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國家外貿建設管理應用的新制度措施有哪些呢?應該通過什么方式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應用建設呢?同時現在的外貿制度對整個經濟建設有什么新的方向呢?本文在不同的方向上做了以下闡述。本文選自：《國際貿易》，《國際貿易》以傳播國際貿易理論、實務和知識為主，以敏銳的眼光洞察國內外市場，以詳盡的學術研究成果展示全球經濟貿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以前瞻性的文章介紹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貿關系的各項有關政策。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國際貿易》已經培育了包括中央及地方經濟主管決策機構、全國各經貿委、大專院校及科研單位、各企業及各國駐華商務機構等在內的忠實讀者近十萬人。同時，《國際貿易》雜志被WTO、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圖書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國際組織及知名機構所訂閱和收藏。郵發代號2-846。

　　摘要：由于經濟條件不是固定的,一國外貿結構的非均衡狀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沖擊或內生演進的情況下發生改變,從而導致比較優勢的重構和外貿結構非均衡的演變。以發達國家的發展史為背景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外貿結構一般性的動態非均衡演進特征。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各國都處在農業社會和生產力比較落后的階段,主要出口國家的外貿結構也以奴隸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層階級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農產品和食品為主。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英、法等歐洲國家的產業結構開始邁踏上工業化進程,循著“輕工業——重工業——高科技產業”的路徑趨向高級化;人類消費的變化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表現為對“輕工業品——重工業品——高科技品”的層次性遞進消費。當這些工業化“領先國”的國內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時,相應產品的出口也就趨于上升并形成外貿結構的高級化趨勢,即外貿結構基本上呈現出“輕工業品出口為主——重工業品出口為主——高科技產品和服務出口為主”的循序高級化趨勢。

　　關鍵詞：外貿結構,經濟體制,貿易管理

　　一、外貿結構的非均衡常態

　　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各產業部門在總產值和總資源中所占的比重歷來都是不斷變化的,并且在變動速度和幅度上存在差異。特別是由于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經濟結構呈現出非均衡的普遍常態:從技術變動的角度看,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結構非均衡循環的永恒持續。從市場的供求角度來看,供給和需求能力的變動都是非均衡的,從而產業結構也是非均衡的。從要素稟賦的角度看,資源的相對稀缺差異導致不同部門在不同國家(地區)的發展存在差異。各微觀市場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非均衡狀態將通過市場傳導機制形成多市場的非均衡結構。

　　一國或地區的外貿結構反映了該國或地區在世界分工體系中所擁有的比較優勢、資源優勢和規模優勢,在市場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條件不統一等一系列現實因素的約束下,一國總是根據一定的分工原則參與到國際分工和貿易過程中去,形成了一種低于均衡世界里帕累托最優效率的“次優”配置效率。不同的國家由于要素稟賦的差異,天然地形成了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非均衡外貿結構,并通過進出口的商品結構、地域結構、貿易方式、貿易主體等表現出來。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一般性的外貿結構演進路徑基本上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分工原則之上的,強調發達國家發揮在資本和技術等高級要素方面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發揮在勞動力和資源等低級要素方面的比較優勢。在這種分工安排下,實際上是對靜態比較優勢的一種永恒的肯定和加強,即“強者愈強,弱者恒弱”。一方面,發達國家的高級要素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從而在各種經濟博弈中都處于強勢地位——擁有世界經濟的“定價權”和“指揮權”,決定經濟增長非均衡的各種“短邊”可以在自身積累和外來輸入的條件下得到加長,經濟結構表現出主導性的強勢非均衡特征;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低級要素則可能被過度挖掘,而在高級要素方面卻很難獲得優勢,在各種經濟博弈中都處于弱勢地位,經濟結構也就表現出從屬于發達國家的弱性非均衡特征。

　　二、比較優勢與發展中國家外貿結構的弱性非均衡

　　在現代經濟中,作為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理論依據,主要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及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根據比較優勢學說,為了增進世界福利和參與國的福利,各個國家應當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揮自身的要素稟賦優勢,在此基礎上構建自身的產業比較優勢,從而形成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結構。這一學說的核心內容在于,論證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原則——“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從而,使得國家之間的分工與貿易成為一種普遍的形態,特別是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普遍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最為缺乏的是資本和技術,而具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相對豐裕的優勢;發達國家通常擁有豐富的資本和技術資源,但是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則相對稀缺。因此,在根據比較優勢原則確立的國際分工與貿易框架下,發展中國家很自然地主要發展和出口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而進口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則主要進口前者,發展和出口后者。

　　后來發展了的比較優勢學說認為,在這種非均衡的外貿結構中,發展中國家還能獲得一種動態的比較利益。他們認為,后進國家發展和出口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促進資本和技術的積累,從而豐富了稀缺的高級要素并自動地促進經濟由較低級階梯逐步躍入較高級階梯,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替代。按照比較優勢的這一邏輯,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只需要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可以實現有規律的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的增加,并且這種福利增進量從來都會高于封閉條件下的福利增進量。

