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我國“未富先老”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缺乏社區養老傳統，貴州農村留守老人養老需求迫切等情況，結合儒家思想影響下“家庭養老”為基礎的傳統養老模式，貴州應在政府主導下，推動社區建設，不斷完善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積極提供家庭照顧等服務，并以地方法律法規的方式將服務內容及取得資格等予以明確，給予傾斜性規定，方便貴州留守老人完成相關申請。從而實現農村留守老人在社區養老模式中得以安享晚年的目標。

　　關鍵詞：社區服務,政治管理,管理保障

　　專業社會工作介入貴州農村留守老人養老，開展專業的個案工作、小組工作，配合完成社區建設工作，根據留守老人的實際需求提供服務或給予指導。

　　貴州農村留守老人“老無所依，老無所樂”的養老現狀亟待專業社會工作的介入。一是專業社會工作可積極尋求并整合各類資源，針對有特殊需求的留守老人特殊需求展開個案工作，為老人提供專業服務，進行心理輔導，疏過解老人心理壓力，排除其孤獨感;通過對老人進行再教育、再培訓，促進老人個人發展，實現其個人價值。二是專業社會工作可針對農村留守老人開展小組工作，通過建立留守老人自助小組等方式，將社區老人資源整合起來，并加以積極引導，促進老人間地交流與認同的，實現相互間給予必要的幫助，從而提高農村留守老人生活質量。三是社區工作地開展，為農村留守老人養老實踐形成有效社區支持系統。留守老人養老的實現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來自家庭、社區(鄰里)、國家等多層次力量地支持。專業社區工作引導老人子女給予其應有的經濟支持與親情問候，對老人開展專業的培訓，成立互助組織等具體工作，整合社區資源，發揮了專業社區工作優勢。

　　當前情境下，建構政府主導下，社區為依托，社會工作介入的養老模式，對于貴州農村留守老人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為，老有所教，老有所樂”有其現實意義。有學者指出，為實現老年社會工作在農村留守老人中的應用，需要完善社會工作隊伍建設，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財政支持，加強社會工作相關各項制度建設，并鼓勵民間服務機構發展，培育非政府的專業社會工作機構。[24]而這同樣適用于貴州老年社會工作的開展與實現。隨著經濟社會地持續發展，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注，有理由相信，貴州農村留守老人幸福安度晚年地實現指日可待。

　　隨著城鎮化地不斷推進，人口老齡化地持續發展，占全國老年人75%的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日漸凸顯，其中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尤為牽動人心，而地處偏遠山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貴州農村留守老人養老問題的解決卻又難上加難。

　　其實，對于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雖然未能完全引發社會的關注，但早已受到學界關注。葉敬忠教授在其“中國農村留守老人研究”課題組對全國留守老人及相關群體進行深入實地的調研后指出，80.9%的農村留守老人依靠勞動自養。由于子女外出務工而引發的一些問題嚴重影響留守老人的健康和福祉，關系到我國能否成功應對老齡化問題、新農村建設的成敗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引起重視并采取有效應對措施。[2]

　　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一個全國農村的普遍性問題，這一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的貴州農村表現更為突出。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10 年，貴州人口總數為3475 萬人。2013年兩會期間，有媒體提到了貴州外出務工人員630 萬，媒留守兒童達到116 萬[3]。雖然筆者無從確知留守老人的總數，但基于媒體提到的外出務工人員及留守兒童狀況，我們不難推知貴州留守老人的大致規模，及其所占人口比重。

　　在“未富先老”的社會大背景下，貴州多民族地區的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及其歷史以來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使得更多本應成為受照料者的貴州留守老人承擔了更多經濟社會責任。為實現其“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的目標，貴州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須引起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各界的關注。

