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劉承干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原籍上虞)。浙江省吳興南潯鎮人。被魯迅先生喻為“傻公子”。文章發表在《雜文月刊》上，是中級文學職稱論文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劉承干,南潯嘉業堂,藏書樓

　　劉承干不但藏書，而且還自己雕版刻書。前后計有《嘉業堂從書》、《求恕齋叢書》、《影宋四史》、《舊五代史注》等。另外他還大量地刻了被清政府列為禁書的《安龍逸史》、《翁山文補》等。

　　兵燹能夠蕩滅藏書家的所有收藏，戰火也能造就新的藏書家，近代大藏書家劉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槍炮聲中揭開其藏書業序幕的。他創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的嘉業堂藏書樓與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海寧別下齋并稱為晚近浙江四大藏書樓，而嘉業堂藏書樓更因為“插架縹緗”而使時人不得不嘆曰：“惟衡明近日儲書之富，嘉業殆不愧巨擘矣。”

　　嘉業堂主人劉承干(1882—1963)，字翰怡，號貞一。1882年出生于南潯。1911年，劉承干為“避難”遷居上海，開始了他的藏書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資三十萬余，共得書籍六十萬卷”，成為近代私家藏書的顯赫人物。

　　那么，劉氏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從身無數卷而成為近代藏書量最豐富的私人藏書家呢?

　　首先，劉氏藏書時代公共圖書館運動已經聲勢浩大，但私家藏書業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礎，嘉業堂正是新舊交替歷史時代的產物。

　　其次，湖州一帶民間素有藏書之風，自古以來多藏書家，所謂“上自都門，下殆海舶，茍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跡緣沿而購取之”就是最好的寫照。項士元在《浙江藏書家考略》中也說：“以地域言，杭、嘉、湖、寧、紹五屬為最盛，臺、溫次之”，而“嘉、湖之間，藏家尤盛”。根據吳晗的不完全統計，湖州歷代入流的藏書家有沈約、丁樸等24人，清末四大藏書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舊家大族紛紛避居上海，大量散賣收藏的古籍。一時之間，“藏書家與書賈，群視此為貿易之場。”而且，一些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齊集上海，使他藏書的鑒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繆藝風、葉昌熾、張元濟、沈曾植、董濤、王國維、羅振玉、勞乃宣、吳昌綬、馮煦、況周頤等均為劉氏的藏書、刻書作出過貢獻。

　　1910年至1924年嘉業堂藏書樓建成為劉承干藏書業的興起階段。

　　由于劉承干購書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書多為書商主動送上門的，也有相識的藏書家介紹轉賣的。常上門的書商有博古齋主人、綽號“柳樹精”的蘇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續傳燈錄二冊，博古齋送閱”。有“書林怪杰”江寧人錢長美，有杭州人陳立言、李紫東，還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書商，他們為劉承干送來了幾十家藏書家所散之書，綜而言之，主要來源于以下各家：

　　1、繆荃孫的藝風堂藏書。“藝風之守山、學津兩巨編，亦歸于劉”。 “藝風以精槧易米，翰怡持函目見示……，共宋本十四種、鈔本四種”等。

　　2、郭調元的藏書。“南宋本班范兩書，……本朝自藝蕓書舍歸于郭筠仙侍郎，翰怡專人輦金至長沙載歸”等。

　　3、繆蘅甫東倉書庫藏書。“翰怡出示群籍，皆書肆送來樣本，太倉繆蘅甫舊藏也”等。

　　此外，歸諸嘉業堂的還有吳縣顧氏藝海樓、吳昌綬雙照樓、王氏彊學簃的藏書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書更是不勝枚舉了。

　　在收購古籍的同時，劉承干還花費大量錢財請人抄書。其中以《清實錄》、《清史列傳》最為珍貴。《清實錄》是清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當時全國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宮，1920年，劉承干雇人將此書抄錄出來，據說，“抄校之費，殆近二萬金”，這部抄本即為國內少見的副本之一。《清史列傳》也是劉承干雇人從北京國史館抄錄出來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傳記未被趙爾巽的《清史稿》收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由于兩部抄本價值極高，因此成為嘉業堂的鎮庫之書，人談嘉業堂必言二書。

