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位于黃河中游左岸，黃土高原東部，全省山地占40%，丘陵占40.3%，平原臺地占19.7%，氣象為溫帶大陸性季風帶，雨水集中在冬季，年均勻約380 600毫米，無霜期在120—220天之間，十年九春旱。明清時代山西雖是農業區，但天然條件對比差。而明清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前期，隨著社會的革新，傳統的農業消費，經過全省農夫的辛苦盡力，在消費方式上也在一直變更。本節試就明清時代山西農業的消費方式作一討論。

　　一、農業耕作技巧的改良與進步

　　明清時代的山西農夫針對山西省各個地域的天然條件和農作物的特征，對農業耕作技巧盡力進行了改良和進步。明人呂坤說：“沁水農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糞少苗，熟鋤多耕，壅本有法，去冗無差而已。其粟穗長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糞多力勤，八口饒養”，①因而呂坤得出論斷：“膏田一畝，勝薄田十倍;精田一畝，勝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見，明代的山西農夫對種田已有一套對比成熟的方式，并特殊注重糞肥和勤鋤，這樣地步的收成，將比薄田多10倍。同時，對籽種的培養也非常注重。如雍正《山西通志》載：汾州(汾陽)以北，早谷有一窩蜂、關東黃，夏谷有四根齊、六根齊、九根齊、枰桿黃、老來白、臨秋變等。汾州(汾陽)以南，早谷有馬拖韁、白老漢、竹葉青;晚谷有潞州黃、一把箭。早谷以60日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為率，宜水田。潞州黃一種，早種則晚收，晚種則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雋藻著，成書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馬首農言》，則具體總結了以壽陽縣為代表的山西農業耕作技巧。如在農作物種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種之，亦有種于黍田者，亦有復種者。未種之前，應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為貴。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種之，與春麥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種之，其田秋耕者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種之。小豆，種法與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與種春麥同時，皆系夏田，紅豆不拘遲早，鋤忌午日。綠豆與種小豆同時，宜午鋤，若鋤遇陰雨，多生旱蟲。蕎麥，多在本年麥田種之，有先耕后以耬種之，耕宜深二寸，耬深止一寸，種畢耙之，有和糞點者，耕止寸余深。油麥，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種之，性喜濕布種之法。在耕作技巧方面，祁雋藻說：犁之淺深有法，欲微深，則向前稍送之;欲微淺，則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則將上木貫打緊，下木貫打松;欲大淺，則反是。糞宜早運田中，不可遲延，三冬有暇即日運之，得空日即至新春運之，田在河外，尤宜早運，凍解路淖，人力車力，均難施之，運畢須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過六寸，淺不過寸半，山田四寸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農業工具方面，祁雋藻說：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義也。凡耕然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然后碌碡焉。耬車，下種器也。镢，田器也。鍤，鍬也。所以開渠者。長鏟，踏田器也。鐵锨，惟宜土工。鏵，鍤糞，起土者也。鏟開生地，鏵耕熟地。北方多用鏵，北方多用鏟。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耨，除草器也。《馬首農言》還收集了不少農諺，如“谷雨耩山坡”;“小滿種胡麻，到

　　秋只開花”;“麥望四月雨，立夏不種黑(豆)”;“四月四麥挑旗，五月端午麥秀齊”;“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凍煞黑豆莢”;“芒種急種黍，夏至也不遲”;“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夏至日得雨，一點值千金”;“五月小，一定好，五月大，一定怕”;“伏里無雨，谷里無米”;“頭伏摟，滿罐油，二伏摟，半罐油，三伏摟，沒來油”;“頭伏蘿卜末伏菜”;“立秋有雨萬物收，處暑有雨萬物丟”;“谷兒掛黃頭，全憑鋤一鋤”;“過了閏月年，走馬就種田”;“耕三耙四鋤五遍，八米二糠再沒變”;“小豆犁淺，不如不點”;“莊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滿前后，安瓜點豆”等，這些農諺正是現代山西農業耕作技巧經歷的結晶。

　　二、引進新的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

　　山西引進各種新的農作物和園藝作物品種，從來有之，而尤以明清時代較多。例如：

　　馬鈴薯，俗稱土豆，又名陽芋、山芋、地瓜、山藥蛋。馬鈴薯在南美洲有悠長的歷史，明末輾轉傳到中國。吳其濬《動物名實圖考》稱：“陽芋，黔、滇有之。……山西種之為田，俗稱山藥蛋”。按《動物名實通考》成書于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作者吳其濬曾任山西巡撫。解釋馬鈴薯至遲在18世紀末以前已經傳人山西，而且開展很快，清季“植尤廣，邊縣認為糧”③。

　　玉蜀黍，通稱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麥。農史學家大多認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產地。玉蜀黍約明代傳到川陜兩湖，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2)傳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縣志》卷3就有對于玉麥的記錄。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種之”。光緒《五臺新志》卷2載：五臺縣“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概元末明初被引進山西種植。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載：“山西都司布五十萬匹，棉花十五萬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給之”。解釋事先的山西，已有辦納棉布、棉花之才能。山西產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域。明萬歷年間(1573—1620)曾任山西巡撫的呂坤說：沁水“有一畝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葉以來，麻類品才逐步被棉織品所代替，所以崇禎《山西通志》卷7載：平陽府(臨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種植面積又有了進一步的擴張。

