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1582—1664)在明末清初文壇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受到降清變節(jié)和參與反清復明等事件的影響，其著作在清代被列為禁書，后代對他的評價也因此受到了一定影響。盡管如此，他在中國古代文壇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中國文壇唐宋詩之爭的過程中，他極力提倡宋詩的價值，對扭轉當時復古派主導的唯唐是尊的局面以及其后詩風由唐轉宋產生了重要影響。

　　錢謙益的詩文集也通過種種途徑傳入了當時的鄰國朝鮮王朝，對朝鮮朝中后期文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朝鮮朝中期也是朝鮮詩壇唐風盛行的年代，錢謙益詩文集的流入及其對宋詩價值的提倡，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當時的文人，對之后朝鮮朝詩風轉變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種種原因，朝鮮朝文人對錢氏的態(tài)度各有不同，既有接受，也有批評。本文將梳理朝鮮朝文人對錢謙益接受的具體表現(xiàn)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這對于闡明錢謙益在朝鮮朝詩風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此前學界有過一些關于朝鮮朝文人對錢謙益接受及批評情況的研究，這些研究或注重某些特定文人對錢謙益的接受，[1](3～42)或側重于朝鮮朝個別文人與錢謙益文學思想的對比，[2](229～267)或列舉一些對錢謙益的關注現(xiàn)象與批評等等，[3](73～114)均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鑒。但現(xiàn)有研究中也有一些誤讀，對朝鮮朝文人對錢謙益接受情況的宏觀把握不夠清晰，因此本文將在現(xiàn)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與思想觀點等方面對朝鮮朝文人對錢謙益的接受情況進行系統(tǒng)的梳理，并分析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以及接受的意義。

　　一、錢謙益與朝鮮朝的淵源

　　錢謙益對朝鮮古代詩文的關注集中反映在其編纂的《列朝詩集》及《列朝詩集小傳》中。《列朝詩集·閏集》第六篇《朝鮮》中收錄了高麗朝和朝鮮朝42名詩人的171首詩作，錢謙益在編纂過程中主要參考了吳明濟的《朝鮮詩選》，《朝鮮詩選》是吳明濟在朝鮮朝文人許筠的幫助下編纂的。《列朝詩集·閏集》中也收錄了吳明濟的序及許筠的后序，其中收錄詩人名下均附有人物簡介和點評等，《列朝詩集小傳》《閏集——朝鮮二十人》里另附了22位詩人的注解部分。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收集這些資料的條件無疑非常受限，從詩集的內容中也可以看出蛛絲馬跡。例如，金時習和李達的真名并未出現(xiàn)，僅分別以梅月堂和蓀谷均的號列入其中。此外，月山大君李婷乃德宗長子、朝鮮朝第九代國王成宗之兄，而錢謙益根據(jù)其所參考的《朝鮮詩選》將其誤認作女性，1727年朝鮮朝刊印李婷的《風月亭集》時指出了這一問題。[4](352)

　　《列朝詩集》完成之后，由于錢謙益和清廷關系惡化，詩集的印刷與流傳均歷經坎坷。盡管如此，這部詩集仍然為清人了解朝鮮古代詩歌提供了一個窗口。其后朱彝尊的《明詩綜》《靜志居詩話》及清末龔柴的《朝鮮略考》對朝鮮古代詩人的記錄均參考了該詩集。

　　同樣，《列朝詩集》也因為收錄朝鮮古代詩人的詩作而引起了朝鮮朝文人的關注。《列朝詩集》刊行于1652年，通過現(xiàn)有文獻可知，最晚在1682年已傳入朝鮮朝。朝鮮前期文人俞汝舟(1480—?，字師圣，號林碧堂)的夫人金氏(未詳)有三首詩作被收錄在《列朝詩集》中，后人俞世基(1653—?)將其遺稿匯編刊行，名為《林碧堂遺集》，俞世基在跋文中提到了友人金斗明(1644—1706)前往北京購得《列朝詩集》一事。①

　　金斗明曾于1682年10月至1683年春前往北京。與金斗明同行的還有朝鮮朝中期文人金錫胄(1634—1684)，二人作為謝恩使一同前往清朝。另一位文人李宜顯(1669—1745)也在文集中談到了金錫胄偶然從北京購得《列朝詩集小傳》的經過，②這說明朝鮮朝文人之前已經知道《列朝詩集》，且對其十分重視。

　　1693年，樸世采(1631—1695)在為崔慶昌詩集撰寫的跋文中提到崔詩被收錄于《列朝詩集》中，[5]說明這一時期朝鮮朝文人已經熟知《列朝詩集》，且認為朝鮮朝詩人的作品被收錄其中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由此可見，最早接觸到《列朝詩集》的大多為京華士族，他們借燕行之機購書回國。

　　《列朝詩集》使得朝鮮朝文人開始關注錢謙益，并出現(xiàn)了關于《初學集》《有學集》及《投筆集》的相關記載。《初學集》刊行于1643年，《有學集》和《投筆集》刊行于1664年。最早提到錢謙益文集的是金昌協(xié)《雜識》，該書著于1691—1692年之間。③

　　在此之前，已有部分文人提及收錄在《初學集》及《有學集》中的作品，如金錫胄在《次副使韻》的自注中引用了錢謙益《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謁少師高陽公于里第感舊述懷》中的詩句“朝家議論三遺矢，社稷安危一畝宮”[6]，錢詩收錄在《初學集》中，金錫胄的詩則作于1682至1683年與金斗明燕行期間。南九萬(1629—1711)在《甲子燕行雜錄》中引用了錢謙益《和徐禎起》中的“請看典午陽秋例，載記分明琬琰垂”以及《簡侯研德并示記原》中的“知君恥讀《王裒傳》，但使生徒廢《蓼莪》”等詩句，[7《] 甲子燕行雜錄》作于1684年。由此可見，這兩部文集幾乎與《列朝詩集》同時傳入朝鮮朝。

　　朝鮮朝文人對錢謙益的態(tài)度差異較大，褒貶不一，初期接受較多，但得知錢氏變節(jié)一事后，后期批判逐漸增加，其原因是多重的。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首先將逐一考察朝鮮朝文人對錢謙益接受的具體情況。

　　二、朝鮮朝文人接受錢謙益的方式

　　從錢氏文集傳入朝鮮朝的過程可以看出，在錢氏文集傳入之前，就已經有很多朝鮮朝文人聽說了錢氏的名聲，表現(xiàn)出希望一睹其作品的渴望，想方設法收集錢氏文集。文臣權斗經(1654—1725)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表達了對錢氏文集的渴求，“聞明季人家有錢受之集，甚思一見，亦嘗求之不得”，稱之為“奇書秘藏”。[8]錢氏文集傳入之后，對朝鮮朝文學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由于現(xiàn)有研究已經對詩論部分做了充分的梳理，因此本文主要關注朝鮮朝文人在實際創(chuàng)作與文學思想方面對錢謙益接受的具體表現(xiàn)，主要分為四個方面進行考察：一是肯定錢氏文才;二是創(chuàng)作次韻作品;三是引用錢氏觀點來支撐個人的觀點;四是為錢氏編撰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