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制定符合自身收入階段和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收入標準是判定一國發展階段、發展狀態和增長動力的前提條件。本文以中等收入門檻為例，通過梳理文獻和統計分析歸納收入標準的決定因素，進而定量分析不同收入標準對“中等收入陷阱”識別和動因的影響，最后探討中國當前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和中等收入轉型難度。研究發現：收入門檻的界定依賴于收入分類法、數據來源和統計口徑的不同組合，進而直接影響中等收入國家數目、“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的判斷;使用不同的收入標準，中國目前都屬于發展中國家，且跨越高收入門檻的難度和時間不同。不同收入標準適用于不同的經濟增長問題，宜匹配恰當的收入分類法、數據來源和統計口徑，不可隨便混用。本文為與收入階段相關的學術和政策研究提供了詳細的分類依據和數據支撐。

　　關鍵詞：收入標準;分組門檻;中等收入陷阱;新結構經濟學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引起了眾多的國際爭議，是當前WTO改革和中美貿易談判的重要議題。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額已經躍居世界第一，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經濟行業的發展處于世界前沿，屬于高收入國家;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的人均收入與發達國家之間依舊存在較大差距，中國的HDI發展指數較低，屬于發展中國家(馬瑩，2019)。但自1964年聯合國第一屆貿易和發展會議提出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國際上至今仍未形成統一的界定標準。2019年，美國以“總理事會決定草案”的形式明確WTO成員符合以下任意條件都不屬于發展中國家：(1)世界銀行認定的高收入國家;(2)正在加入或者屬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3)20國集團(G20)成員;(4)貿易總量占全球貿易總額不低于05%。其中，收入標準的確定直接關系一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認定，進而影響了其適用的WTO規則以及在其他國際組織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世界銀行的收入標準是否具有合理性?中國能否跨入高收入門檻?不同的收入標準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以及未來的增長前景會具有怎樣的影響?針對上述問題，學術界目前研究較少。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捷徑是遵循經濟體自身的發展階段和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林毅夫，2014)。但是經濟發展階段并非僅有“窮”與“富”(或“發展中”與“工業化”)這種兩分的情況，而是一條從低收入的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業化經濟的連續譜，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都是這條連續譜上的一點(林毅夫，2014)。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存在差異，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與發展戰略也有所不同(王勇，2017)。Lin & Wang(2020)研究發現，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生產服務部門的角色是不對稱的，不發達的生產服務部門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不是制約性因素，但當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階段后，就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如果未能及時實現與經濟結構轉變相適應的產業升級，經濟體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認定，還是依據經濟體的發展階段和稟賦結構制定最優發展戰略實現高質量發展，前提都是收入標準的界定。而從定量層面，如何劃分一國所處的收入階段，學術界尚無定論。世界銀行最早參照貸款業務的分類標準，按照人均GNI(Altas法)將各國劃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一部分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不同的分類方法和門檻 ，比如絕對分類法和相對分類法，以及按照不同原則提出的具體收入門檻的閾值。Han & Wei(2017)利用人均GNI均值和人均GDP均值之間的比例，推算不同數據來源下現價GNI與不變價GDP之間的對應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計算不同收入組別的門檻值。陳斌開、伏霖(2019)在Han & Wei(2017)的基礎上，計算了2011年PPP不變價美元下的收入分組標準。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一些學者提出了中等收入標準，從而確定了不同的收入分組。Spence(2011)將5000-10000美元的人均GDP作為中等收入區間，Eichengreen et al.(2012)將10000美元(2005年不變價)的人均GDP作為中等收入門檻值，Aiyar et al.(2013)將2000-15000美元(2005年不變價)的人均GDP作為中等收入區間。另一部分學者直接對世界銀行的收入分組標準提出質疑。Badiee(2012)指出，世界銀行的收入分組是否有用?應該使用人均收入指標，還是其他指標或者更加綜合的指標?收入是否應該使用匯率或PPP衡量?應該如何設置分組界限值?各組之間是否存在一個“自然”的分界線衡量人均GNI或其他指標?應該如何以及多久調整一次分類標準?界限值是應該調整還是只進行單一排名?是否應該超越GDP，如果是的話，怎樣構建衡量標準?

　　與收入標準探討最為密切的，便是廣受爭議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由于不同學者使用不同的中等收入標準，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量化標準也存在差異，導致對同一個經濟體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結論相互矛盾。以中國為例，Eichengreen et al.(2014)，使用PWT 63、PWT 71和IMF數據，均發現中國已經或者即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Felipe et al.(2017)研究發現，中國在2015年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Glawe & Wagner(2020)將2000-7250美元作為中低收入區間、7250-11750美元作為中高收入區間，分別使用世界銀行2004-2011年的數據補充Maddison(2010)數據庫中的中國數據以及IMF數據，發現中國2015年或2016年已經進入中高收入階段，沒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不同的收入標準和收入陷阱的定義，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比如產業結構轉型失敗、經濟增長模式調整不及時、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老齡化、創新不足等(Zhang，2016;楊克泉等，2017;郭熙保、朱蘭，2016，2017;Wagner，2017;張榮、張桂文，2017;Lin & Wang，2019;Wang &Wei， 2019)。由于缺乏理論基礎，再加上收入標準界定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使得上述研究結論缺乏可比性和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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