　　劉承干的刻書態度是嚴肅的，“每決定刻印某一種書，事先必請專家鑒定，專家推薦以后，再請對這門學問最有權威的學者校訂稿本。”然后請名人作序作跋。《吳興叢書》的跋多側重作者生平、所刊書的內容和得書過程。《求恕齋叢書》的序則重學術源流、得書刊印過程，而《嘉業堂叢書》的序偏重校勘之學。

　　那么，劉承干為何要將藏書樓建在離上海有二百里之遙的南潯，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這要從其“非徒藏之，又將謀所以永其傳”的藏書目的來理解，而在宗族觀念濃厚的劉承干看來，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途徑就是“隸之義莊，與宗人共守之”，也就是說，只有將藏書樓建在家鄉，才能使藏書永遠流傳下去。

　　嘉業堂藏書樓的興建，是劉承干藏書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標志著他的藏書事業已臻于全盛，這種繁榮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34、1935年。在這一時期中，劉承干的藏書量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藏書樓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對所藏圖書進行了整理編目、對外業務往來也達到了最高峰。

　　藏書樓落成后，大江南北的書商紛紛聞風而來，劉承干則是來者不拒大量收購，藏書數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劉氏停止購書時，總藏量已有二十萬冊六十萬卷。那么，這些藏書有些什么特點呢?概而言之，約有數端：

　　第一，藏量豐富，號稱六十萬卷，其規模是其他私人藏書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書量最豐富的鶴山學院藏書十萬卷，明代大藏書家毛晉的汲古閣和目耕樓所藏僅八萬四千余冊，大名鼎鼎的天一閣藏量也只有七萬卷。再看晚清四大藏書家的藏量：海源閣盛時為二十萬八千三百卷，鐵琴銅劍樓十余萬卷，皕宋樓十五萬卷，八千卷樓一萬五千余種。因此，時人說嘉業堂藏書樓“暉麗萬有，倍足空前絕后”。

　　第二、藏書以明清詩文集為主。由于劉承干藏書的最初目的，一是為其生父編著《皇朝續文獻通考》，二為完成繼父《國朝詩萃》的編纂工作，故藏書品種的選擇重在一個“用”字，而不是專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鑒賞家”。因此，成為當時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謂“其時風氣，明清兩朝詩文集，幾乎無人問津，茍有得者，悉趨于劉氏”。就樓藏分析，有明刊本二千種，“其中明人集部約六百種，許多為四庫未收”。清刊詩文集五千種。而宋本“總計七七，復本五種”;元本“總計七八，復本五種”，重明清、輕宋元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藏書重史部、集部，輕經部、子部。藏書中經部計501部21411卷5648冊，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冊，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冊，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冊，這一特點自然也與其藏書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鄉邦文獻搜集豐富。樓藏地方志約有四千種，除去復本，計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冊。其中海內珍本有62種，還有不少其他類型的地方文獻。

　　藏書樓成立以后，有職員四人進行管理：編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職8年，1932年至上海圣約翰大學任教后，由助手施維藩(韻秋)接替。另有嘉興人王善繼負責刻制大小書箱和書櫥并兼管庶務，二人月薪均為20元。還有劉承干的堂弟劉君實專司清點卷數、敲蓋圖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門房、廚房、花園和打雜，月薪10元。加上其他費用，書樓日常開支一年約為三千元，主要通過“置田若干畝，取息以為常費”來維持。

　　這一時期藏書樓的任務除了接待來賓、刊印書籍外，還著眼于編訂書目和對外交流。早在藏書樓建立之前，劉承干已請人編《嘉業堂藏書志》，此書初由繆荃孫編撰，繆過世后由董康續任，董在繆稿基礎上，一則作了大量的刪削，二則著重于增補劉承干1919年以后新買之書，但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書最終并未完稿。

　　數盡則窮，盛滿則衰，至1934、1935年間，劉承干已開始零星賣書，將宋刊蜀大字本《史記》、宋白鷺洲書院本《漢書》、一經堂本《后漢書》、宋刊元補本《三國志》、淳祐刊《竇氏聯珠集》等書賣給了“專購宋元刻本”的寶禮堂潘明訓。其它如藏書樓內部制度不夠完善、劉承干興趣全部轉移到商業活動上均是造成藏書樓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日本的侵華更是加快了嘉業堂的中衰。

　　1937年杭嘉湖地區淪陷后，藏書樓工作全面停頓，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絕日本人所謂“駐兵保護”的要求后，劉承干通過賄賂偽軍，于一日夜間用船將三萬余冊珍本運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對無法運走的書籍均抽去第一冊，并將它們藏入劉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這一時期，嘉業堂藏書業的衰落還表現在劉承干的幾次大規模散書上。

