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大學行政化現象日趨嚴重，不僅有大學自身的原因，也有教育體制的原因。要根本上實現大學的去行政化，就必須面對問題的根源，探索教育體制改革之路。通過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校關系，改革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探索適合教育發展規律的教育管理機制，實現教育行政領域的善治。

　　論文關鍵詞：行政化,教育體制,改革

　　今年年初以來，人們對大學“去行政化”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溫家寶總理2010年2月27日在與網友交流時指出，我們現在的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問題，其中的一大問題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第二天，也就是2月28日，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征求意見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提出了未來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兩會期間，大學“去行政化”問題再次受到兩會代表的關注，有代表在發言中直指大學“去行政化”問題，九三學社還在政協會議上提交了《關于去除行政化，治理大學腐敗的提案》，指出要去除高等教育系統的行政化。隨后，多位知名大學的校長也就大學“去行政化”、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的問題發表了看法，網絡上網友也就此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公眾、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廣泛呼吁“去行政化”，行政化為何讓人們如此難以忍受，人們的愿望又是否能實現，如何實現?本文試對這些人們關注的問題進行探討。

　　一、大學“行政化”弊端的診斷

　　教育體制的種種積弊，歷來為人們所詬病，而大學的行政化，無疑是當下教育領域諸多問題中最嚴重、從學界、政界乃至整個社會最為關注的中心問題。

　　所謂高校行政化，是指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過多地延伸到高校，政治范疇、行政結構、行政運行機制、政府行為方式、行政級別劃分等滲透到高校的管理中，高等學府儼然行政機關，導致高校普遍滋生官本位意識，官本位現象日趨嚴重。高校成為教育行政系統或地方政府所屬的一個分支機構，并相應地被劃分為不同的行政等級，高校管理者也相應地被賦予不同的行政級別，享受相應級別待遇。高校教師則“學而優則仕”，對行政領導職務趨之若騖，關心行政權力甚于追求學術進步，官本位意識比政府官員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人們將如今的大學形容為“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高校也逐漸從學術殿堂演變為準行政單位，機構設置、職能配置、管理層級、規章制度、運行機制等參照行政機關設計安排，衙門化習氣嚴重。

　　行政化現象嚴重，必然破壞了高等教育發展所應遵循的規律，產生種種的問題。

　　第一，從高校與外部的關系上看，行政化使高校包袱沉重，難以實現高校自治。高校有部屬、省屬和市屬之別，為了管理需要，設置了機構龐大的教育行政系統。教育資源配置權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門，大學很難從根本上實現辦學自主權，從經費撥付、人員編制、專業設置、招生指標、校領導任命、課程內容、考試內容、教育質量評估等，無一不受制于教育主管部門。教育主管部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高校行政領導的角色，高校成了教育主管部門的下級部門，接受上級部門的領導。高校作為事業單位，卻存在行政級別這一特殊的現象。如此，高校要實現教育改革創新，要海納百川招攬名師，要創新專業和課程設置，要因材施教培育英才，可以說舉步維艱，困難重重。

　　第二，從高校內部的管理上看，行政化導致學術權力邊緣化。行政權力的擴張直接導致了學術權威與行政權力的沖突。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職責范圍劃分不清，權力主體在意志、行為、利益等方面互相沖突。各種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等學術權力組織大多淪為咨詢機構，行政機構常常越過學術機構進行決策，學者、專家的意見在決策中往往被忽視。權力界限模糊，兩種權力在相互交織中造成權力錯位、越位，行政權力往往代辦包辦學術事務。

　　行政化問題，不僅是高校內部的問題，更是教育體制的問題，我們應該把大學行政化現象與深層次的教育體制問題聯系起來思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諸多領域取行世人矚目的具大成就，然而教育領域的改革依然遲滯，被稱為計劃經濟時代的最后一個堡壘。教育主管部門也并非無動于衷，素質教育、教學改革、考試形式改革等等，也不斷提出一些新的舉措，然而不觸及最深層次的教育體制問題，那只能是“頭痛醫腳”。

　　二、破除大學“行政化”的路徑——直面教育體制改革

　　要破除大學行政化，就要找準病根，對癥下藥。大學行政化現象日趨嚴重，不僅有大學自身的原因，也有教育體制的原因。要根本上實現大學的去行政化，就必須面對教育體制問題，針對根源問題，探索教育體制改革之路。

