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優化調整專業結構是以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為切入點和著力點，建設高水平高職院校及專業群、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破解企業“用工荒”與學生“就業難”的一項重要舉措。高職院校專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要針對目前專業設置與產業鏈或職業崗位群對接不暢、錯位脫節等現實問題，以服務區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協調推進人力資源開發與技術進步，促進招生就業、人才培養與產業轉型升級聯動配套為目標導向，以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技術鏈、產品鏈、創新鏈耦合銜接為邏輯整合延拓，以“聯邦型”專業結構為主模式，以“專業預測預警+專業認證評估→專業分類管理→專業群建設”為基本路徑，聚力打造具有國際水準的品牌專業群。

　　關鍵詞 “雙高計劃”;專業結構;專業分類管理;專業群建設;優化調整

　　《長江師范學院學報》是經國家新聞總署批準，由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主管、長江師范學院主辦的綜合類學術期刊。

　　當下飛速發展的網絡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技術帶來了人力資源生態系統的五個“進化”，即工作過程“去分工化”、人才結構“去分層化”、技術技能“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產銷研服“一體化”[1]。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國家及地方“十三五”規劃等發展戰略明確提出產業轉型升級和崗位結構調整的新要求、新任務，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但是有調查顯示，各地區的一、二、三產業普遍存在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總量不足的問題，而且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能力與職業崗位需求不相匹配等結構性人才短缺現象更為突出[2]。專業是建設高水平高職院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四梁八柱”，是高職院校與經濟社會互動交融的紐帶。出現職業技能人才瓶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高職院校專業結構與外部供需結構對接不暢、錯位脫節。因此，優化專業結構，從關注單個專業建設轉向強調專業結構動態調整及專業群建設，做好“存量升級、增量優化、余量消減”，激發改革“效率紅利”，是高職院校主動適應產業鏈或職業崗位群結構調整、創新教育教學組織方式、增強內生發展動力，充分發揮人才供給側和社會動力站職能的自我革命。

　　一、高職院校專業結構的現狀、問題及原因剖析

　　探索構建高職院校專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動態機制是持續深化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職業教育現代化，貫徹《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落實《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實現高職院校高質量卓越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點任務。2010年教育部發布《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工作重點》，明確提出要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專業結構動態調整、預警和退出機制。2015年教育部出臺《普通高等學校高等職業教育(專科)專業設置管理辦法》，啟動實施專業設置備案制度，進一步擴大了高職院校專業建設自主權。2019年國務院出臺《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教育部和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各地區也接踵出臺配套建設方案、組織實施行動，開展現代化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工作及規范化、特色化、品牌化專業建設工程等，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引領改革、支撐發展、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品牌優勢專業及專業群，強化專業特色內涵發展，推進專業集聚和跨界整合能力，著力提升高職院校辦學水平和服務國家戰略、融入區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的供給效能。

　　但從總體看，我國高職院校現有專業結構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和短板，專業體系重塑及專業群建設的任務依然十分繁重。一是專業總體布局主要遵從于行政指令和依據學科譜系建立關聯，呈現出“單一的結構”形態，缺乏個性和特色，在專業群建設上貪大求全問題也較為突出，同類高職院校專業群建設路徑高度同質化，而且行業企業參與建設的積極性和深入度也不高[3]。二是“單一結構”形態的專業體系在組織架構上卻又分屬于不同的、相對“自治”的獨立院系，產生一定程度的“組織壁壘”，導致專業之間“箱格化”現象明顯，彼此之間缺乏深度合作與支撐、跨界與交融。三是專業設置與產業鏈或職業崗位群的關聯度較低，兩者之間存在著較大供需疏離與鴻溝[4]。四是新專業設置有盲目追逐市場變化、冒進跟風的傾向，導致新專業存廢隨意、變動頻繁[5];專業建設資源分配欠均衡，導致主體與核心專業投入不足、無法形成品牌優勢和集聚效應，而一些傳統重要的老專業卻遭遇資源淺灘和生存危機。

　　究其原因，一是高職院校在專業的市場需求與建設水平方面尚未展開基于大數據的科學調研及制訂嚴謹規范的專業預測預警和專業認證評估指標及標準體系，專業結構動態調整的理性機制尚未建立健全，因而無法有效結合區域功能、產業特點構建特色化、差別化、“適合的”專業建設和發展路徑[6]。二是高職院校專業設置對社會供需變化更多的是一種滯后性的“條件反射”，缺乏主動研判、風險前瞻和開拓意識，導致專業結構要素配置與現實供需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扭曲，專業體系整體適應度不高，內涵式改革的創新驅動力不強[7]。三是產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科學技術的更新換代，人才需求的日新月異，辦學模式的多元形態等種種內外部情境因素變幻都為高職院校專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增加了重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亟需加強規劃意識，形成具有針對性、前瞻性、協調性和適切性的專業結構發展藍圖。

　　二、高職院校專業結構優化調整的理論依據

　　(一)克拉克的多學科邏輯框架

　　美國高等教育研究專家伯頓·克拉克(B. Clark)在其經典著作《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中提出要建立“行政和市場”“組織和文化”等多學科邏輯框架[8]，綜合運用歷史、政治、經濟、組織、地位、文化、政策分析的視角、觀點、方法和技術來增進對專業結構內在規律的更為系統深刻的把握。

　　“行政和市場”主要包括兩重維度序列：一是把專業結構按照內部專業之間的關聯松緊程度進行排列，即從緊密的制度化關聯逐步過渡到寬松的市場化關聯。關聯緊密的端點是“單一的結構”，即所有專業是一個行政權力支撐下的制度化正式結構的各個組成部分，并朝向共同的目標一體化發展;接下來是“聯邦的結構”，即專業之間被允許存在一些異質性的個體發展目標，但為了共同的教育、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及職責而保持著制度化正式關聯;再往下是“組合的結構”，即各專業主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自身發展為宗旨，定制個性化和特色化的發展目標與路徑，在專業之間只存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和以市場效益為基礎的非正式或準正式合作;在關聯寬松的端點出現一種情境，即不存在普遍性的發展目標，各專業完全自治，獨立市場化運作。二是把專業結構按照與“行政”和“市場”聯動的松緊程度進行排列，構成一個行政權力不斷減弱，市場調控不斷增強的連續維度。在與行政權力聯動緊密的端點，專業結構由上級行政部門進行頂層設計，再根據專業體系的“權力結構”決定各專業的權責義利、發展模式等;在與市場調控聯動緊密的端點，專業結構由市場交易(生源市場、就業市場、聲望市場等)確定，再通過“交換”和“競爭”來分配資源與組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