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補貼政策是我國農業經濟領域的一項重要的財政政策，雖然在保證糧食產量安全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但是對環境影響的作用機制愈發受到關注。農業補貼政策通過影響農民的預期收益，影響其生產方式，最終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本文以有效控制農業污染為目標，將農業補貼政策劃分為產量補貼政策與綠色補貼政策，并構建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古諾競爭博弈模型，進而分析比較兩種不同補貼政策在均衡狀態下的環境重要性、污染排放率、農業補貼率、排污稅率等因素對補貼效應和社會福利的影響。研究發現：
 

　　①在兩種補貼政策下，均衡農產品產量、生產者剩余、消費者剩余、政府預算支出和社會福利都隨著補貼率的增加而增加。

　　②綠色生產投資量隨著綠色補貼率的增加而增加。

　　③在產量補貼政策下，均衡農產品價格隨著補貼率的增加而降低，而農業排污量隨補貼率的增加而增加;綠色補貼政策的作用恰好相反。

　　④與產量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相比，綠色補貼政策下的農產品價格較高、污染排放較少。但生產者剩余和政府預算支出則不確定。還發現，存在一個邊際補貼率的閾值，當邊際補貼率低于閾值時，與產量補貼政策相比，綠色補貼政策下的均衡農產品產量和消費者剩余較高。本研究的政策啟示在于，綠色補貼政策可以有效緩解中國農業發展中的“糧食數量與環境質量之間相互矛盾”困境。采取低于閾值的產量補貼率和高于閾值的綠色補貼率的補貼政策組合策略，可以在保證農產品產量的同時促進綠色農業的發展。

　　關鍵詞農業污染;補貼政策;補貼效應;古諾競爭博弈

　　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用7%的全球耕地面積成功喂養了全球20%以上的人口[1]。但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2]。中國農業資源環境遭受著外源性污染和內源性污染的雙重壓力，農業可持續發展遭遇瓶頸。日益嚴重的農業污染已成為中國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3-4]。雖然農業補貼和排污稅收是兩種降低農業污染的有效調節方法[5]，但是農業補貼和排污稅收能否激勵農民實施環境友好型的農業生產方式受到質疑[6-8]。因此，本文從農業補貼的目的、內容和特征出發，選取產量補貼政策和綠色補貼政策為研究對象，同時引入排污稅、排放率等，構建農民專業合作社博弈模型，分析補貼政策對于農業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

　　1文獻綜述

　　造成中國農業污染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高度關注。《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指出我國糧食自給率要保證在95%以上。保障糧食安全的戰略定位，使得中國農業生產呈現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等特征[9]，而且隨著農業工業化的提速，污染排放問題也愈演愈烈[10]。近20年來，伴隨著農產品產量的增加，中國化肥施用量也在逐年飛速地增長，如圖1所示。

　　張艦等[11]研究發現，單位面積化肥使用量越高，下一年使用量會更高。陸文聰等[12]研究發現，化肥污染對糧食作物環境效率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化肥污染量每增加1%，小麥、玉米和水稻的環境效率分別下降10.38%、13.45%和13.19%，這表明化肥污染對糧食生產存在著顯著的“環境懲罰”效應。預計未來化肥對糧食產出的邊際效用將持續下降，單純依靠施肥量來增加糧食產量的辦法或已走到盡頭。農業生產中過量使用化肥、除草劑、殺蟲劑等化學物質，使得中國農業已超過工業成為最大的面源污染產業[13-14]。

　　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因此，減少農業污染勢在必行。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政府試圖減少農業污染物的排放。2015年4月農業部下發《關于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提出形成全鏈條、全過程、全要素的農業面源污染解決方案，力爭到2020年農業面源污染加劇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實現“一控兩減三基本”的目標[15]。

　　如何降低農業污染?魏欣[16]認為，構建一個縱橫交錯、剛柔相濟、全面系統的管控體系是有效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必然選擇。從政府管控角度來看，農業補貼可以用來刺激良好的行為[17-18]，而排污稅收可以用來抑制不良行為。李慧[19]認為應該同時實施具有正外部性行為的補貼和具有負外部性行為的征稅。熊冬洋[20]研究認為，控制農業面源污染，不但要改變基于保障糧食生產安全單一目標的財政補貼政策，還要適時對化肥和農藥的使用環節開征環境特別稅。Abadie等[21]也同樣建議使用稅收和補貼來降低糧食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

　　Chen等[22]研究了農業補貼中的面積補貼和價格補貼對農業總產出的影響。司言武[23]通過分析中國現有治理農業非點源水污染的政策不足，提出用征收污染產品稅的方案來解決目前農業污染問題。Nie[24]和Chow[25]都強調了污染稅對污染排放規制的影響。譚君[26]認為，在治理農業生態環境的過程中，不能單依靠稅收手段，應該以完善的立法為基礎，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政策等經濟手段的配合運用，以技術推廣和監督反饋為主要形式，完善農業生態環境的治理管控體系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共贏。

　　李秀芬等[27]建議我國控制農業面源污染必須從政策和法律上對農業生產活動進行規范，采用先進的理論和技術實行源頭控制，并輔助以過程控制和末端控制。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農業補貼制度體系，包括農民收入補貼、農業補貼、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農業保險補貼、農業財政補貼、農業基礎設施補貼和資源環境保護補貼、農業創新補貼[28-30]。2016年底，國家財政部和農業部聯合印發了《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首次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綠色生態為導向、促進農業資源合理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我們考慮環境重要性和邊際排放率，將污染稅與農業補貼相結合，構建農民合作社在不同補貼政策下的博弈模型，并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深入分析。通過比較兩種農業補貼政策的不同效果，得出綠色補貼優于產量補貼的結論。此外，還找到一個農業補貼率閾值，可以成為緩解中國農業發展困境的調控機制。

　　推薦閱讀：《東北農業科學》(原：吉林農業科學)(雙月刊)創刊于1960年，是吉林省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科技東北創新中心主辦的綜合性農業科學技術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