　　(一)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校分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學尤其是公辦大學是政府的附屬物，涉及學校的重大

　　決策，往往由政府代替包辦。資源高度集中基礎上的集權體制是行政化的體制根源，那么轉變政府職能就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體制與大學組織結構具有一種直接的關系，這種直接關系就是體制決定大學組織結構。假如是集權的體制，那么就會形成集權的大學組織結構……大學幾乎是類似于政府的組織，而不可能是學術組織。”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學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政府就要轉變職能，教育行政部門要由對學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轉變為運用教育立法、教育發展總體規劃、咨詢服務和其它必要的行政手段，簡政放權，實現政校分開，擴大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對大學實施宏觀管理和監督。

　　政府要放權，逐步放開校長任命、人員編制、招生計劃、專業設置等方面的審批權，變微觀干預為宏觀管理，注重依法規范教育行業秩序，積極幫助培育而不操控和插手學校的具體教育事業。

　　(二)改革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實現學術權力回歸。

　　1.摒棄“官本位”的傳統行政理念，建立以服務學術中心工作為導向的管理理念。大學的行政權力不宜過于強大，而應以教學科研活動為基礎，實現學術權力的主導地位。通過完善大學內部管理體制，提高職能部門管理和服務的能力，為學術活動提供資金保障、信息服務、后勤保障。提高執行力，強化服務功能，將“管理就是服務”的理念貫穿于行政過程。“應建立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關系的協調機制，形成有機的分工、合作與制約關系。最后，著手削弱官本位思想地位，消除其不良影響，使行政權力服務于學術權力”。

　　2.進行適度分權，實行彈性化管理。要界定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邊界，要實現充分分權，以權力制約權力。在學術活動領導，行政權力要將錯位的權力退位，使權力重心回歸學術機構。為了防止行政權力無限擴大和學術權力的邊緣化，應改變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實現專家治校，廣泛吸收教師、專家參與行政決策，實現以學術權力為主導。“教師和管理人員的利益是共同的而不是對立的，兩者都是大學的工作人員，應該像同事一樣分享權力”。要建立各級教授會、專家評議會、學術委員會等形式，發揮學術權力對行政權力的制約作用。充分發揮基層學術委員會的權力，使教師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目標，使教師真正做到民主參與。“要改變大學教授熱衷擔當行政和領導職務的風氣，其最佳的途徑是強化學者在學術決策中的首要權力。一旦大學教授在大學的學術決策中占據一席之地，他們就沒必要再去爭搶那些行政和領導崗位了”。

　　(三)探索高等教育市場運行機制，實現善治。

　　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市場經濟的高效率，而以高科技為主要特征的知識經濟是經濟整體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源泉。教授、專家、學者和大學，是推動科技發展的核心成員和主要依托機構。因此，大學既是促進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反過來也深受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本身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才能更好地獲得發展。

　　首先，高等教育要融入市場經濟，就要探索既符合教育領域規律同時又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運行機制，探索公民社會中實現善治的途徑。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公民社會精神的培育，公民社會的特征是善治，也就是政府在管理過程中注重與公民和社會的合作，雙方依托法治化和民主化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達到善治。在此背景中，教育行政部門要實現善治，真正使高校去行政化，就要放棄集權，還政與民，還政于高校。政府要變管制為服務，強調自身行為的合法性、透明性和責任性，要重視回應公民對教育的需求，要尊重高校的辦學自主權。

　　其次，大學要調整姿態，改變組織邊界，善于與工商企業界合作，整合資源，促進發展。市場發育的程度日趨成熟，過去由組織內部單獨完成的許多業務，如今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來完成。大學也一樣，大學要給自身減負，改變管理的低效率，就要把一些非核心的業務如后勤管理、醫療服務等通過外包的方式轉讓給校外組織完成。同時，大學要加強在市場化環境中獲取資源的能力，要善于籌集發展資金、善于從事技術開發和轉讓。

　　再次，要培育行業組織和中介機構。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是市民社會的繁榮，而市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各種行業組織健全，中介機構發揮重要的作用。過去，高校的教育教學質量要接受教育主管部門的評估，而教育主管部門本身卻是規則的制定者，這一不合法理的制度使高校和高等教育深受其苦。而通過行業組織和中介機構依托科學的評價標準，從中立者的角度對高校的教育教學質量進行獨立評估，才能確保評價結果的公正和客觀，有利于檢驗學校的真正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從而促進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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