握和使用更多的有毒物質提供了便利。同樣，社會的發展也為爆炸物的取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以前日常生活中并不普遍的汽油、瓦斯、煤氣等物品成為爆炸物的主要來源，材料的易取和危害的巨大使得爆炸罪理所當然成為少年罪的一種。

　　四、結語

　　總結以上論述，97刑法對于少年犯罪罪名的改變是有其深刻社會背景和歷史發展必然性的，也是完全符合少年成長心理特征，尤其是少年犯心理特征的。此處要作出說明的一點就是除了以上三點論述之外，我們還應考慮到少年時期的肌體成長狀況，智力發育水平，以及對重大犯罪的認識程度等因素。犯罪的發生具有個體和社會雙重因素，沒有無原因的結果，任何社會規則的更變都有其復雜的主客觀原因，筆者只選取以上三個筆者認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依據簡單闡述，以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