　　第二批大規模賣出的是400余種明刊本，它們都是經買主張叔平精心挑選的，內中同樣有不少善本，但其價值則稍遜于中央圖書館所購的那批書，現收藏于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庫。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抗戰時期劉氏大規模的賣書僅此二次，但零星賣書還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潯向劉氏“要當地志書，因送湖州府烏程、歸安二縣及南潯鎮志，價買《永樂大典》四十三冊，計四萬三千元”。這部《永樂大典》殘本不久送到了滿鐵圖書館。

　　由于抗戰時期藏書樓元氣大傷，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亂，圖籍破損。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周總理妥善保護天一閣和嘉業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戰士專門保護藏書樓，陳毅并在攻打上海前專程視察了藏書樓。

　　全國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業堂，浙江圖書館和嘉興地區圖書館派了大批工作人員來樓整理混亂不堪、塵封蠹蝕的藏書，經四個月的時間方才整理就緒。“造具清冊時，共有書籍十一萬余冊，雜志三千余冊，自刻書二萬余冊，木板三萬多片，這就是解放時嘉業藏書樓的主要家底”。此后，嘉業堂一直是浙江圖書館的外縣分館。

　　如前所述，南京淪陷后，劉承干曾將三萬余冊古籍運到上海寓所，那么，這批書(除賣給中央圖書館和張叔平的外)在建國后的命運如何呢?根據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書由劉承干或贈或賣與他的親朋好友，如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種。而大部分則分別歸屬于復旦大學圖書館、北京中國書店、天津中華書店等處。

　　據華東師大周子美先生介紹，解放后劉承干收入減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買主，因此，復旦大學圖書館向劉承干購買了一部分古籍。又據當時去劉家購書的復旦大學圖書館潘繼安先生說，復旦圖書館曾先后三次購買了劉氏藏書。

　　第一次是1954年，劉承干以每本0.35元的價格出讓清刊本2037種，其中經部132種，史部393種，子部160種，集部1133種，志部170種，叢部49種，不少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劉承干在民國初年化數萬元從國史館抄出的《清實錄》、《清史列傳》價值最高，成交價為6千元。

　　北京中國書店、天津中華書店分別于1958年從劉承干處購買了一些書。“北京中國書店李新乾同上海書店李大宸持葉蕘城介紹信來，要看書。”天津中華書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劉家的，“上海書估李大宸同天津中華書店王仲珊來，二次成交書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國營書店也與劉承干成交了一批書，“北京書估葛鴻年由春藩同來，以《永樂大典》三十七冊(按：此為劉氏抄本，非嘉靖、隆慶間抄本)售去，每冊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則》二十冊一百元”。

　　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盛極一時的嘉業堂藏書至此大概已經散失殆盡了。

　　綜觀嘉業堂藏書史，自興起至衰落前后不過半個世紀，呈現出興起得快衰落也快的特點，這種“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書過程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雖然辛亥以來還存在私家藏書賴以存在的基礎，但要求廢除舊式藏書機構，建立新式的公共圖書館已形成一種社會的趨勢，如嘉業堂般的藏書樓已日益暴露出不適應時刊發展的弱點，三十年代，蔡元培參觀嘉業堂后感慨道：“可惜太舊了。”就是對此的最好注腳。

　　其次，劉承干本人主要從事的是工商業，藏書不過是興之所至以及為父親編書而為，就總的情況來看，劉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購書后，已將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業活動中去，而對藏書業則過問較少，熱情大減。

　　再次，藏書樓制度不嚴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階段人員配備較齊、分工較明確外，其余時候人手奇缺，幾乎無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書的庋藏混亂。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嘉業堂興衰的半個世紀正是中國歷史上新舊交替、跌宕多姿的五十年。嘉業堂藏書的出現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其衰落也是時刊發展的必然。盡管劉承干想使他的藏書“世守勿替”，但服務對象相對狹窄的私家藏書樓其生命力是不會持久的，它必然被服務大眾的新式圖書館所取代。

　　中級文學職稱論文發表：《雜文月刊》是我國惟一刊登雜文、隨筆、小品、漫畫、諷刺小小說、雜文學術文章，轉載其他報刊雜文精品，并在海內外公開發行的雜文類綜合性雜志。2004年改為半月刊，分別以“原創版”、“文摘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