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一項戰略任務，只有爭取人心，凝聚力量，才能實現新疆社會穩定常態化，從根本上夯實長治久安根基。因而，新疆文化領域正本清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在于針對錯誤觀點、模糊認識、分歧意見，發出權威聲音，劃清紅線底線，徹底消除錯誤思潮影響，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為統一各族干部群眾對若干文化問題的認識提供重要共識，為掌握新疆意識形態主導權、主動權、話語權提供重要思想。
[關鍵詞]新疆;各民族文化;中華文化;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閆煒煒，女，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傳播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研究方向：文化學、傳播學。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出，對新疆工作要“從戰略全局高度，謀長遠之策，行固本之舉，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要求扎實做好打基礎利長遠的根本工作，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主動權和話語權，一環扣一環地解決好各種影響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深層次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強新疆重大問題研究，加強新疆歷史、民族發展史、宗教演變史教育，在挖錯誤思潮的根子上下功夫。必須堅持政治導向、堅持中華視野、堅持正本清源、堅持理論指導實踐，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抓根筑魂，應從中華文化同新疆各族文化相互聯系的魂上，深刻認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新疆文化領域正本清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就在于針對錯誤觀點、模糊認識、分歧意見，發出權威聲音，劃清紅線底線，徹底消除錯誤思潮影響，為打贏新疆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斗爭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要把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用正確的文化觀來塑造文化認同，形成思想共識。文化認同是構成民族身份認同的基本依據，它是指民族成員對本民族文化要素，如語言、文字、習俗、宗教信仰等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其核心是對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它既標識民族特性，又塑造認同心理的特殊功能，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統一意義深遠。因而，只有有了文化上的認同，才會有情感上的認同，進而達到國家認同、道路認同等政治上的認同，只有解決了認同問題，社會才能穩定和長治久安。
一、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終扎根中華文明沃土
(一)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首先，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因環境多樣性而呈現豐富多元狀態。中國因腹地開闊，領土廣袤，地形、氣候復雜，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性特征。處在不同空間地域的人們生活的自然條件互有差異，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在漫長的生存和繁衍的過程中，人們不同的生存環境必然形成不同的謀生方式和組織形式，從而造成不同區域的人們生產、生活、思維、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差異，最終孕育出風貌各異的文化。如唐魏征撰《隋書》所言：“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碩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此基礎上作了更明確的闡釋：“首先就風土來看，一般地說，南方氣候溫暖，土地低濕，草木繁茂，山水明媚，富有自然資源。北方則相反，氣候寒冷，土地高燥，草木稀少，很少優美風光，缺乏自然資源。所以，南方的人生活比較安樂，有耽于南國幻想與冥想的悠閑。因而，民風較為浮華，富于幻想、熱情、詩意。而其文藝思想，則趨于唯美的浪漫主義，有流于逸樂的華麗游蕩的傾向。反之，北方人要為生活奮斗，因而性格質樸，其特點是現實的、理智的、散文的。從而，其文藝思想趨于功利的現實主義，傾向于力行的質實敦樸的精神。”
其次，中華文化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從縱向的時間軸來看，夏商周時期，中國已初步形成早期統一國家，到西周鼎盛時期人口已達1300萬左右，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文明國家。殷周文明覆蓋的地域已擴及黃河長江中下游;春秋戰國時期，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已經大體形成;秦漢以后，中華大一統的思想理念逐漸形成，諸夏文化融合為漢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主導文化，繼續同周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唐宋元明清時期，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交相輝映，終于奠定中國遼闊領土，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從橫向的空間軸來看，歷史上，在中原和周邊多種經濟文化之間，不斷通過遷徙、聚合、戰爭、和親、互市等方式，進行經濟文化互補和民族融合。不同類型經濟文化的交流滲透交融，最終形成氣象恢宏的中華文化。例如我們從文學的民族學角度來看，唐朝元稹的《鶯鶯傳》發展到后來的元雜劇《西廂記》，就是質地互異的文化間撞擊融合的結果。《鶯鶯傳》中張生對崔鶯鶯始亂終棄，還歸怨為“妖孽”之說，這種寫法在唐朝得到了認可。陳寅恪先生認為唐朝的知識分子最看重二事，一為婚，二為仕。結婚要找大家族，崔鶯鶯不是大家族出身，所以拋棄了她，這在當時是得到了知識界的默許的。到了宋朝，秦觀、趙德麟等人寫過歌舞詞曲，同情鶯鶯，但是張、崔的最終結局都是含恨分手，因為在宋朝以禮抑情的文化語境下，結局不可能有變化。女真族入駐中原后，社會倫理價值觀，民風民俗發生了很大變化。根據《大金國志》和《遼史拾遺》記載，女真族有兩種很特殊的風俗，一種是試婚制度，還有一種就是上元節(元宵)的“縱偷”習俗，此日，偷人錢財，偷人妻妾，偷情人，不治罪，這是搶婚制度的遺留。女真族這么一種兩性風俗和倫理制度，就給崔、張之間的愛情婚姻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倫理空間。因此，金章宗時代的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賦予崔、張愛情合理性并推向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后來元代的《鶯鶯傳》異曲同工，少數民族的倫理制度對它起了非常深刻的內在作用。