　　不可否認,幾乎對于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必須正視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的現實,這對于一個準備進入工業化階段的國家來說更為嚴峻。因此,資本和技術的“原始積累”是首先需要解決的“瓶頸”,需要通過比較優勢戰略的選擇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以獲取長遠發展所需的資本和技術等高級要素。關于比較優勢戰略的選擇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諸多好處和必然性,已經為很多的經濟學家所論證,也已經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史所實踐。

　　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完全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的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少隱患。并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中隨著實踐的推移而逐漸暴露出來。二戰后,普雷維什和辛格(Prebisch,1950;Singer,1950)首先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問題。后來辛格在20世紀90年刊發展中國家貿易結構普遍發生變化之后,重新對他們的貿易條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貿易條件也呈現惡化趨勢。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比較優勢戰略從一開始就是存在問題的。就現實的對外貿易而言,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長期化。比較優勢學說論證的福利增進是以各國的供給條件和生產條件不可改變、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為前提的,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種靜態的要素假定條件已經改變了。就長期的對外貿易而言,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不能自動、自發地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在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依賴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且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通常都是小于1的,所以,最終便是歷史形成的不對等的國際分工地位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被不斷加劇。就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而言,比較優勢戰略不能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戰略。“事實上,出口績效并不等于能夠給本國的生產力和福利帶來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更是不能成為帶動產業升級的領頭產業”。所以,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非均衡外貿結構更加難以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就由此陷入一種惡性的非均衡循環:為了獲得資本和技術,大量出口低級要素產品,而貿易條件趨于惡化;貿易條件惡化則收入下降,并寄希望于更多地出口低級要素產品以獲得更多外匯。

　　這種惡性的非均衡循環反映的是一種貧困化增長(1mmiserizing Growth),即出口商品生產能力的提高反而導致了貿易條件的惡化和對國內經濟產生了不利影響。假設一發展中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的服裝,進口資本密集型的飛機,其生產可能性曲線如圖1所示,S1為該國初始進行分工時的生產點,C1為該國初始進行貿易后的消費點;由于勞動力豐富,生產擴大,生產可能性曲線外移至P′P′,但在橫軸上的移動幅度大于在縱軸上的移動幅度,S2為該國由于勞動力豐富不斷擴大生產后的生產點,C2為該國此階段進行貿易后的消費點。由于需求彈性較低,服裝的相對價格下降,C2處于較低位置的社會無差異曲線U2上,顯示由于貿易條件惡化,使該國的實際消費水平低于經濟增長前的狀況。

　　需要指出的是,貧困化增長發生的前提有三:一是該國的商品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二是該國生產能力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三是國際市場對這種商品的需求彈性較低。顯然,對于一個發展中大國的開放經濟來說,這三個條件是基本符合的,因而更加需要警惕出現經濟的貧困化增長。

　　因此,一方面承認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及其在工業化初期所承擔的重要“引擎作用”,但別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基于比較優勢的長期發展所產生的后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發展中國家建立在資源和勞動力比較優勢上的外貿結構稱之為弱性非均衡式的,即相對于發達國家以高級要素密集度為主的相對或絕對強勢的非均衡外貿結構,發展中國家始終只能處于世界經濟“外圍”的弱勢、從屬甚至是依附的地位,并且難以繼續通過比較優勢戰略形成追趕和超越發達國家的充分動力。

　　三、后發優勢與發展中國家外貿結構的強勢非均衡

　　問題進行到這里,似乎已經陷入了一個探索困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諸多“短邊”約束而難以實現自身造血功能的增強,所以必然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在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框架下增加比較利益,促進資本和技術等高級要素的積累以保證工業化進程有足夠的動力支撐。但是,由此形成的弱性非均衡的外貿結構,事實上可能在比較優勢戰略進行一段時間之后陷入貧困化增長,這顯然不是一個民族獨立的國家和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那么,后發國家究竟應該選擇怎么樣的一種經濟增長路徑,構建一種相對強勢的外貿結構呢?美國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A. Gerchenkron)對19世紀德國、意大利、俄國等歐洲較為落后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進行經驗分析后發現,一個工業化時期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其工業化進程和特征在許多方面表現出與先進國家(如美國)顯著的不同。這些不同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六個命題:(1)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后,其工業化的起步就越缺乏連續性,而呈現出一種由制造業的高速成長所致的突然的大沖刺過程;(2)一個國家的經濟越是落后,在其工業化進程中對大工廠和大企業的強調也就越明顯;(3)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后,就越強調生產資料而非消費資料的生產;(4)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后,對人民消費水平的壓制就越嚴重;(5)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就越大,這些因素的強制性和綜合性就越明顯;(6)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后,農業就越難發揮積極的作用。