　　事實上，對于貴州農村留守老人的研究在貴州學界也已開展。貴州財經大學副教授韋璞在2012 年7-8 月期間，組織研究生和本科生在暑假期間，對貴州農村老人進行入戶問卷調查，分析貴州留守老人的生活狀況。其調研范圍覆蓋了貴州省九個地州市30 個村莊，成功訪談了282 位老人，[4]是基于對整個貴州層面農村留守老人生活狀況展開研究的主要代表。而以貴州縣域農村留守老人為研究對象的主要有唐莎莎《黔東南州農村留守老人生活現狀及思考——以劍河縣、三穗縣為例》、羅蓉《農村留守老人養老現狀研究——基于貴州省興仁縣的實證分析》等;另一個較為突出的研究點為對貴州苗族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質量的關注，如黃迪《黔西北六寨苗族留守老人生存質量研究》、桂海君《貴州苗族地區留守老人問題研究》、唐莎莎《黔東南州農村留守老人生活現狀及思考——以劍河縣、三穗縣為例》等等。由既有研究可知，貴州農村留守老人養老現狀既具有全國農村留守老人的普遍性問題，也存在諸如民族性、地方性、文化性方面的不同特征。在實地調研基礎上，韋璞認為：“貴州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非常迫切，留守老人生病無人陪伴和照顧的情況常常發生，而且已經開始向鄰居、朋友等群體‘溢出’，即在沒有核心家庭成員照顧的情況下，留守老人已開始向其他人群求助，孫子女也承擔了一定的照料義務，但村委會對此沒有任何對策回應。……精神慰藉并未成為農村留守老人的迫切需要，他們最為急切的困難是提高收入，在生病的時候能夠得到陪護和照顧。”[5]同時，對貴州苗族農村留守老人的相關研究表明，相對落后、封閉的地域條件，限制了當地的發展，苗族老年人口對其自身生存質量和身體健康狀況評價不高，生病就醫成本高[6]。總體來說，貴州農村留守老人普遍經濟收入低，生活質量普遍差;由于不能很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子女不在身邊，不能很好地應對安全隱患，普遍缺乏安全感;且由于文化傳承的原因，老年人能參與的休閑娛樂活動少，設施少，缺乏精神慰藉。[7]具體而言，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經濟處境困難，民間信仰缺失，傳統“孝”文化受到較大沖擊，留守老人權威喪失;貴州農村核心家庭空巢化，留守老人“老無所依”。

　　貴州農村老人收入低，外出打工子女對其生活改善貢獻有限。在對其現金、實物和捐贈收入進行加總平均后顯示，貴州農村留守老人平均月收入為396 元，實際現金收入較少，且分布不均，相互間收入差距較大[8]。

　　新中國建立以后，基于打破舊傳統，創造新世界的理念，以及文化大革命破“四舊”運動等等，對傳統優秀文化造成了極大的沖擊;民間信仰缺失，“孝”文化也受到極大影響，且隨著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老人的權威被徹底打破，傳統“孝”文化生存土壤受到極大破壞。

　　外出務工青壯年占比較大，農村核心家庭空巢化。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10 年11 月1 日零時，貴州常住人口總數為3474.65 萬人。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2300.47 萬人，占66.21%。據相關媒體報道數據顯示，2013 年貴州有630 萬人在外打工，即在外的青壯年占勞動年齡人口比為27.4%，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8.13%。外出打工的青壯年中，絕大部分是農村人口，這也就使得農村核心家庭空心化的狀況蔓延開來，留守老人地養老問題更為普遍地在貴州存續。基于以上原因，貴州農村留守老人出現了“老無所依”的處境，其解決尚待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重塑明見信仰而慢慢消解。

　　作為云貴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貴州是全國唯一一個不臨邊、不臨海、不臨江的內陸省份，具有多民族地區地處偏遠，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特征。這也給社會工作介入農村建設帶來了困難，更何況農村留守老人。

　　有學者認為，留守老人問題是社會轉型代價向農村轉移的公共性問題。但是，因為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雙重“失靈”，老人們長期處于“自養”狀態。[15]實際上，這一狀態在貴州農村留守老人中體現更為集中。隨著老齡化地持續推進，在農村留守老人年齡增加，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需求更加迫切，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建立政府主導下的，以社區委依托，社會工作介入農村留守老人養老工作的制度化的養老照料體系。

