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媒體因自身強大的傳播介質以及長時間的歷史發展，擁有廣闊的公共對話空間。然而，如前所述，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的媒介大多充當了喉舌功能，媒體的管理者和傳播者比受眾擁有更多的信息和輿論控制權，說什么，怎么說，都是由傳者說了算，因此，傳統媒體的公共領域功能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而互聯網的出現則改變了這一局面，激活并促進了公共領域在傳統媒體上的發展。

　　關鍵詞：互聯網,中國社會,公共領域,作用

　　一、公共領域的起源與演進

　　公共領域是介于公共權力和私人領域的中間地帶，是公眾能夠進行自由表達和展開自由對話的空間。在這里，各種觀點和意見相互碰撞，人們展開理性討論。公共領域具有“讓公開事實接受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監督”的功能以及“調節國家和社會”的功能。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最早由哈貝馬斯提出，而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在討論城邦制時闡述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則給了哈貝馬斯關于這一概念的思想源泉。哈公認為作為一種歷史形態的公共領域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古希臘城邦形態”的公共領域，其公共生活主要在廣場通過語言交談或參加摔跤等公共實踐活動進行。

　　第二類是“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形態”的公共領域，這一形態主要通過禮儀、教養等方面的培養與展示來完成。

　　然而，這兩種形態的公共領域并不具有廣泛的批判性和代表性，因為它們將普通民眾排除在外。哈貝馬斯認為，真正的公共領域的產生是以市民社會獲得獨立為前提的。“科層制的確立使代表型公共領域開始萎縮，并逐漸讓位于現代意義上的公共權力領域，這種公共權力不再指涉依靠權威建立起來的、具有代表性質的宮廷，而是與用合法壟斷同志武裝起來的國家機器相關聯。”[1]

　　同時，社會的民主程度也是形成公共領域的重要條件。成熟、發達的公共領域往往存在于一個民主意識濃厚，民主力量強大的國家或社會;反之，一個民主力量弱小、專制和集權橫行、民主意識淡薄的社會，公共領域常常是缺失的。人們無處表達他們的訴求，社會中難以形成自由表達與對話的空間，市民社會無從實施對政府和其他一切權力機構的監督。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自誕生之日起就頗受爭議，甚至有人懷疑哈氏的公共領域理論究竟是否存在。無論怎樣，有民主的地方就有公共領域存在的可能，它是人類渴望沖破專制，是對民主和正義的積極追求。那么在中國，公共領域存在嗎?

　　二、中國是否真正存在公共領域

　　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進入中國之后，許多中國學者借助這一理論展開了關于中國是否存在公共領域的大討論。根據第一部分中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三中歷史形態的劃分，我們可以參照中國的不同歷史時期，把握公共領域在中國的發展脈絡。

　　原始社會時期，中國社會也形成了類似“城邦社會形態”的公共領域。人們通過原始的交往開始了對于事件的共同商議和討論。部落中的人們在生活中可以就本部落的事務發表意見和看法。

　　在封建社會時期，中國形成了“代表型”的公共領域，由于等級制度森嚴，只有宮廷階級有地位以顯示上層社會的特權與高貴。不同階級的人是無法站在在同一平臺上進行交流和爭辯的，即使站在了同一個平臺上，在當時沒有民主意識的專制社會，理性的爭辯是不可能進行的;此外，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信息傳播的閉塞使得大范圍的討論和傳播根本無法實現，這種環境不具備形成公共領域的任何條件，因此，當時的中國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國民民主意識的萌芽使得公共領域有了有利的生長條件。但是，由于戰亂、教育普及率的低下和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滯后，公共領域在這一時期也很難形成。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是建立在大眾傳播發展的基礎之上的，而大眾傳播賴以發展的媒介主要是指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等。在這里，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成了公眾表達訴求、進行批判的工具和途徑。然而，在改革開放前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社會經歷了高度國家化的過程，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等傳媒工具是黨的“喉舌”，是國家意志的揚聲器，他們扮演著“輿論工具”的角色，隸屬于中國的政治權力。在這樣一種被高度集權化的媒介環境中，中國的公共領域難以形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以及信息化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普通民眾的民主意識開始蘇醒，表達個人心聲的愿望開始高漲。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成熟，政府的職能也逐漸發生轉變，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化，民主執政廣泛推行、深得人心。在這種背景下，大眾傳媒的功能也隨之豐富了起來：除了宣傳功能、新聞傳播功能之外，還具有提供信息、反映輿情、引導輿論，凝聚公眾意識、表達公眾權益，甚至有限度地批判政府政策、制約政治權利的功能。至此，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開始出現了某些公共領域的特征。然而，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得大眾媒介在成長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受到“經濟權力”的左右，“向錢看”和“要收視率”的現實使得廣播電視和報刊雜志越來越多地播出和刊載消費和娛樂信息而非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性討論。因此，我國大眾傳媒在政治力量和商業利益的雙重壓力之下，很難擁有真正公共領域的功能。

