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時期人本主義文藝思潮的深化、“文學是人學”的深入人心以及文學創作中“人”的意識的不斷張揚，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狀態得到了更多的重視。余華所創作的“文學就是人學”，寫的就是“人”及其內心。《許三觀賣血記》寫出了生活底層和深處的厚實性，是許三觀整個生命樂章每一角每一瞬間的真實情感體驗。

　　關鍵詞：余華,男性形象,堅韌,不屈,樂觀,底層民間

　　普通小人物許三觀能用這種驚人的毅力、堅定的信心帶領全家人在血雨腥風中堅強挺過來，勇敢地活下去，著實令人驚嘆與感動。他有一段平凡的人生和一連串自然演進的賣血歷程，卑微的生存要求和樸素的生命趣味傳達了一種個體生命的真實生存狀態：八毛三分、一碗面條、一盤炒豬肝、二兩黃酒、大段略帶傻氣的對話……這些最樸實的生活元素緩緩地融進了心靈的深處，它們經過心靈的陶冶而顯得珍貴而有韻味。他“畫餅充饑”式的想象鮮活地表達了家庭苦難一份平實的溫馨，平靜中透著一絲蒼涼與無奈的心酸，從而體現民間底層人物的堅韌與樂觀，叩擊著心靈深處最質樸的滿足，彰顯了普通人的生存智慧。

　　一、生活意志

　　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這個人是個生活在底層的小市民。他頑強、善良、堅韌、富有生命力。面對苦難他有著極強的承擔能力和從容應對的態度。對許三觀來說，他對付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賣血”，但每一次賣血在余華筆下卻又有著不同的風貌、不同的人生內涵和不同的文本意義。血是“生命之源”，但許三觀恰恰以對“生命”的出賣完成了對于生命的拯救和尊重，完成了自我生存價值和生存意義的確認。每次賣血過程的酸楚都是大同小異的：拼命喝水，討好血頭，到勝利飯店補充微薄的“草料”。這幾個賣血的符號，絕不僅僅是簡單的重復，而是一個個雖殘酷、痛苦卻凄美、高尚的愛的音符。他的賣血歷程交織著對生命認可的主動與對命運承擔的被動。從居安思危的主動到身不由己的被動，一次次相似而又絕不相同的音符串起了許三觀的人生步調，串起了他平凡而真實的日常人生。

　　文學論文推薦：《福建文學》是福建省最主要的文學月刊，由福建省文聯主辦，創刊于1951年。其前身為《園地》、《熱風》和《福建文藝》，1980年改為《福建文學》。現任社長曾章團，執行主編郭志杰，副主編劉志峰，編輯部主任賈秀莉，主編助理石華鵬，發稿編輯陳健、林芝、楊靜南、林東涵，美術編輯楊畋畋，責任總校潘越。

　　《福建文學》主辦單位：福建省文聯，創刊時間：1951年，出版周期：月刊，國內統一刊號：CN 35—1006/I，國內發行：福州市郵政局，郵發代號：34—13，國際標準刊號：ISSN 0257-0297

　　這也許是小民的“生存哲理”，惟其弱小，所以堅韌，在人類永恒的苦難面前，生生不息地輻射著溫和的生命能量。許三觀們以小民的堅韌去對抗苦難，“賣血”是他們最根本的“生存哲學”。在許三觀一生十一次賣血經歷中，除去第一次(為了證明自己健康)和第三次(為了一己之私)，其余都是在走投無路中的應付苦難之舉。許三觀為了最卑微的生存多次賣血，許三觀與林大胖子、何小勇和許玉蘭并無多少愛情成分的情事，許三觀讓一樂為何小勇喊魂，大饑荒年代許三觀為家人用嘴炒菜，大運動時期許三觀家庭內部的自我批斗……余華始終以不動聲色的平靜口吻敘述著許三觀及其周圍人的點點滴滴、是是非非、喜怒哀樂，敘述的內容完全依照民間的日常生活邏輯，民間的樸素與曖昧、混沌與生機、溫情與麻木都得以逼真的呈現。