　　在這六個命題下,發展中國家則可以憑借“后發優勢”獲得比發達國家快得多的經濟發展速度,從而實現對先發國家的追趕。“所謂后發優勢,指的是由后進國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處,這一益處先進國家沒有,后進國家也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創造出來,而完全是與其經濟的相對落后性共生的,是來自于落后本身的優勢”。也就是說,后發優勢是一種由于后發國家相對于先發國家的落后產生的一種落差優勢,并且相對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長速度就越快。從現代化的角度考察,后發優勢主要有五點:一是后發國對現代化的認識要比先發國在自己開始現代化時對現代化的認識豐富得多;二是后發國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鑒先發國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三是后發國可以跳躍先發國的一些必經發展階段,特別是在技術方面;四是由于先發國家的發展水平已達到較高程度,這可使后發國對自己的現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預測;五是先發國可以在資本和技術上對后發國提供幫助。

　　后發優勢之所以會存在于后發國家,是因為:第一,相對落后會造成緊張狀態。相對落后激起國民要求工業化的強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種社會壓力。這種緊張激發制度創新,并促進以本地適當的替代物填補先決條件的缺乏。第二,替代性的廣泛性存在。這一替代性是指工業化過程中不存在必須具備的一系列標準條件或者是必須克服的一系列標準化障礙,在吸收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后進國家在形成和設計工業化模式時具有可選擇性和創造性。替代性的意義不僅在于資源條件上的可選擇性和時間上的節約,更重要的是使后進國家能夠也必須根據自身的實際,選擇有別于先進國家的不同發展道路。第三,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設備和資金。后進國家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設備以節省科研費用和時間,快速培養人才,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推進工業化,同時資金的引進也可解決后進國家工業化中資本嚴重不足的問題。在世界銀行1991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驗證了這種通過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居上”突破過程是可行的。報告指出:“現代化趨勢是后來居上。英國從1780年起,用了58年時間使人均產出增長一倍。美國從1839年起,只用了47年時間;日本從19世紀80年代起才進入這一增長過程,把人均產出增長一倍的時間縮短為34年。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進入現代化的晚近國家,人均產出增長一倍的時間又進一步縮短了。例如,土耳其用了20年(1957—1977);巴西用了18年(1961—1979);韓國用了11年(1966—1977);中國用了10年(1978—1988)”。

　　可見,后發優勢戰略是可能和可行的。鑒于比較優勢戰略的局限性,發展中國家在有了一定的資本、技術等方面的積累之后,要更加重視通過實施后發優勢戰略來加速國內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實現對外貿結構非均衡的重構。在這一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其著眼點在于學習,力求通過模仿創新來實現經濟追趕,后來居上。

　　產業發展是一國對外貿易的基礎,一國的外貿競爭力根基于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在研究外貿結構的非均衡演進時,必須建立在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之上。本研究在后發優勢學說的基本思想下,建立如圖2的一個外貿結構非均衡演進模型:

　　在模型中,將假定的某后發國家置于開放經濟條件下,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都受外生的國際經濟影響,并將產業經濟和外貿經濟、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以及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納入到一個非均衡循環框架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政策的基本指向是以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定位或地位決定的:定位于獲得比較利益,那么,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都將服務于國際分工體系下的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然而,受限于這一方向的比較優勢戰略必將引發掉人“比較優勢陷阱”的后果,這已經為前面的考察所論證,因此,這里簡要討論基于后發優勢的外貿結構升級及其新非均衡框架的構建。

　　定位于后發優勢的確立和發揮,貿易政策也就不再是簡單地為了實現出口和創匯的目標,麗是更加注重技術引進、技術模仿、制度模仿、人力資源培養等方面的努力,特別是這些努力將以實現某些領域或部門的“增長極”構建為導向,在具體的進出口政策上給予傾斜。在這一外貿政策下,將會出現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外貿產業的相對高速增長,特別是可能出現外貿結構向這些高級要素密集型產業出口的傾斜,對該國長遠的對外貿易發展及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躍升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與外貿政策相對應,本國的產業政策也與之相呼應地定位于“反比較優勢”的對部分關鍵性或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實施特別的鼓勵性政策,促進產業結構的非均衡升級。

　　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后發優勢的大小在于后進國的相對落后程度(即先發國與后發國之間的差距)。因此,當后發國通過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較先發國更高速度增長,這種差距會變小,而后發利益的增量也會越來越小,即后發利益是邊際遞減的。特別地,當后發國家已經接近和趕上先發國時,后發優勢和后發利益也就趨近于零。所以,如果將后發優勢僅僅定位于技術、制度等的引進與模仿,試圖通過這種發揮后發優勢的途徑趕超先發國家是不可能的,這是可能出現的“后發優勢陷阱”。

