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是，我國究竟有多少個民族，各民族的族稱是什么，對于這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歷朝歷代都始終沒有搞聽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為制定和實施民族政功各民族實現平等權利，組織力量對民族成分疾稱進行辨別。文章發表在《文學遺產》上，是新聞傳播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跨文化傳播,政治傳播

　　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識別民族之多、調查范圍之廣、識別依據之科學，都是史無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這項工作從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始，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正式確認中國有56個民族，前后歷時30多年。

　　1913年(癸丑年)，是中國報業史上的災年。袁世凱為了達到專制獨裁的目的，派人刺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鎮壓了國民黨的“二次革命”。與此同時，袁世凱對國民黨系統的報紙和其他反袁報紙進行摧殘，大批報館被查封，大批報人被殺害。到1913年底，全國報紙由年初的五百多家減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稱“癸丑報災”。

　　但是，同時有幾份少數民族報刊卻在此時創刊了。他們是《蒙文白話報》、《藏文白話報》、《回文白話報》。

　　為什么會在報業萬馬齊喑的時候，“怪異”地出現這三份報紙?

　　一， 從少數民族新聞事業的“怪異”現象說起

　　說到這三份報紙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務處(后改蒙藏事務局)。其實，中華民國成立后，標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設蒙藏事務處，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務局，該局直隸于國務總理。 擔任第一任總裁的是《嬰報》的創辦人貢桑諾爾布。

　　《蒙文白話報》、《藏文白話報》、《回文白話報》均在1912年9月開始籌備，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務局領導創辦的，由其辦報處具體負責。辦報者的主要人選由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選聘。第一位總編纂徐惺初。他在白話報周年紀念詞中說：“本報梓行，迄今一期，經始之際，仆承總裁之命，謬膺總編輯一職。”

　　可見其中有很強的政府行為在里面。

　　我們來看這三份報紙的板報宗旨：

　　例如《藏文白話報》，從欄目的設置和內容來看，《藏文白話報》更像民國時期蒙藏事務局的“政務公報”。藏漢兩種文字印刷，擴大了報紙的影響范圍。不僅漢藏民族可以閱讀，對于關注西藏事務的，只要粗懂漢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閱讀，該報總纂徐敬熙稱：“發刊以來，邊陲各界大受歡迎。刊發請益之文電絡繹不絕于道，益堅邊氓內鄉之心。”并且強調邊境安定與民族團結，“其文字收功，遠軼于武力”。

　　由此可知，這是一份面對全體回族，特別是邊疆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宣傳國家統一，抵制英俄等國分裂活動的雜志。其內容包括圖片(照片)、法令、論說、要聞、文牘、雜文、問答、小說、文件等諸多方面。

　　新聞信息的傳播在這里已經有很大的政治傳播的成分在內了。

　　那么這樣的報刊的結果怎樣?又會因為怎樣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務局財政負擔過重而與《蒙文白話報》、《藏文白話報》同時休刊。

　　以政治任務而開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議題而屈從于財政壓力，被自行停刊。可見其難以自身發行量維持生計。其實不難發現，這些早期的少數民族報紙更多是在做政治傳播。

　　我們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的長河中，還可以看到，政治傳播在新的政治語境中具有了新的意義，這一點有別與封建中央集權制的政治傳播。

　　比如，“文化大革命”動亂的10年是我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特殊發展的年代。在這場空前的浩劫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跟全國的新聞事業一樣，成為重災區。絕大多數民族文字報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來的主要是自治區首府的黨委機關報或者歷史比較悠久的幾張報紙。這些報紙，除了以少數民族文字印刷發行之外，已無特色可言。再有，絕大多數民族文字報社實行軍事管制，民族新聞工作者以莫須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種專業技術人員銳減，“文革”之后出現了人才的“斷層”。

　　在中國歷史上，中央政府為維護中國領土統一，加強對中國邊疆的控制，由政府組織出面辦報等其他創辦傳播媒介的行為毫不奇怪。新中國的少數民族傳播行為，與封建社會傳播行為必須區分，且必須抓住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語境中，有著不同的政治傳播行為。這不僅僅是個新聞史學范式轉換的問題，也是一個學術研究的邏輯前提。

　　這些都必須放在政治傳播的理論框架內來解釋,否則我們如何理解一些少數民族報紙的消亡。比如，少數民族報紙的《正宗愛國報》1913年后，該報加強了揭露時弊、抨擊袁世凱政權的腐朽和日趨不得人心狀況的力度。7月26日，該報刊出關于警察、士兵與議員生活及相應工資對比的“時評”，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責令停刊，8月1日將“總理”丁寶臣逮捕，罪以“惑亂軍心，收受亂黨資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將其殺害，該報亦就此終刊。

　　這從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意志，兩種少數民族報紙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們共同的功能，也說明了少數民族報紙并不具有“特別的生命力”。

　　二，政治傳播是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主要內容

　　那么這一中國新聞事業史上“怪異”的現象說明了什么?同樣的少數民族報刊在同樣的時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異境地。我想這一現象清晰地顯示了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歷代的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央政府為維護多民族大一統局面，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安定團結，在行政上，為加強了對少數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實行了跨文化傳播，而整個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亦在此宏觀背景下展開，延伸，壯大或者出現暫時性的倒退。

　　同樣地，對于非少數民族的新聞傳播行為，亦是具有強烈的政治傳播色彩。

　　比如，一些學者認為的最早的中國古代報紙──唐朝的官報。

　　“進奏院”的情報機構是從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這是一種地方駐守在中央的了解情況的聯絡機構，頗為類似現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一機構定期把中央或首都發生的一些政界、軍界大事，包括官員的任免、軍事快報、皇帝行蹤等，向本地區的首腦人員匯報，這些首腦人物在當時具體來說主要是節度使。

　　進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臨時房舍。從唐太宗貞觀年代起，才開始正式由有關部門給他們建造專門邸舍。唐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鎮逐漸強大，都需要在京師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時了解中央的動向，因此正式改名為“進奏院”。這名稱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時向中央“進奏”本地情況，但實際上主要任務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報。到唐朝后期，這種進奏院在長安多至50多個。

　　進奏院的官員級別較高。最高時，他們的職位相當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級別。他們自有一套通信系統，但主要還是利用官驛的設備。

　　大體上相當于現在日報的每日要聞。可惜的是，自孫樵后，人們就很難見到了。如今我們只是從孫樵的《讀開元雜報》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時有這樣一份報紙。

　　文學職稱核心論文投稿推薦：《文學遺產》創刊于1954年，是全國唯一的古典文學研究專業學術刊物，本學科研究的許多新成果都藉本刊得以發表和確認，它代表了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國際漢學界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