　　所謂社區，即聚集在某一地域中的社會群體、社會組織所形成的一個在生活上相互關聯的社會群體。[16]雖然，費孝通先生做出中國“差序社會”格局論斷的社會背景已然改變，但中國“差序社會”仍然存在，尤其在鄉土氣息濃厚的貴州農村，留守老人們仍習慣于生活在家庭中，仍習慣于那個熟悉的環境和身邊親人朋友的陪伴。這也就對社區公共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區服務型養老，是指由所在社區通過有組織的運作機制向老年人提供各種服務以滿足其經濟供養以外的養老需求的養老模式。[17]目前，在農村居家養老中主要存在孤寡老人自理型、配偶互助型、子女照料型、社區服務型等養老模式。前三種類型為傳統養老模式，都偏重于倚重家庭自身的力量。當孤寡老人、配偶年紀大了、身體差了，子女外出務工了，家庭養老將無從實現。這也就對社區服務型養老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學者在對英美日三國的社區養老服務實踐進行了比較研究：美國根據需求不同，在對老人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提供多樣化服務以供選擇。英國社區養老主要以政府建設為主，提供了免費社區活動中心、家庭照顧補貼、暫托處、老人公寓、居家服務老人院等多樣化服務。而日本作為典型的亞洲國家，受傳統的儒家思想影響，建立了以家庭為依托的社區老年服務模式，提供全面的家庭照顧服務，建立居民互助型的非營利組織，鼓勵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形成了養老尊老良好社會氛圍。比較研究后，認為我國今后社區發展中，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二要完善社區老年服務的法律法規;三要提供支持家庭照顧者的服務;四要培育和發展非營利組織;五要擴大社區志愿者隊伍;六要建設專業的社工人才。

　　一般認為，基層組織包括兩類，一是基層自治組織，包括城市社區和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二是基層政府。作為基層自治組織的村委會主要有兩大任務，一是根據憲法規定開展的村民自治的基本任務，二是基層群眾組織與基層人民政府以及與集體經濟組織發生關系而承擔的任務。通常來講，村民自治基本任務包含四項，即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從而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李昺偉將所有的社區建設內容歸納為基層政權建設、公共服務和社區服務三類。[9]結合村民自治實際，社區服務也當是其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村自治組織和基層政府組織公共服務地缺位，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等多方面原因導致了社區建設地乏力。新的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在貴州已起步，但取得成效尚待時日。

　　精神無所寄托，留守老人“老無所樂”對于貴州農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情況，由于各相關研究者切入點不同，其得出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如韋璞調研統計結果顯示，留守老人精神狀態較好或很好的比例占49.8%，精神狀態很不好的比例僅占2.5%，其他為一般或較不好;并由此得出“老年人對子女回家次數、電話慰問次數等并不是很在意，他們一般都非常支持子女外出，并能夠理解原諒子女在精神贍養方面的供給不足。”[12]而黃迪調研認為，絕大部分六寨苗族留守老人都希望子女能常回家看看，僅4%的老人不希望子女常回家看望他們。

　　而其中61.3%的老人迫切希望子女能夠經常回家看看。[13]同時，羅蓉從農村留守老人閑暇活動情況、社會交往情況和心理壓力情況幾方面進行調研，結果顯示，串門聊天和看電視是留守老人最主要的閑暇活動，分別占86.63%和58.38%，其次是散步，占45.84%;同時，留守老人與其他家庭成員的交往頻率并不高;此外，從留守老人自我心理感受來看，78.6%的老人會覺得孤獨，46.2%的老人會覺得害怕，21.54 的老人會經常覺得情緒低落，從而得出欠發達地區留守老人的公共文化生活幾乎是一片空白，平時從其他家人獲得精神慰藉有限，缺少心理安全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