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的民族制片業(yè)，肇始于外國電影傳入9年之后的1905年。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曾留學日本學過照相技術的著名實業(yè)家任慶泰(1850-1932)，在他自己開設的“豐泰”照像館里，主持拍攝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國產(chǎn)片《定軍山》。影片的主演，是京劇老生表演藝術中“譚派”創(chuàng)始人、號稱“集眾家之特長，成一人之絕藝，自有皮簧以來，譚氏一人而己”的譚鑫培;影片所敘述的，是京劇《定軍山》中三國名將黃忠“請纓”、“舞刀”、“交鋒”等場面。

　　[關鍵詞] 西洋影戲 本土化 改造

　　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西方列強紛紛涌入中國興辦工廠、開采礦山、設立銀行、辦理航運等。作為西方工業(yè)文明象征的電影，誕生伊始就被介紹到中國來。據(jù)史料記載，1895年12月28日，“電影之父”路易斯·盧米埃爾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咖啡館正式放映了《墻》、《工廠的大門》、《水澆園丁》而被公認為世界電影的誕生之日。1896年8月10日，上海徐園就在中國第一次放映了西方人所經(jīng)營的電影，上海《申報》副刊廣告欄在8月10日到14日所刊登的廣告，意味深長地將這種西方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產(chǎn)物命名為“西洋影戲”。

　　眾所周知，中國是影戲的發(fā)源地。據(jù)宋朝高承《事物紀原》言：“影戲之源，出于漢武帝李夫人之亡，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甚，無已，乃使致之。少翁夜為方帷，張燈燭，使帝他坐，自帷中望之，仿佛夫人像也，蓋不得就視之。由是世間有影戲。”

　　指出齊人少翁通過置方帷、張燈燭，成功地創(chuàng)造“仿佛夫人像”而為漢武帝召李夫人之“魂”的做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影戲之源”。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等，則記錄了燈影戲在宋元之際的興盛情況。

　　因此，十九世紀末當人們把“電影”這一舶來品命名為“西洋影戲”，一方面固然表明電影是一種不同于民族影戲的藝術形式;但另一方面，卻也說明了人們還是引用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戲”，來對“電影”進行理解和詮釋。正如晚清時代“科學”(science)，讓人想到了朱子的“格致”;

　　“民主”(democracy)，讓人聯(lián)想到孟子的“民為貴”;“自由”(liberty)，讓人想起了莊子的“逍遙游”……在中西截然不同的兩種文明相互碰撞的時候，面對來自西方世界新事物、新知識的沖擊，人們總是習慣性地要反身于歷史傳統(tǒng)去尋找理解和解釋的資源。

　　因為“當自己的歷史記憶發(fā)掘出了這些資源的時候，無論對不對得上榫，接不接得上頭，那種新知帶來得文化震撼就會被撫平。”[1] 作為西方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符號和象征的電影藝術，就這樣通過被命名為“西洋影戲”而進入到大眾視野，成為當時人們的娛樂時尚。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戲報》第74號曾刊登了中國第一篇影評——《觀美國影戲記》，生動地記錄了當時人們的觀影感受：

　　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影燈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涼，偕友人往奇園觀焉。座客既集，停燈開演：旋見現(xiàn)一影，兩西女作跳舞狀，黃發(fā)蓬蓬，憨態(tài)可掬。又一影，兩西人作角抵戲。又一影，為俄國兩公主雙雙對舞，旁有一人奏樂應之……觀畢，因嘆曰：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如蜃樓海市，與過影何以異?自電法既創(chuàng)，開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無窮之秘。如影戲者，數(shù)萬里在咫尺，不必求索地之方，千百狀而紛呈，何殊乎鑄鼎之像，乍隱乍現(xiàn)，人生如夢幻泡影耳，皆可坐如是觀。

　　首先，觀影者應該說準確地意識到他所觀看的，是一種“開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無窮之秘”新鮮的藝術樣式;但是，這種電影新藝術樣式卻“制同影燈”，“如影戲者，數(shù)萬里在咫尺，不必求索地之方，千百狀而紛呈，何殊乎鑄鼎之像，”

　　因此，西洋電影與民族傳統(tǒng)“影戲”這種藝術表現(xiàn)手段的相似性，撫平了西洋電影本身所可能帶給的沖擊和震撼，使人們在驚奇贊嘆之余，仍然可以心平氣和地欣賞把玩。

　　我們認為，外國電影商人在中國的早期制作、放映活動，對中國民族電影而言，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文化催生”之意義。英國學者馬克· B ·索爾特在《國際關系中的野蠻與文明》一書中指出，西方國家總是試圖對其殖民地施加一種“視覺秩序”(visual order)，即“根據(jù)表面上的直覺和權力的幾何系統(tǒng)建立的統(tǒng)治模式。”[3] 由于早期外國商人在中國的電影文化交流并不是一種平等的對話，而是作為西方列強殖民歷程一種“視覺秩序”的文化衍生物，因此，在這些外國人制作的電影中，中國人作為一種“他者”往往有意無意地被漫畫、丑化和妖魔化。

　　不過應該承認的是，早期外國電影商人投資活動，客觀上也為中國民族電影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發(fā)展契機。如1909年美國人賓杰門·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制片公司——亞細亞影戲公司，其所提供的設備和資金，使得張石川、鄭正秋、梁少波等中國第一代電影人有機會從事中國最早的故事短片拍攝實踐。

　　1919年美國環(huán)球影片公司在上海拍攝《金蓮花》外景之后，把從美國帶來的攝影器材全部轉讓給協(xié)助拍攝的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為商務印書館影戲活動部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創(chuàng)作，打下良好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當觀看“西洋影戲”日漸成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種娛樂時尚的時候，客觀上也就為中國民族電影開拓，提供了一定的市場發(fā)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