　　1994年，中國獲準加入互聯網。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網絡媒體發展迅猛，被認為是繼報紙、廣播、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互聯網在改變著中國人的話語方式，使得在政治權利和商業利益的雙重擠壓中艱難求生的公共領域，在中國找到了新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為中國的公眾提供了一個表達訴求的全新平臺。隨著互聯網絡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網絡新聞媒體不僅僅在反映和引導輿論方面具有與傳統媒體同樣的功能，而且還更勝一籌：網絡上的信息更為透明公開，流通性與互動性更強，受者也可能成為傳者，媒體不再是單向的“槍彈”工具，而是成為了一個公平、開放和互動的、形成公共領域的有利平臺。

　　三、互聯網促生中國公共領域的萌芽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促成了傳播領域內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新技術一方面催生了傳媒產業中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新形式、新門類和新品種;另一方面導致了公眾對話形式、內容和效果的改變：網民可以參與網絡中的公共空間，從最初具有私密性的電子郵件、各種聊天工具，到具有公共性特征的論壇和博客，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網絡媒體中來，在一個平等、開放和互動的公共平臺上暢所欲言、表達意見、交換看法。

　　此時，這種公開的網絡空間就形成了一個場域，我們可以稱之為“網絡公共領域”，因為它具備了公共領域的許多基本特征。

　　(一)平 等

　　不論性別、年齡、社會地位，通過網絡，誰都可以在同一時間內獲得同樣的信息和文化資源，網民們權力均等，只要聯入網內，就可以擁有同樣的發表意見、直抒觀點的權利。這與公共領域中參與者的平等對話與交流是極為契合的。公共領域中，任何有理性辨別能力和批判能力的人都可以參與到事件的討論中，就像只要付費購買一杯咖啡或繳納會費，就可以坐在咖啡廳里參加沙龍一樣，不論參與者的身份與地位，性別與職業，都可以暢所欲言。平等是構建公共領域的一個基礎，而互聯網是比其它任何傳統公共媒介都更擁有這一基礎條件。

　　(二)開 放

　　網絡媒體所提供的“場域” 真正做到了無遠弗屆，打破了人類交際、對話活動受到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論身處何處，網絡都能將人們聚集起來，組成一個龐大的議事廳，對事件進行討論，這比任何現實中的通過人際交流而形成公共領域的速度都要來得快。由于互聯網的非閉合性，在交流過程中，任何經過的人可以隨時加入，或隨時離開。互聯網上，家事國事天下事，都可以成為議論的對象、討論的焦點，這無疑促進了多元思想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為發揮傳媒的社會輿論功能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

　　同時，互聯網的開放性使其與任何其它媒體都能進行有效的融合，例如在“兩會”中，手機用戶可以在新華網、人民網兩大網站與中國聯通聯動平臺上瀏覽“兩會”新聞，訪談“兩會”代表，對提案進行網上投票，并發表自己的意見。此外，用手機可以隨時隨地編寫微博，給他人的微博留言，或是在BBS上發帖，進入互聯網的開放平臺，不受任何人為限制。

　　(三)互 動

　　網絡媒體開放和平等的特質，使參與傳播的受者獲得了空前的自主性，他們無需被動地接受傳者生產的文化產品和思想觀念，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自主的選擇，甚至參與到輿論生成的過程中。在互聯網上，人們無需只做一個聆聽著，還可以做一個積極的闡述者。即便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善言辭但是卻擁有理性思考精神的人，也可以將對生活的思考和對事件的看法鍵入電腦內，傳播到網上，或者只需輕點鼠標，完成一份網絡調查，也可以使自己的意見成為輿論中的一部分，為公共領域的形成貢獻一份力量。