　　煙草，明萬歷年間(1573—1620)從日本傳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張士英自閩攜種歸，初在曲沃，起初晉中、晉東南亦種之，“明季民窮，賴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紅柿、番茄，原產南美洲，16世紀初傳到歐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記錄，但歸花屬類，能夠是一種家養番茄，至少是僅供欣賞，非食用品。雍正《澤州府志》載：“西番柿似柿而小，木本，蔓生，味澀”。山西把西番柿作為園藝蔬菜作物來栽培，大概是清末光緒年間(1875—1908)。

　　辣椒，又稱番椒，原產地在南美洲，明末輾轉傳到中國。康熙《保德州志》卷3載有辣角子，由此看來，山西至遲在清初已經栽種辣椒。

　　甘薯，又名紅薯，原產中美洲，16世紀時西班牙人移植于呂宋，爾后由呂宋輸出我國⑦。清乾隆年間，晉南谷地已引人種植⑧。

　　落花生，約明代萬歷三十六年(1608)以前傳人中國⑨。沁水縣東大村莊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記錄著東大村莊人趙家常，清咸豐年間貿易于寧陵(一說在河南，一說在安徽)，引進種花生技巧，并疏導村莊人效種，獲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數十家。沁河兩岸的河

　　灣處，土質相宜于種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莊，凡種花生者，都是趙家常引種的連續。⑩　三、就地取材的農作物區域散布與格式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地形多樣，南北中氣象差別很大。明清時代的山西農夫依據本地天然條件的特征，就地取材、因時制宜，逐步造成山西農作物區域的散布與格式。大抵山西境內農作物區域有如下7品種型：

　　1、晉南盆地一年兩熟地帶。這里地勢低平，氣象潮濕，降水量較大，有數千年的農耕歷史，農業較興旺，重要種植冬小麥、玉米、高梁、谷子、薯類、豆類、棉花、煙草等。

　　2、晉東南山間盆地。這里是半潮濕性氣象，受干旱要挾小，有農作物精耕細作的歷史，但熱量不夠，水低地高，灌地有限，重要種植小麥、玉米、谷子。

　　3、晉東南山地。這里耕地散布在河谷和山前黃土丘陵地帶，降水量較多，但常暴雨成災，以種植玉米、谷子為主。

　　4、晉中平川盆地兩年三熟地帶。這里地勢平整，水源豐碩，熱量集中，水灌設備較好，基礎上屬半干旱區。重要種植冬小麥、谷子、玉米、高粱、薯類、豆類、棉花、麻類等，有套種連作歷史，如冬小麥套種玉米，復種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晉東南高寒區。這里歷史上為牧區，農業耕作集約，農業消費程度較滯后，重要種植莜麥、馬鈴薯、谷糜、胡麻等溫涼作物。

　　6、晉北一年一熟地帶。這里地勢高，氣象寒，土地瘠薄，鹽堿地沙荒地多，無霜期短，僅一百三四十天，風沙重大。重要種植冬小麥、莜麥、馬鈴薯、玉米、谷子、豆類及煙草等。也實施混種、間種、套種。如春小麥混種馬鈴薯、玉米間作胡麻等。

　　7.晉西黃土丘陵地域。這里植被少，水土散失重大，農業耕作集約，廣種薄收，以種植小麥、玉米、谷糜為主，有糧豆間作或連作傳統。

　　總之，明清時代因為山西寬廣農夫的辛苦休息，農業消費方式的改良，農業消費得以有所進步。明人呂坤說：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長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畝蜀秫，可收數十石者”⑾，一畝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農業消費又較明代有了較大開展。農業耕作技巧的改良與進步，新的農作物引進與擴種，豐碩了作物栽培內容，推進了消費力，并且匆匆進了商品性農業的開展。就是天然條件對比差的地域，因為增添了適應性較強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獲得較好收成。特殊是馬鈴薯在土地瘠薄的高寒地域種植后，已成為這些地域產量最高的糧、蔬作物。農諺稱：“五谷不收也無患，還有咱的二畝山藥蛋”，可見馬鈴薯在這些地域的無足輕重位置。經濟作物在山西種植后，收到了很好的后果。英人威廉遜《華北游記》稱：“來到平陽府以后，咱們在間隔子陽六十里的史村莊午餐，在這里……發明很多棉花”。“曲沃，這個中央是以棉花市場著稱的，咱們發明有少量的棉花在偉大的倉庫中儲藏著。在爾后的旅途中，看見許多用土墻圍起來的村莊落，有很多的楊樹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濟)西南，咱們看到少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農工商部也稱：“山西以虞縣猗氏為產棉最盛之區，歲收約一百萬斤，豐年亦收五七十萬斤不等。次則解州、絳州、河津、芮城，又次則臨晉、安邑、平陸、秸山等縣”。⒁

　　注：

　　①　呂坤《實政錄》卷2。

　　②　呂坤《實政錄》卷2。

　　③　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記。

　　④　謝國禎《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福建國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　呂坤《實政錄》卷2。

　　⑥　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記。

　　⑦　夏鼐《略談番薯和薯蕷》，《文物》1961年第8期。

　　⑧　《甘薯的歷史天文逐個甘薯的土生、傳人、流傳與人口》，《中國農史》1983年第3期。⑨　《落花生傳人中國》，《歷史鉆研》1952年第2期。

　　⑩　黎風《山西現代經濟史》第97頁，山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⑾　呂坤《實政錄》卷2。

　　⑿　呂坤《實政錄》卷2。

　　⒀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材料》第一輯第424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⒁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材料》第一輯第425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