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也出現了一種全球化或者趨同化的現象。文化的全球化進程會對各民族文化帶來各種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抵制，這就帶來了文化本土化現象。文化的全球化與本土化是一對對立的矛盾進程，兩者之間的互動和共贏是全球文化發展的關鍵。文學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學者應該具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同時持有一種平等看待外來文化的心態，發展和保持本土的文化個性，促進文學的發展。

　　關鍵詞：文化 文學 全球化 本土化

　　近年來，隨著全球性的資本化、跨國資金的運作以及網絡時代的來臨，科技與信息的迅速傳播已經將全球連接為一個地球村，世界各國的交流獲得史無前例的廣闊空間。全球化已經成為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密切相關而又使我們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全球化的現象決不是經濟上孤立存在的，它所產生的影響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文化或者文學的全球化。

　　一、文化的全球化

　　關于“全球化”這一術語的起源，人們可以把它追溯到加拿大的傳播學者麥克盧漢。上個世紀60年代初，他提出電視等現代電子媒體將造就出所謂的“地球村”的看法。進入80年代以來，經濟、金融、科技的“全球化”成為一種社會現實。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一種“文化全球化”的提法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的人甚至干脆稱之為“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通訊、信息的一體化”。

　　關于文化全球化，有些西方學者把全球化視為人類歷史的一個最新的發展階段，他們似乎認為出現了一種為當下全人類都接受的話語和價值觀，聲稱“全球化”已經取代了現代化。在談及文化全球化的問題時，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認為，世界變成單一運作單位的“全球化”趨勢，造成單一民族國家的完整性和控制力的下降;造成跨區域性的研究組織、團體的大量增加——這當然也就促進了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間的交流;再就是科技的飛速發展將造就新的感受方式，尤其是第三點，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徹底的置身于同一個文化交流的網絡之中。在對全球化持樂觀態度的學者眼里，文化的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通過交流、融合、互相滲透和互相補充。在這里，各民族文化區域的資源可以被全人類所共享、共有。人們可以在不同的國家吃到美味的中餐，買到巴黎最新款的時裝和香水，看到好萊塢的最新影片。各種文化處于不斷的溝通和交流之中。

　　但是包括米勒、賽義德、詹姆遜、佛克馬在內的那些國外學者，他們更多意識到的還是 “文化全球化”造成的負面影響。佛克馬認為所謂的“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曾指出當年殖民地國家的文化被剝奪或被篡改的過程，正是今天所謂的“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已經或將要在文化上遭遇的厄運。對于全球化在文化中的表現，詹姆遜認為，“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標準化;美國的電視，美國的音樂，好萊塢的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東西”。正如這些學者所擔心的，對于發展中的弱勢國家來說，全球化是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通過自己現在的經濟強勢而實現對于弱勢國家和民族的大規模控制，其中當然也包括文化領域的控制活動。強勢文化成為全球文化的領導者，而弱勢國家的文化自主性瓦解，他們對于強勢文化的文化領導權默認和服從，從而更進一步造成了弱勢國家和民族文化發言權的喪失。菲力浦•英格哈德認為，全球化在“通過市場使世界同質化，從而消除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

　　二、文學的本土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者趨同化現象，它使得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滲透到其他國家，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但是這種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勢力的抵制，中國在90年代不斷推行的主導文化，以及在學界滋生的回歸傳統“國學”的愿望，都顯示出與全球一體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也就是文化的本土化。

　　斯賓格勒所提出的文化相對主義認為，世界上有多種多樣的文化形態的存在，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是彼此隔絕的獨立運動，都有其各自存在和發展的理由。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其價值判定都來自于本民族的需要，與本民族的獨特的環境相適應。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對的存在，沒有低級高級、原始文明、先進落后之分。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理論成為了文化本土化的思想基礎。

　　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個性，文化的本土化復興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中各民族對本土文化的重視與關愛，是文化弱勢國家在面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威脅時對本民族文化的維護。在現實世界中，文化的本土化有時表現為對本國傳統文化的歌頌，有時表現為對外來文化特別是歐美文化的排斥，有時則表現為兩者。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伴生物，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并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征，若想掩蓋或抹去這種特征，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見，全球化只有通過本土的接受和實踐才能得以實現。正如奈斯比特所說“我們越是全球化并在經濟上相互依存，我們就越是做著符合人性的事情;我們越是承認我們的特性，我們就越想緊緊依靠我們的語言，越想緊緊抓住我們的根和文化”。

　　因此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也就是文化的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的矛盾，或者說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矛盾。而未來世界文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作用。

　　三、中國文化或文學的出路

　　全球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雙刃劍，對中國來說也是如此。正如《全球化與文學•后記》中所說，“全球化不是我們的選擇，而是我們的處境。經濟、科學技術、交通、通訊，這一切發展起來以后，無論生活在天涯還是海角，只要是地球人，都成了鄰居。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自足，那種‘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的傷感，都已經成為過去。對此我們無法選擇，我們所能選擇的是，在這個處境中做什么”。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文化帝國主義的威脅，要如何保證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維護“文化主權”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課題。

　　全球化條件下，各種文化蜂擁而至，不出國門就卷入國際文化的漩渦，文化的交流和沖突隨處可見。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文化格局正是當今民族文化所面臨的處境。中國悠久的歷史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并不只是僅僅保持一成不變的狀態就可以了，在各種文化的沖突和整合中不斷發展才是本國文化的出路。中國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就必須要立足民族文化傳統的根基，正確認識和評估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增強融合異質文化的能力。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費孝通先生曾提到一個“文化自覺”的概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這就要求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對中國古老悠久歷史的清晰認識。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我們形成了自己相對穩定的文化民族性。我們有自己的琴棋書畫的傳統，有自己的“興觀群怨”的詩學宗旨，有自己獨特的儒家思想。這種文化自覺是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文化的“主體意識”。只有擁有這種這種文化自覺再加上平等地看待外來文化的心態，現代知識分子才可能在全球化的沖擊下保持清醒，才能夠在不損害中國文化精神本質的前提下，擴大中國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

　　于全球化下的文學，王一川《“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國文學》中指出，在全球性語境下，中國人的時空模式、道器關系、傳播媒介以及審美表現范型都將有所改變。如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詩歌在中國文學中的霸主地位必將被小說取代。文學受到影視的挑戰，出現了由雅向俗的一個轉向。同時，文學的審美價值評判上也是雅俗分賞。關于這一點，王寧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一書的前言中也指出，全球化在文化上給我們帶來的消極影響的方面體現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產，尤其是文學藝術的創作，變得日益艱難，如果處理不當，最終有可能導致新的大眾/精英文化的等級對立”。

　　在全球性的境遇中，文學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的發展既受制于本土文化，也受制于外部文化。一種文學要在全球化境遇中健康發展，需要本土文化獨特個性的當下建構。因此我們應在借鑒以全球優秀文化為價值水準的普遍性視野的過程中，始終專注于自身的獨特文化個性的創造和張揚。未來我國民族文學將會在承續和變異中發展，既繼承和傳續那些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精氣、風骨，體現文化中的民族性特質;同時顯現出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以及現代社會的碰撞、融合中所形成的帶有異質色彩的新景觀。