(二)新疆各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歷史交融
新疆地區歷史上就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和中介，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交流交融，既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發展。
從歷史交融的脈絡上看，據先秦古籍《穆天子傳》《山海經》《管子》《竹書紀年》中的一些遠古傳說記載，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自古就開始交流融合。漢朝統一西域以后，漢語成為西域官府文書中的通用語之一，琵琶、羌笛等樂器由西域或者通過西域傳入中原，中原農業生產技術、禮儀、制度、漢語書籍、音樂舞蹈等在西域廣泛傳播。特別是絲綢之路的開通和拓展，極大地促進了西域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蔡文姬離開匈奴時所譜成的《胡笳十八拍》，這一樂曲片斷至今還流傳在民間，使其成為歷史上最早研究和傳播西域音樂的人之一。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遷徙與大融合，佛經翻譯和寺院建筑、雕塑、繪畫及音樂等與中原文化交流繁榮局面出現。出自今新疆庫車的龜茲樂享譽中原，成為唐以后燕樂的基礎。
隋唐時期，中華文化包容開放深度融合，推動中華文化呈現燦爛景象。唐朝先后三位公主(寧國、咸安、太和)嫁與回紇可汗，漢族軍民的大量進疆產生了以此為主體的西陲邊塞詩文的發展，如邊塞詩人岑參的詩句“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胡歌、漢語形成了兩地的文化交流，是當時新疆地區民漢語言并用文化繁榮景象的寫照。回紇西遷后，維吾爾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和新疆地區文化影響。大批回鶻人成為佛教徒，他們用回鶻文翻譯的佛教經典，創作的佛教作品，開鑿的佛教石窟，繪制的佛教壁畫，都融合了中原、回鶻、吐蕃及當地居民的文化元素。據史料記載，高昌回鶻有佛寺50多處，佛寺內藏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漢文書籍。宋遼時期，在中華文化的浸潤下，形成了一批少數民族文學經典。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作者的道德倫理思想淵源于回鶻古老的文化傳統，又吸收了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有關思想。遼朝滅亡后，契丹人一部向西征服喀喇汗王朝，建立的西遼政權依從中原典章制度，有力推動了中華文化在新疆和中亞地區的傳播和影響。元代大批畏兀兒居內地生活，學習使用漢語，有的參加科舉考試并被錄用為各級官員，涌現了一批政治家、藝術家、史學家、翻譯家等。如文學家貫云石將樂府、散套和高初云漢的歌唱傳給浙江川的楊氏，形成了后來的“海鹽腔”，流傳至明代，為“昆腔”的先驅。明清時期，葉爾羌汗國的阿曼尼莎汗整理的《十二木卡姆》，蒙古族衛拉特部英雄史詩《江格爾》逐漸形成。由于阿古柏入侵并推行嚴酷的伊斯蘭教法，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等，使新疆各民族文化發展遭受嚴重打擊。1884年新疆建省后，在各地興辦教育、開設學堂，重建和恢復社會文化設施，各民族文化從國家統一中獲得新的力量，重新匯聚到中華文化潮流中。
在我國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上，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秦漢雄風、盛唐氣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鑄就的輝煌。這是一種文化自信的表征。
近現代以來，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影響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現代轉型，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達到新的高度。這是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抗日戰爭時期，新疆地區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各民族與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形成了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文化。據不完全統計，新疆各族人民為抗戰前線捐獻了數十萬件寒衣，154架“新疆號”戰斗機，累計捐款約5000萬元國幣。新疆第一舞人、“天山之花”——維吾爾族舞蹈家康巴爾汗從莫斯科學成歸國，用自己擅長的藝術表演參加一次次抗日募捐演出，以自己的名義捐獻了一架飛機——康巴爾汗號。
新中國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進入新的繁榮發展時期。國家先后搶救、搜集、整理、翻譯、出版了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塔吉克、錫伯和烏孜別克等民族大量民間文學遺產，推動各民族文化進入史無前例的文化自強繁榮發展時期。
歷史證明，新疆各民族文化從開始就打上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印記。中華文化始終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感情依托、心靈歸宿與精神家園，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新疆地區各民族文化要生存、繁榮和發展，決不能脫離中華文化的母體。由此可見：宣揚維吾爾等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沒有關系，是一種獨立文化的觀點是荒謬錯誤的。
推薦閱讀：《中國文化》(半年刊)創刊于1995年，由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是目前的一家北京、香港、臺灣同時出版的大型學術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