　　許三觀庸庸碌碌，以溫飽平安為最高追求的凡人形象像一個寓言符號，折射著當今社會大部分的生存狀態。他以“血”為依托來解決各種生存威脅的行為，以及他對苦難溫情脈脈的承受態度，都寓示著人性中的頑強與樂觀。許三觀這些平凡的行為，正是提升人類生命向力的主要因素，它們一一從許三觀的言行中汩汩流出，我們無法不對這位平凡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加繆曾說：“面對著這個宣判著死亡的世界……反抗不自知地在重新尋找一種道德和某種神圣的東西。它雖然是盲目，卻是一種苦行。”[1]正是由于像許三觀所表現出的無私、仁義等的行為，人類才有望在生存之重的過度擠壓下，活出人所應有的生存境界。余華在此向我們展示了民間世界的含蓄、深刻、寬廣和豐富。

　　最令人感動的是文本第19章中那頓“精神會餐”。此處，將60年代人民的饑餓之苦表露得淋漓盡致，讓人在咽口水的同時也在下咽苦澀心酸的淚水，這種對于苦難的表達是絕妙新奇的，于單調中蘊深刻，于樸素中見犀利。苦難是真實的，殘酷的，但是在人類這種有關頑強意志的生命面前卻也是一座可以攀登越過的大山。在許三觀的身上我們不難發現他有一種樂觀的精神，一連三次的“紅燒肉”苦中參甜，也折射出主人公頑強樂觀的性格。在作品中我們看到精神勝利法被捆綁到苦難之中，成為了人類生存的價值體現和贖救自身的內在力量。魯迅塑造的阿Q意在暴露國民的劣根性，而余華塑造的許三觀更多是對人物予以了極大的溫情，表現苦難之中的一種人生姿態，即以樂觀堅忍的精神狀態與實際努力去克服苦難。面對苦難，退縮到內心尋求精神慰藉是人類普遍的心理。但這種心理現象，需要許三觀很大的勇氣與努力才能付以現實。所以，這無非也是許三觀在苦難環境里堅強面對現實的另一種解釋。 “賣血”是人類面對不幸和災難的象征，通過“賣血”許三觀緩解了苦難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賣血”成為面對苦難的一種抗爭方式。許三觀以艱苦的哲思作為后盾，表達了對生活的熱情贊美，貫穿著對現實存在的固執與眷戀。“堅強”在許三觀生活的那個年代，是生存的支柱，是自救的手段，從而彰顯“小民生存哲理”的堅韌生活原則。遠大的理想固然高尚，但身處于苦難生活中，著眼于現實，以知足的態度去生存，這樣的選擇其實也不乏時代強音。

　　二、愛與倫理

　　《許三觀賣血記》中，余華摒棄了宏大的歷史敘事，將1948至1988年的大歷史懸置，關注的是許三觀的個人小歷史，以一種“小民視角”去關注社會人生。許三觀的“賣血”，正是這一時代國家的動蕩和個人的坎坷相互映照，大歷史與小歷史都浸潤著苦難的色彩。許三觀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不自憐自嘆、自怨自艾，他接受了民間世界賦予他的豐厚饋贈：忍耐、善良和樂觀主義，用寬厚、堅毅等品性來回答生命苦旅中無助的境遇，柔韌而頑強地抵抗這苦難的侵壓。

　　一樂是許三觀的妻子許玉蘭與何小勇的私生子，許三觀撫育他，呵護他，視同己出，在情與理的煎熬中不計回報地疼愛著他;為了償還兒子打架的醫藥費，為了招待“全家人在喝了五十七天玉米粥”后吃上一頓好的飯菜，他賣血;文革時期，為了讓一樂、二樂及早回城，許三觀兩次賣血用于和隊長搞好關系。這些傳達著小人物在社會底層所經歷的人生坎坷，表現他們的愛憎、惡善、剛柔的多種矛盾的性格和生命力的韌性。甚至許玉蘭曾背叛過丈夫，但當她被當作“破鞋”而揪出來批斗示眾時，是許三觀給了她無盡的溫暖并盡量彌縫母子間的隔閡。情敵何小勇寡情薄義，但當他病危時，許三觀力勸一樂去替他叫魂，并教導一樂：“以前的事別記在心里……救命要緊。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做人要有良心。”[2]1這懇切的話語深刻折射出許三觀的正直與寬容。一個社會底層的男人要承擔的比他能承擔的重得多的責任，這其中還包括為了一個讓他做了十年“烏龜”的兒子和讓他戴綠帽的老婆，著在無言之中透露出了男性的深沉的愛。