　　所以,需要對發揮后發優勢的路徑給于修正和限定,并確定一個“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之前,后發優勢的發揮是對先發國家曾經走過道路的模仿與修正,其關鍵在于獲得一條追趕先發國的“捷徑”;同時,也要確立長遠發展與趕超的意識,譬如為更長遠未來的技術創新奠定基礎等,為使后發優勢和后發利益在趨于零的時候保持新的趕超先發國的“后發優勢”準備條件。而在臨界點之后,也就是接近或趕上先發國之后,后發優勢的發揮將主要取決于自主創新的超越精神——整個后發路徑已經確立了一條比先發國更加良好的創新通道,在創新領域可以擁有比先發國更高的生產效率。

　　綜上所述,可以把發展中國家外貿結構的非均衡演進路徑粗略地作以下概括性描述:從比較優勢起步,通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積累比較充裕的高級要素;在比較優勢戰略實施到一定階段后,則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確立和發揮后發優勢,并逐步過渡到以后發優勢為主的外貿結構演進路徑;由于邊際遞減規律的作用,隨著后發優勢的持續遞減到達“臨界點”的時候,則確立一種高級形態的后發優勢戰略——主要是建立一種比先發國家更為有效的創新機制,最終實現后來者居上的超越。

　　四、從比較優勢到后發優勢:我國外貿結構演進的方向

　　發展中國家由于發展的初始條件受到諸多限制,特別是在資本、技術、人才等高級要素以及市場空間有限等關鍵因素上的“瓶頸”制約,必須將本國經濟置于開放條件下,按照比較優勢的分工原則與發達國家進行相應的分工和交換,促進本國在(低級)要素密集度較高方面的比較優勢的發揮,構筑未來經濟起飛的堅實基礎。也正是因為這種分工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原則基礎上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發揮的往往只是在低級要素方面的優勢,而試圖通過經濟結構的自然演進實現與先發國家的平等對接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此構建的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都處于一種弱性非均衡狀態,難以在市場競爭中與發達國家的強勢結構相匹敵。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我國的經濟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其外貿結構戰略也前后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一是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是一個以封閉為主的計劃經濟時代。這一時期,由于經濟基礎非常薄弱,所處的國際環境特別惡劣,經濟政策也傾向于封閉,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小?？梢哉f,在“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支撐下,這個時候的外貿結構戰略基本上是內向型的,只是通過有限的初級產品的出口,換得了部分工業制成品(主要是生產資料)的進口,以此來保證國內的經濟增長。二是1978年以后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經濟越來越走向開放,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這一時期反思了過去封閉的經濟發展方式,客觀地認識了自身的要素稟賦基礎以及通過低級要素優勢的發揮構建經濟“起飛”平臺的重要性,外貿結構戰略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比較優勢取向的階段。并且,我國主要是參與到比較優勢原則下的垂直型分工體系,促進勞動力成本優勢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發揮,通過種種政策優惠大量引進外資、進口機器設備和技術、學習先進管理經驗等;大量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鼓勵發展加工貿易,外資企業大舉進人中國,合資企業在全國各地拔地而起。

　　通過實施比較優勢取向的外貿結構戰略,取得的經濟增長效果自然是顯著的。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在近30年的經濟增長過程中采取上述措施基本上是建立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下、低價向外商供應土地、積極為外來資本提供種種政策優惠和便利等基礎上的,在取得可見的GDP效果的同時卻出現了幾乎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有“中國制造”而鮮見“中國創造”、有“中國產品”而難有“中國聲音”的現象、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的產品極少并在國際市場上常因此遭受侵權和傾銷指控、我國是世界產品市場上的最大供應商和原料的最大需求商可是卻沒有相應的定價權。諸如此類的問題,似乎是個悖論,也足以為民族經濟的核心競爭力感到憂慮。

　　我國在低級要素方面的比較優勢已經完成了其最初的歷史使命,基于比較優勢戰略的經濟弱性非均衡性已經顯現出來了。當前,我國已經在高級要素方面有了一定的積累,未來的外貿結構戰略也就需要由此開始有所改變:在過去的比較優勢戰略為我國經濟起飛打下一定基礎的同時有所超越,發揮由于落后所帶來的在經濟發展方面所積累的勢能差,以“后來者居上”的姿態和“爆破式”的快速推進方式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資本、技術、結構、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加速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的升級以及對發達國家的趕超,逐步擺脫外貿結構的弱性非均衡局面,為向強勢非均衡轉變構建條件。作為一個需要擔當世界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更不應該“依賴”于先發國家曾經走過的經濟增長路徑,而應當尋求一種更為切合后發國家實際和能夠適時實現對先發國家趕超的增長路徑——后發優勢取向由此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與超越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