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焦慮與狂喜

　　不可否認，如果沒有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將是另外一個模樣，新時期的文學，也將面目全非。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文學，尤其對當代文學的影響與滲透是全方位、多層次、無處不在的。

　　20世紀初，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由傳統文化孕育、發展起來的傳統文學，已不能滿足和適應新型社會人們在精神、情緒和感覺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時代要求中國的文學求新、求變。在這種大背景下，各種西方現代思潮挾其經濟、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勢，大舉進入中國，中國的傳統文學在這些思潮的沖擊下不堪一擊、迅速解體，新一代作家們在胡塞爾、海德格爾、尼采、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響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運動。20世紀的中國文學以此為起點，開始由封閉向開放，由本土面向世界。這一時期的作家的作品，無不受到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魯迅的《吶喊》在現實主義基本精神與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等多種手法，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爾、歌德、惠特曼、雪萊等人的多元影響，形成了浪漫主義的風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到了30年代，受弗羅伊德主義及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中國還出現了以劉吶鷗、穆時英等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不過，這一時期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文學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國文學的形式，而沒有深入中國文學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響到中國文學的精神。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思潮的學習，也僅停留在表層上，沒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處。

　　建國后幾十年的禁錮，將西方現代思潮一律擋在了國門之外，偶爾作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譯的國外哲學著作，如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等叢書，以及薩特、海德格爾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們的抗拒、懷疑、批判和漠視，幾乎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國門重新向世界敞開，各種西方現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剛剛從十年文革的政治夢魘中掙扎出來的知識分子，對于來自西方的文化資源有著巨大的渴求。翻譯家們為了滿足國人的這些迫切的需求，開始大量地翻譯和介紹西方各種現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來叢書”，其中大部分是翻譯介紹當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會科學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譯文出版社緊跟著出版了“現代西方哲學譯叢”，其后，三聯書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國與世界》、“學術文庫”、“新知文庫”，翻譯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現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動了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人們不僅接觸到了康德、新康德主義，黑格爾、新黑格爾主義，也接觸到現象學、解釋學、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分析哲學，以及現當代政治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在文學領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譯和介紹。袁可嘉主編的共四卷八冊的《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選》，出版之后便風行一時，成為最熱門的暢銷書。其他出版社也競相出版外國文學作品，如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廣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親睞。伴隨著思想界不斷掀起的西學熱，如薩特熱、尼采熱、弗洛伊德熱、海德格爾熱、解釋學熱、解構主義熱、女性主義熱、新歷史主義熱，中國當代文學也不斷地產生各種文學思潮，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女性文學”等等。中國的批評家們，也從中學到了各種方法論。如1985年被人們稱為“方法論年”，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方法、文藝心理學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涌進了學界。評論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當代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

　　中國文學批評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而中國作家也紛紛從紛至沓來的西方現代思潮中吸取養分，將他們從中學習到的各種編寫技巧及受到的啟發運用到了他們的創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帶有摹仿與學習的痕跡。如王蒙在80年代初創作的一系列帶有實驗性質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識流”小說的深刻影響;余華的作品，受啟發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羅布—格里耶;孫甘露、格非的作品，飄蕩著博爾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等等。外國文學的影響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國作家感到深深的焦慮，隨著他們在創作上的成熟，進入90年代后，這些作家逐漸從外國作家的陰影中走出，在發現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進入90年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持續發生著相當復雜多變的“轉型”，曾經風靡一時的各種西方現代思潮熱逐漸降溫，社會的價值取向也發生了逆反性的變化：隨著文學轟動效應的消失和啟蒙工程的崩塌，知識分子精神領路人的優越地位歸于消解，不再是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告別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擊崇高，張揚私人化，逃辟歷史和現實，文學在90年代也逐漸由中心走向了邊緣。中國社會在90年代出現了后現代的傾向，解構性話語成為文壇主流，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如?？?、拉康、德里達、羅蘭·巴特的學說，成為時代的精神主角。中國的文學，受此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后現代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時的西方現代思潮還有女性主義與新歷史主義。這兩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國文壇“新歷史小說”與“女性文學”興盛一時。

　　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們將選取對中國當代文學影響最大的六個思潮：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作為研究對象，以它們為代表來分析和透視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

　　一、現代主義：先鋒的舞蹈

　　中國的先鋒文學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廢墟之上生長起來的。它的萌芽、壯大以及衰落都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息息相關。