　　但在描寫許三觀時，作者并沒有掩蓋他的卑微之舉。小說提供了一系列的“事實”：因為何小勇讓他做了烏龜，就教唆幾個兒子長大后去強奸何小勇的女兒;因為自己的妻子和何小勇曾有私情，自己就去勾引林大胖子;讓許三觀做了烏龜的何小勇被卡車撞傷，許三觀高興了一天。許三觀能夠真實地表現自己的內心想法，沒有絲毫的遮掩。這樣的敘寫使人物顯得有血有肉。在倫理觀念上，誰都不是超越者;只是，在倫理與愛的兩極，許三觀在發泄內心痛苦之后，選擇了厚愛回報一切對他的不公平。

　　為何許三觀能夠做出讓人意想不到的事?在眾人的眼里，社會底層的人在面臨苦難時必定會首先想到自身，自私、委瑣是他們在這個時候應有的表現。余華卻通過《許三觀賣血記》透出了希望，道出了底層民間也存在博愛。在小說中，血緣家庭和平民社會共同構筑了堅忍賴以存在的堅實而強大的網絡。表面上看，許三觀的家庭血緣親情是靠他賣血才得以建構與筑固的，但實際上它們是一個互動的關系。家庭親情構成了愛的堅實根基，也就是愛，促使許三觀在苦難面前，以賣血的方式完成了對愛的回答。在小說中，我們看到許三觀的血流淌在親情中，而親情中的血亦流淌在許三觀的身體內。這種愛，在一個普通人的身上顯現，讓人們認識到人性的高貴決不是取決于知識擁有的多少或者心靈的深度構建如何，而是取決于人性本質上的那份博愛，那份來自生命本然的犧牲精神。正是這種付出是人們賴以抵抗丑惡的憑借，是超然生命本體生與死的智慧和勇氣。

　　三、樸素的追求

　　許三觀的活著是最普通的生存，他對生命的要求也是最樸實與最真實的，即平等的要求。他畢生追求的平等不是任何烏托邦意義上的，平等也不是在參照他者的生活中建立的。許三觀把自己對生活的要求已降到較低層次上，是那種最普通不過的小民百姓的生存需求，因而他對平等的追求與行動看起來是可憐而又微不足道的，僅是八毛三分錢、一碗面條、一次通奸等，但正是這種卑微的追求與行動顯示了個體生命最樸素的民間平等觀。它有苦難，有恥辱，有感傷，甚至有時還有絕望，但是它卻苦中有樂，雖辱猶榮，洋溢著底層生活的自在與自足。許三觀一生都在追求平等，“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鄰居一樣，和他認識的那些人一樣，當他生活極其糟糕時，因為別人的生活同樣糟糕，他也會心滿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壞，但是不能容忍別人和他不一樣。”[2]2

　　現代人都追求一種平等的權力。當許三觀內心關于平等的哲學被他人冠以“烏龜”的稱號、他人嘲弄的話語顛覆得支離破碎時，他首先采取了“罷工”，用“躺在藤榻里，兩只腳架在凳子上”的“享受”、“舒服”來彌補精神上的傷害，最后以偷情來企圖擺脫壓在心里的屈辱，收獲幻想的平等——以自己特有的反抗方式來表達自己無奈的生存境遇，簡單的平等欲望在他內心留下了一絲印記。另外，盡管在他的內心深處，一樂最像他的兒子，但在外界的凝視中，他小心翼翼地守護屬于自己的平等領域。許三觀的平等感覺的獲得實際上是建立在自我評價的身份確認與既定的社會評價的矛盾運動中的。當自我評價的身份確認與既定的社會評價取得一致時，許三觀就取得了平等的感覺。書中反復出現這樣的場景：許三觀“拍著桌子喊到”，“一盤炒豬肝，二兩黃酒”，“黃酒……溫一溫”，話語間流淌著一點兒古人的血氣方剛，一點兒現代西方的灑脫通達，許三觀模仿社會強勢口吻的心態，正體現了現代普通民眾自然坦露的內心平等愿望。