　　四、互聯網在中國社會構建公共領域的作用

　　(一)構建了公共領域對話的嶄新平臺

　　根據《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止2009年12月31日，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普及率達到28.9%。[2]中國雖然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的絕對占有率還不占優勢，但是，就互聯網的發展速度和網民的人數增速來看，互聯網已經成為了公眾發表意見，進行交流的重要平臺與載體。這一載體與傳統媒體相比出現了很多新特點(第三部分以有論述，此處不再贅述)，這些特點與公共領域生成的條件“不謀而合”，使得互聯網比其它任何傳統媒體都更具有構建公共領域對話的條件和優勢。這一嶄新平臺的建立，是中國公共領域形成過程中邁出的一大步。

　　(二)激活了傳統媒體“公共領域”的對話空間

　　傳統媒體在前期的發展過程中都是依據自身特點和條件各自為盈，經營方式和發展方式也不盡相同，資源沒有得到有效整合，這種割裂的局面不適合公共領域的發展。然而，網絡媒介打破了傳統媒介界限，將不同媒介的不同信息形態進行了技術上的統一。原有抑制不同媒介發展的技術壁壘已被攻破，各種信息在同一平臺上相互包容、滲透和整合。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事件最初是在互聯網上發起，然后得到傳統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將新聞事件做深做大，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例如前幾年通過互聯網散布的虐貓視頻先是引起了網民們的熱議和公憤，網民們自發形成了虐貓者的“聲討團”，通過互聯網強大的搜索功能找出了虐貓的兇手，并對其進行了輿論譴責，施加了輿論壓力;此后，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為代表的全國各級電視、廣播、報刊和雜志都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深度調查和報道。一時間，虐貓女的丑惡行為成為中國百姓的公共話題，虐貓事件在中國公眾中間形成了一個公共話語的場域，此時，一個范圍相當大的“公共領域”迅速形成。此后，在2006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就有代表就虐貓事件提出了《反動物虐待立法》的議案，受到了政府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推動了在動物保護領域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完善。

　　像此類事件不勝枚舉，都充分說明了網絡充分激發了傳統媒體的對話空間，并與各傳統媒體的互動整合，有效地實現了公共領域的輿論監督和表達訴求的功能，并擴大了公共領域的范圍，當然，也證實了中國公共領域的存在以及互聯網在中國公共領域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推動作用。

　　(三)互聯網培養了一批具有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識的公共領域的參與者

　　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由其批判性形成了個人的理性交往過程。公共領域是以批判性為其精髓的，人們以批判為目的，形成公認的可以作為討論依據的理性尺度，并形成坦誠交往的氛圍，由此對公共事務做出獨立于公共權力領域之外的理性判斷。”[3]互聯網無遠弗屆的傳播使得相距遙遠、互不相識的陌生人針對同一問題進行討論和交流成為可能，這也形成了人際交往的一種形式。在互聯網上，各種思想在這里交匯、撞擊、融合，各種理性和非理性的聲音進行著博弈。在以往，具有理性批判能力的人往往只能將自己的見解藏匿于心底或告知于周圍的人，但是，有了互聯網之后，他們理性的聲音可以在更廣的范圍內傳播，同時，非理性的聲音可以得到網民的譴責和聲討，使人們在爭吵和辯論中獲得真理。同時，通過網絡討論的匿名性等特征可以使網民們更加暢所欲言，敢講真話，更加激發和培養了人們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識，為更廣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公共領域的構建創造了可能。

　　盡管如此，在互聯網的自身發展過程中還有一些因素對公共領域的形成的抑制因素，比如網絡分布、網民結構和網絡使用目的不均衡、參與公共領域對話的網民的整體素質和理性思考水平有待提升、互聯網的公共領域的失范現象等等(如網民自發組織的人肉搜索等行為)還有待進一步規范，但這些都是在事物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的障礙，相信經過互聯網的自身發展和調整以及主管部門的適度規范，上述問題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互聯網已經促成中國社會公共領域萌芽，并在其日后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李佃來.公共領域與生活世界—哈貝馬斯市民社會理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OL].騰訊科技,2010-01-15.

　　[3]楊武.互聯網:中國公共領域的曙光[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