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環境的資源稀缺性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必然的矛盾;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環境保護與生態治理應納入政府規制的范疇。本文從經濟增長的結構、效率、穩定性和持續性等四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權法分別測算中國經濟增長的分維度質量指數和綜合指數，同時構建計量模型著重分析環境規制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

　　①總體來看，加大環境規制強度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且穩定的促進作用。但在分維度指數上存在明顯的差異性，環境規制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經濟增長質量效率維度和持續性維度的改善，而對結構維度和穩定性維度無顯著的促進作用。

　　②分區域來看，環境規制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即環境規制對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其次為西部地區，而對東部地區無明顯促進作用。

　　③環境規制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會產生非線性的影響，即在環境規制強度較弱時，環境規制政策會促進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但當環境規制強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時，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因此，在適宜的范圍內增加環境規制強度，不僅有利于生態環境改善，還能提高要素生產率和能源利用率，促進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環境規制;經濟增長質量;主成分分析法;熵權法

　　中國經濟經過數十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然而，在“經濟增長奇跡”的背后，中國資源環境的承載壓力已逼近臨界值[1]。伴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過去依靠資源、環境、要素投入的規模擴張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與模式轉變成為引領“新常態”和推動中國經濟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一方面，國家從“十一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不斷提高對資源與環境的保護力度，并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明確提出，實施環境保障措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善環境質量。另一方面，“十三五”規劃提出了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切實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然而，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創新投入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創新驅動力的形成，進而可能抑制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因此，厘清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國制定適宜的環境規制政策、實現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經濟高質量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當前轉型時期學術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議題。

　　1文獻綜述

　　在現有研究中，有三類文獻與本文較為相關。

　　第一類是關于環境規制強度的衡量。國外學者對于環境規制衡量的方法主要有四種：一是采用環境規制的法律、法規的數量來衡量環境規制強度[2];二是采用污染減排成本來衡量環境規制強度[3];三是采用污染減排量來衡量環境規制強度[4];四是采用污染設施運行成本來衡量環境規制強度[5]。國內學者對于環境規制強度的衡量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使用污染排放強度來衡量環境規制，即通過對不同污染物的單位產值排放量進行標準化和加權處理，構建一地區或行業的污染排放強度指標[6]。二是使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來反映環境規制強度[7-8]。

　　第二類是關于經濟增長質量測算方法的研究。在現有文獻中，經濟增長質量的測算方法主要包括兩大類。第一類是將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替代指標。這類方法的優點在于定量測算的同時，也很好地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效率、結構等因素。趙可等[9]利用DEA方法測算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指數來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然而，經濟增長質量廣義上的內涵在廣義上，除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和穩定性，還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可持續性、增長結構的協調性和增長效益的和諧性[10]。基于此，一些學者提出了第二類經濟增長質量測算方法，即多種指標綜合評價法。較有代表性的文獻是鈔小靜和任保平[11]的研究，他們從經濟增長的結構、穩定性、福利變化和成果分配、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代價等四類相關指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綜合衡量經濟增長質量。

　　之后，劉燕妮等[12]利用該方法測算了中國1978—2010年期間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并實證檢驗了投資消費結構、金融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及國際收支結構等五大經濟結構的失衡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效應。王薇和任保平[13]結合主成分分析和熵權法考察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質量的階段性特征。此外，何強[1]將第一類方法的效率測度思想和第二類方法的多元指標選取思路相結合，在要素稟賦、資源環境、經濟結構等約束條件下構建隨機邊界異質面板模型測算經濟增長效率，來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程虹和李丹丹[14]從微觀產品質量的角度對宏觀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理論解釋，并利用省際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

　　第三類是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國內外大量文獻研究了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了兩種結論相反的觀點。第一種觀點，即“遵循成本說”，認為在環境規制政策下，企業必然要承擔相應的污染治理費用，進而增加生產成本[15]，不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16]，因此，從宏觀上看，環境規制會抑制經濟增長[17]。第二種觀點，即“創新補償說”，認為從動態上看，適宜的環境規制政策可以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18]，進而不僅可以補償企業的治污成本[19]，還能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20]，因此，環境規制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國內學者基于中國的環境規制政策對以上兩種觀點進行了實證研究。趙霄偉[21]利用地級市工業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增強環境規制強度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增長的速度。

　　張成等[22]、吳明琴等[23]的研究結論支持了“創新補償說”，他們認為長期的環境規制政策有利于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即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效益的“雙贏”效果。還有一些學者發現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線性的，即存在“門檻”效應。熊艷[24]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結論顯示，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U”型關系。王洪慶[25]從人力資本的視角研究了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向并非線性，而是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此外，原毅軍和劉柳[26]從環境規制異質性的角度分析了其對經濟增長的差異性影響。他們將環境規制政策分為費用型和投資型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只有投資型環境規制政策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費用型的影響并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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