　　可是，這個中國民間小人物最低限度的平等要求，在身份同樣卑微、位置卻相對具有優勢的血頭面前宣告失落。在余華看來，荒誕的事實包含一個真理：貧窮和不幸有時竟然要靠冷漠和剝削來拯救，只要特權存在，就無平等可言。許三觀平等意識注定在現實中缺乏有效性。所以余華指出了許三觀追求的最終結果：“遺憾的是許三觀一生追求平等，到頭來卻發現：就是長在自己身上的眉毛和毛都不平等。”[2](韓文版自序)余華所批示的民間世界的現實層面生活是艱辛慘痛的，在這嚴酷的生存世相中，人如何求得延續、發展?如何能葆有尊嚴、活力?一位印度禪師曾把人生歸結為生命、愛與歡笑，許三觀們也許不知道有什么曾在、將在，但他們懂得用無言的愛、無聲的笑去緊緊擁抱此生。對平等的追求，作者顛覆了傳統觀念中人們對底層人物的看法。“英雄們追求的是一番壯烈的大完成，而凡人們遭遇的卻是蒼涼與傷殘所帶來的無盡小啟示。”[3]轟轟烈烈地活著和驚天地、泣鬼神的死去，只不過是一幅生存理想模式，現實的殘酷并不允許過多的幻想。實實在在的人生，真實的人生追求，在苦難時期的民間小人物身上表現為人類最低程度的需要——生存，這種人生在底層民間看來卻是一種奢求。這種生存中的追求只不過是要求自己的生活和“鄰居的生活”一樣。這黑色幽默包含著苦難者的辛酸。許三觀接受任何苦難，用自己的言語、笨拙的行動來表達出對生活的渴望。在我看來，《許三觀賣血記》雖然夾雜著“活著”式的敘事延續，但在此部小說里普通人的求生軌跡卻編織出一曲復沓回環的敘述旋律：單純省凈卻意蘊深廣，平實平靜而厚實深邃，苦難境地中的追求傾訴中包含著對生活的熱愛、男性的堅韌與不屈，這些絲毫不遜色于英雄氣概。“人類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既然手上的鐐銬不可摘除，為什么不帶著這個堅硬的鐐銬起舞呢?作者通過“拍桌”、“罷工”、“血”這些意象來暗示，在不同境遇中的人們，唯有采取適合自己生存的手段與方式對待生活，現代人才不會在冰冷的世界中迷失自己，才不會讓自己的怨恨、焦慮、以及內心遭受傷害后所產生的寒冷吞噬自己，使自己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不失尊嚴地在這個世界中頑強地活下去。因為他們擁有了自己明確的生存目的和激烈的生活欲望，并付以行動。因此，即使他們是民間社會的人，我也毫無吝嗇的給予他們“生活智者”的稱號。

　　四、結語

　　余華通過描寫許三觀形象，在直逼人的求生內核的豐富性中，確立了自我獨特的主體意識，把堅強、善良、愛等重新上升到文學的審美本質之中，以獨特的話語運作展示了這些東西從來就不曾在人類的精神世界中走失。“面對這個審判著死亡的世界，審判著生存之境的死一般的黑暗世界，堅持不懈地提出自己對生命的要求，以及對徹底透明式的要求。這種反抗不自知地在重新尋找一種道德如某種神圣的東西，它雖是盲目，卻是一種苦行。”[4]許三觀腳踏著堅韌掙扎在生與死的邊上，但我們卻從中看到了歡樂。這歡樂是抗拒著死的歡樂，是發自不可抗爭的歡樂。它具體表現為賣血高潮時所散發出來的充溢的快感和許三觀永不停息的幽默。在這幽默里，痛苦交融快樂，讓我們看到了堅韌的力量;而透過這堅韌我們看到許三觀不死的肉體與靈魂。什么是拯救?這就是拯救。這拯救即是堅韌，像生活那樣實實在在。

　　偉大的作家應該是能為處于困境中的人類提供光明的上帝，像海明威那樣，塑造出一種艱難中的“硬漢性格”，像魯迅那樣，絕望中抗爭，在沒有路的地方試圖走出一條路來。余華通過《許三觀賣血記》返回人的真實生活，擁抱現實，讓我們洞察存在。

　　參考文獻：

　　[1]洪剛治.逼視與守望[J].當代作家評論，1996，2 .

　　[2]余華.許三觀賣血記[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

　　[3]唐小兵.英雄與凡人的時代[J].讀書，2000，5 .

　　[4][法]加繆.反抗的人 [M].外國文學出版社,198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