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德國、日本“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被引入我國刑法學界后，以我國應有的刑法文化視野和人類社會幾千年來認定犯罪的應有技術操作要求來看，不但會發現其體系內部本身存在著針對性不強、技術性不高、邏輯性不嚴密的固有缺陷，而且還會發現在這一理論體系之外存在著我國刑法學面對這一理論已經缺乏甚至喪失了自我審視、自我警覺、自我批判而導致的盲目崇拜、盲目采信、盲目遵從的不正常現象。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刑事警察的主要任務在于偵破案件，還原事實真相，“三階層”的理論指導性意義不強，而對于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來說，評價犯罪、認定犯罪，是在犯罪主體資格具備的基礎上，強調主客觀的高度一致性，所謂的“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的位階關系基本上沒有多少實踐價值。解構“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提出以犯罪主體資格為基礎，以主客觀兩要件為內容的犯罪構成“新模式”，可以釋疑，經得起證偽，對得起質疑，可以實現立法之規格模型，習法之分析工具，司法之操作技術之基本功能。

　　關鍵詞：犯罪構成 三階層 四要件 犯罪主體資格 主客觀兩要件 共同犯罪

　　一、導言

　　對“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的中國語境批判，并非是作者一時的心血來潮故作反潮流之為以博他人眼球，而是筆者經過二十多年的跟蹤觀察、深入研究思考后所作出的認真回應。愛之(三階層模式)則欲捧殺，恨之(四要件模式)則欲棒殺，從而讓中國刑法學形成了過多的理論泡沫，背上了沉重的理論包袱。為了給中國刑法學吹上一縷“清熱、消暑、‘減肥’”的冷靜之風，以便能夠及時“止損”，更為了中國刑法學的自我完善并培養其自信的能力和能使刑事司法更好地進行實踐操作，對此必須加以批判。

　　當下中國社會依然處在犯罪高發頻發的嚴峻時期，由此受中國幾千年嚴刑峻法、重刑成性的刑文化影響，“路徑依賴”的歷史慣性使得當下中國以嚴刑峻罰為內容、以入刑為起點的刑法學依然“一路熱鬧而來”，刑法學至今依然是一門現實的顯學，“它的發展始終刻著時代的烙印”，

　　〔1 〕因此更有必要加以認真嚴肅對待。有犯罪，就有刑事法律對犯罪的規范和制裁;有犯罪，就有司法機關對犯罪的認定和懲罰。以什么樣的思維觀念來認識犯罪和用什么樣的方法手段來認定犯罪，就成了刑法理論和刑法實踐時時需要關注的大問題和真問題。仔細觀察中國刑法學理論界，表面上轟轟烈烈，烈火烹油。但從整體來看，“我國犯罪構成理論的視域具有局限性”，

　　〔2 〕不作深層的觀念更新，不作制度上的勇于更新，只是在技術上一味盲目引進、模仿、抄襲他人、他國的刑法學，依然不能掩蓋自身理論底蘊不足的尷尬和技術方法的笨拙。屈指算來，從民國時期移值引進德國、日本(以下簡稱德、日)“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以來，一度繁榮發展，但整整一代刑法學者一段時間內就不知道“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為何物，到當下中國刑法理論界再次移植引進這一理論模式已有30多個年頭了。從以前中國刑法學沒有自己刑法理論體系，以至于接受引進德、日“三階層”犯罪成立理論，后來為了近距離配合政治的需要又驅趕它，轉而迎接和全面移植、模仿、抄襲前蘇聯的“四要件”犯罪構成模式，到當下又準備對“四要件”犯罪構成模式進行批判，再一次全面仿照德、日“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構建中國刑法學理論體系，中國刑法學走過了一程又一程的曲折道路。當有些刑法學者一方面高喊準備運用德、日“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來全面分析解決刑事犯罪的法律規范評價問題;另一方面又堅持前蘇聯犯罪構成中的“犯罪客體”理論不可或缺，有些只是偷梁換柱地將其轉化為“法益理論”，好像不同文字、不同概念之間，可以像水乳一樣輕輕地一攪動就立刻交融。

　　〔3 〕也有些學者對德、日“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出于好感，頂禮膜拜，一旦喜歡便不作分析，就是不看其中得失、一昧地進行抄襲、模仿。更有些刑法學者甚至把德、日“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看成可以完全代替其他犯罪構成模式，終結這一問題的歷史爭議。

　　〔4 〕而當大陸法系一旦有人將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的“三階層”改換為“不法和有責”的“二階層”時，又有人立馬跟進。

　　〔5 〕在不同的理論指引下，我國的刑事立法也在曲折中前行。

　　〔6 〕其實，社會科學本不是單純的方法問題和技術學科，社會科學本不像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方程那么精準嚴密，很多問題也許不會只有一個答案。但說到科學技術即使是社會科學，也首先是科學，然后才是技術。社會科學本身意味著能夠“通達羅馬”的條條大道即為通衢大道。當前刑法學空前熱鬧的“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的模仿現象不禁讓人想到，“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真的至善至美，爐火純青了?在“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引進之前的所有中國刑事司法實踐都是在盲人摸象?現有這種刑法學理論對“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不做深刻的分析研究，只是盲目遵從，要把中國刑法學引領到何處去?對此，我們是否需要冷靜下來進行客觀的觀察和深入的思考。

　　二、需要澄清的幾個基本概念

　　今天處于成文法狀態下的中國刑法學研究，基本上仍然屬于一種概念法學的樣態。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刑法學問題的分析研究時，應當要明確一些基本概念。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刑法學首先是一門嚴格依法確定其應有內容的概念學科，能否確立起一些基本問題討論時的“共許前提”和技術運用時的“類數學公約數”，也許這也是一種前提。只有這樣，許多問題才能進入彼此的共同視野、才能有討論的必要、才能碰撞出理論討論的火花得以檢驗其中的得失。

　　(一)何為階層?

　　德國的卡西爾曾說過，人是符號動物，也是唯一使用語言文字符號的動物。〔7 〕盡管“與概念語言并列的同時還有情感語言，與邏輯的或科學的語言并列的還有詩意想象的語言”，但“語言常常被看成是等同于理性的，甚或就等同于理性的源泉”。〔8 〕在中國的語言環境中，由于漢字的造型結構使然，望文生義，見字起意，指事定名、循名責實、名實相輔都是一種基本的思維方式。盡管在人類的各項科學研究中，會有各種特定的語言文字符號系統來表達特定的意思指向，自然科學尤甚。然而，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各種特定的語言文字符號總是與特定的社會生活以及通用的語言文字符號相統一并相適應。然而，不管一個社會中存在怎樣復雜多樣的利益群體、價值觀念和規范現象，在對一個客觀性社會現象和人類的行為進行描述時，總是存在一個基本的語言文字符號系統。不然，就不會有特定范圍(民族)內的人的社會存在，甚至就不會有人類文明史的發展。如何理解德、日的“三階層”犯罪結構模式，這里首先有一個理解何為“階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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