　　十年文革對人們，尤其是新一代年輕人的信仰和價值觀念的摧毀是致命的：他們對曾經“偉大”和“崇高”的各種觀念產生了懷疑，他們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漸消失，他們因生存迷失了確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與彷徨;而此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則出現了安定團結的局面，人們工作與生活的重心，由從前的“階級斗爭”轉向了經濟建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的確立，也為人們接受更多的西方先進文化提供了一個大環境;另外，改革中變幻的生活使人們對世界和藝術有了許多新的認識和體驗，以往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模式、表現手法已經使許多人感到了表達上的局限;長期處于閉塞狀態中的中國人，在這歷史急劇變革的時刻，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機、人的異化和自我價值迷失基礎上產生的現代主義思潮，以銳不可擋之勢涌入了中國。

　　從1978年開始，國內的各種文學刊物便開始大量發表介紹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論文，各出版社對現代派作品和現代主義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風，并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其中影響較大的圖書有：《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漓江出版社)、《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外國文學出版社)、《歐美現代派作品選》(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藝思潮論叢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意識流小說理論》(四川文藝出版社)、《敘事話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現代小說美學》(湖南文藝出版社)、《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現代派小說作家的經典作品，如普魯斯特的《追憶流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伍爾芙的《到燈塔去》、?？思{的《喧嘩與騷動》、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川端康成的《雪國》等等，也紛紛被翻譯成中文，為中國的先鋒小說作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本，對中國的先鋒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內對西方現代主義理論的了解主要來自于翻譯家們的翻譯和介紹文章，據統計，從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發表介紹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多達400多篇。以袁可嘉、陳焜、瞿世鏡等為代表的批評家為西方現代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的譯介文章和論著有：袁可嘉的《歐美現代派文學的創作及理論》、《象征派詩歌·意識流·荒誕派戲劇——歐美現代派文學述評》、《意識流是什么》、《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述》、《略論西方現代派文學》;陳焜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意識流問題》;瞿世鏡的《“意識流”思潮概觀》、《伍爾芙意識流小說家》;李春林的《東方意識流文學》等等。

　　隨著翻譯工作的展開，從1980年開始，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爭論，也在創作界和評論界拉開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們長期接受的主要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滋養，思維形成了現實主義文學觀的定勢，因此，當反現實主義傳統的現代主義突兀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時，有相當一部分“忠誠”于現實主義文學的批評家們便紛紛撰文抨擊現代派文學，并從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角度來否定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評家對保守派們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反駁。持贊同現代主義觀點的批評家們一般不否定現實主義文學既定的種種原則，如“文學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藝術源于生活”等，也都認為西方現代派文學有頹廢和消極的一面，但是，他們指出，現代主義文學比現實主義文學提供了更多的視角、層次和側面來反映生活，可以為中國未來的小說創作提供更多的編寫技巧和文學方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現代主義的論調漸漸銷聲匿跡，評論界對現代主義文學可以開拓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空間、適當運用可以豐富與深化文學的表現力這一觀點逐漸達成了共識。正是因為評論界對現代主義文學有助于中國文學發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國先鋒文學勃興一時，也正是因為評論界對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界限的曖昧態度，以及對“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國作家和評論家們對西方現代主義產生了“誤讀”，并使中國的先鋒文學成為帶有濃厚現實主義色彩、富于中國特色的先鋒文學。

　　1986年，魯樞元在《文藝報》上發表了《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一文，提出文學藝術要“向內轉”，即轉向文學藝術自身的存在，回歸到文學藝術的本真狀態的主張。魯樞元的這一文學理念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為代表的一批評論者的反擊。于是，一場關于文學是否應當“向內轉”的爭論以《文藝報》為陣地熱烈地展了開來;1988年，爭論中心又轉移到《文藝爭鳴》。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時期文學要警惕進一步“向內轉”》、童慶炳的《文學的“向內轉”與藝術創作規律》、魯樞元的《大地與云霓——關于文學本體論的思考》、武林偉的《“向內轉”與文學的現代意識》、張炯的《也談文學“向內轉”與藝術規律》、曾鎮南的《新時期文學“向內轉”之我見》等等。這一爭論直接導致了當時文化界的“本體論”熱。中國的知識分子因此更多地關注存在、價值、對話、心靈交流等一系列哲學、美學、文學問題。人們不僅注意到宇宙“時空本體”的總體存在性，現代“人的本體”存在語境與狀況，而且注意到文學“作品本體”存在的詩意表述，“主體間性”存在的“價值本體”交流，以及讀者和作者間的“本體對話”等問題，使得文壇出現了理論深化和文學作品的深度意義發掘的連鎖效應。在同一時段，中國的先鋒文學運動也被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